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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社会生育与庆诞习俗

时间:2023-08-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辽金元社会中,人们十分重视生育和庆贺生日的庆诞活动,并有种种风俗习惯。其中承天太后于统和二年至四年的三年时间里便曾三次举行再生礼,这就与中原传统每年庆贺生日大致相同了。他们多在年初过本命年,届时举行一些带有纪念性的庆贺活动,如饮酒、宴会,亲属朋友间馈赠生日礼物皆是。届时王子、王孙出生则要举行庆贺活动,由皇帝赐给百官金银彩缎。

辽金元社会生育与庆诞习俗

生育子女是人类自身繁衍、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在封建社会里,它又是家族主义的血统传承。父母年老多病,要有子女侍养,田地财产私有,要有子女后代继承。因此传宗接代的生育问题,自始至终被认为是人生中的大事。

在辽金元社会中,人们十分重视生育和庆贺生日的庆诞活动,并有种种风俗习惯。其中,重男轻女的现象十分突出而成为定势。生儿称“弄璋”,生女称“弄瓦”,以玉与瓦相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对生育男子的重视,俗语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是指男子在家庭接续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女子生育后要抚养,长大后要出嫁,要为她办嫁妆,出嫁后成为他姓门户中人,俗话说女子出嫁犹如“泼出去的水”,说明社会上重男轻女的实际情况。

富贵人家生女孩不存在抚养和出嫁时赔门钱财的费用,但在贫穷的家庭里无疑就成为生计上的一大负担。因此在穷乡僻壤贫穷之家考虑到家计贫乏和劳动力的接续,往往愿意生男而不愿育女,乃至有弃婴溺女的行为发生。如《通制条格》卷4《女多淹死》条所载元代在西北地区的哈喇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城子里,生女孩儿多有扔在水里淹死。在内地的江南及荆楚一带,也同样有这种溺女的事件发生。

在辽金元时期各族人民对于生日的理解并不一致认同,女真和蒙古人早期,根本就不知道生日有何等意义,他们仅知道有生年而不知道有生日。只朦胧地记得那一年草青时是他的出生年,而懵然不知道生日究竟在何时。但当他们渐渐接触汉族文明之后,便很快地接受了唐宋以来的传统,采取庆贺生日和祝寿的活动,以增添家庭的和乐与欢庆。

辽代贵族们有举行追忆生日的“再生礼”活动,这是契丹的特殊礼俗,本意是表达人子对母亲生育劬劳的思念,借行此礼以启发子女的孝恩之情。[30]再生礼即始生之礼,又称“覆诞礼”,通常每隔十二年举行一次,有时也可以提前举行。此礼在契丹帝王、太后、太子以及统兵马的大官如夷里堇大王等贵族范围内广为流行。今以辽帝再生礼的奉行仪式为例,略见一斑。

皇帝在行再生礼之前,由有司预先选择好举行仪式的地点,设置产房,名为“再生室”,再在室之东南方向依例设植三根岐木,到皇帝诞日,于再生室内置童子一人,产婆(一称“医婆”)一人,又在室外置妇人一人,手执酒壶,老叟一人手持矢箙(箭袋)站立于外。此时皇帝慢步走出寝殿来到再生室,脱去朝服,赤着脚,手携童子绕过岐木之下三次,每过一次均由产婆默祷,喃喃致词,祝皇帝安好,并举行拭摩皇帝身体,继之童子又过岐木七次,然后皇帝躺卧在岐木侧旁,由老叟击打矢箙,口中喃喃说道:“生男矣!”于是由太巫捧着布巾覆盖在皇帝头上,产婆也从妇人手中接过法酒奉献,太巫再跟着奉上襁褓、彩结等包扎新生儿的衣服物品,口中念念有词,进行祝赞。又预选老人七人捧着写有皇帝名字的彩帛,跪地进奉给皇帝。然后,皇帝进拜祖先的图画御容,至此仪式完毕。此后举行盛大宴会,群臣百僚向皇帝庆祝再生。[31]

此种象征生育的仪式是契丹族早期传统。早在契丹先世阻午可汗时就开始实行,到契丹称帝立国之后,礼制更加繁缛隆重。此礼直到辽末仍一直沿承不息。

辽人再生礼定制是每隔十二年举行一次,这大概与北方民族以十二生肖如子鼠、丑牛、寅虎、卯兔每隔十二年轮转一次有关。因为北方民族有过十二年为本命年的风俗习惯。[32] 不过再生礼定制虽为十二年,但亦可变通。据朱子方《辽代复诞礼管窥》一文的考察,辽代举行再生礼见于记载共有二十次。其中完全符合规定的仅有四次,年数虽符合十二年,而月份不符的有四次,不符合十二年的有五次,年岁不详的有七次。其中承天太后于统和二年至四年的三年时间里便曾三次举行再生礼,这就与中原传统每年庆贺生日大致相同了。[33]由此亦可见定制与实际施行并不一致而带有极大的灵活性,切不可一律看待。

再生礼作为庆贺皇帝生日的仪制,它是在契丹国俗基础上升华的产物,但在契丹臣民中亦应有“再生礼”的传习。迄今东北民间还流行着过本命年的风俗。人们每届本命年,虽不举行纪念仪式,但以穿着红裤衩或腰系红腰带来表示纪念和庆贺,追溯源头,颇与契丹皇帝行再生礼时“奉襁褓,彩结”等物以祝赞的仪礼有相似之处。又这种过本命年的风俗在蒙古族满族中间亦流传甚广。他们多在年初过本命年,届时举行一些带有纪念性的庆贺活动,如饮酒、宴会,亲属朋友间馈赠生日礼物皆是。又据满族老人记忆:居住在北京的满族前辈,一直过本命年,认为本命年为多灾多难之年。每逢此年,要身佩红腰带,为的是祛灾避邪、保佑平安。其中就寓有“祈福”之意。这种过本命年的习俗,看来是源流远长了。[34]

元代蒙古人的生育视其社会地位有不同习俗。帝王后妃们在生育期前的一个月便要从宫帐中搬迁出来,另行居住在宫外侧旁临时搭建的毡帐中,这种行为大概是为了保持宫帐洁净清爽,不受污秽血腥所染。届时王子、王孙出生则要举行庆贺活动,由皇帝赐给百官金银彩缎。蒙古语称之为“撒答海”,即汉语所称的“洗儿礼”。及婴儿满月之后,生母抱着婴儿再搬回宫帐内寝居。此后,就可以过正常生活[35]此即汉人习俗中所称的“满月”。通常仍要举办酒席以庆贺,亲戚友朋则馈赠礼物。(www.xing528.com)

不过贫穷的蒙古妇人生育时则简单朴易、少有礼节。《黑鞑事略》载蒙古女子达婆在野地生子,才毕,用羊毛揩抹血污的婴儿后,便用羊毛毡包裹,捆束在小车内,“径扶之马上而行”。她们逐水草而生活,随时要移徙搬家,操劳家务,根本无暇在一定时期内好好休养身体,只能马虎地把小孩捆束起来,而自己则投入游牧生产活动中去。贵贱贫富的差别在生育中反映又是多么地悬殊!

辽金统治者重视生日的庆祝活动。他们沿袭着唐宋以来定皇帝诞生日为节日以示庆祝的传统。如景宗生日为“天清节”,圣宗生日为“千龄节”,道宗生日为“天安节”,天祚帝生日为“天兴节”等。[36]每逢生日,全国上下举行庆贺活动,“举宴设乐”,大事庆贺,有时且举行赦免罪囚活动,以示皇恩浩荡。《辽史》卷21《道宗纪》载清宁元年十月庚戌,以圣宗在时生辰,赦上京囚即是一例。在庆生日活动时,贵戚大臣以及国外使臣们均有贺表并奉献上隆重的生日礼物。礼物各视其礼数而有异。《辽史》卷95《耶律陈家奴传》载其在重熙年间“会太后生辰进诗,献驯鹿”。五代时北汉、后周及宋,每逢辽帝生日均特派专使前往道贺,使者称“贺生辰使”(一称庆贺生辰使),贺礼特别崇重。此外,辽贵族们包括王公、后妃、公主等亦各自有庆贺生日的活动。可说是君臣同乐、上下同风了。

金代初期女真贵族有用佳辰节日作为自己生日的习俗。在女真族兴起前,他们的生活十分俭朴,只记得生在哪一年,却记不清楚自己的生日究竟在何月、何日。自从他们与汉族接触之后,渐染华风,亦有了庆祝生日的活动。由于他们对出生日月毫无所知,便自作聪明,往往选择传统节日中的一个日期,如元旦、正月十五、端午、七月七日、中秋、重阳等佳节作为自己生日的标志。《大金国志》卷12载:“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青为一岁。”自兵兴以后,寻染华风,帅将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三月三日)、国主亶(金太宗)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七月半)下元、四月八日(佛生日)皆然。此种以佳辰节日为君臣生日的活动可说是金人的特殊习俗。

金代皇帝每逢生日,亦必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如金太宗皇统七年生日,宋遣贺生辰使前来道贺。所献礼品就有“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37]丰厚的贺礼对于辽、金两国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对宋统治者来说则是年年必须贡奉的沉重负担,不过就政治上来说,则是通过以钱物买睦邻,其目的是修好邦交以靖边庭的安全而已。

元代蒙古统治者庆生日不像辽代皇帝有具体的生日节名,而统称为“天寿节”。自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以来,凡遇天寿节,自京城大都到地方的路府州县纷纷举行庆祝活动。若以在京为例,届时在京大小官员一齐朝见皇帝进寿,祝“万寿无疆”。地方所在官吏亦率领僧道,在当地大寺庙中行香,遥祝皇帝长寿康健。各地还把庆生日活动与游乐结合起来。届时,搭建山棚、看台、广设百戏、歌舞,大张筵席,欢呼作乐以表庆贺。《通制条格》卷6记载州县庆贺皇帝生日时要勾集诸色社直、行户装扮成佛道神仙、人物故事等种种角色,又预先把设在寺庙中的“万岁牌”迎请到官衙正堂,然后由差役兵丁等抬牌到街衢坊巷及乡野郊村,便于百姓聚观的地方,官吏等一行人物则率领僧道人役抬扛仪仗、坛面,此时众音乐俱作,铙钹、鼓板、箫笛齐奏,幢幡、宝盖、旌旗拓展飘扬,由诸色行户所装扮的社直、娼妓、宫监之类杂七杂八的人员一齐出动,沿着街坊衢巷游行演出,观者如云,人山人海,极尽热闹。因此每逢举行皇帝生日的庆贺活动、国家和政府所花钱财为数甚巨,犹如流水般流淌不息。到了元代末年,国帑匮乏,顺帝为了节约开支,每逢诞日辄下令禁天下屠宰牲口,停止设宴奏乐。顺帝是个末代君主,但他禁杀生、不靡费的生日活动,仍是值得称道的禁侈从俭的举措。[38]

在辽金元时期,朝野官民也有过生日的祝寿活动。高龄的长寿老人称为“人瑞”,由地方官衙申报朝廷,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如赐米、赐帛之类,并把此荣誉记录在史馆的册籍中。《陔余丛考》卷42载:“《辽史》霸州民李在宥一百三十三岁,赐束帛、锦袍、银带。金世宗次辽水,召见一百二十岁女真老人,其能道太祖开创事迹。上赐之帛。”这是最长寿稀有的老人,故能见之于史籍。

“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人活到八九十岁,子孙满堂,应该说是有福有寿了。显然这是可以大大地庆祝一番了。《元文类》卷33记载会川有两个尹先生,年皆九十岁,其昆弟二人,亦各自八十余岁,他们兄弟共有九个儿子,诸孙有十八人,又有曾孙数十人,可说是福寿双至、合族同庆了。因此,子孙们各尽孝道,每逢朔旦吉辰、举家上下、子孙亲戚、闾里乡邻无分远近,纷纷前来道贺,并“举酒为寿”。此时,连州郡长吏及退休家居的士大夫官僚亦车马连骑,联袂而至以庆贺人瑞。“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羡而颂祷焉”的赞慕,道出了地方乡里间庆贺高寿老人的习俗之一斑。

元代蒙古、色目官员多贪婪成性,他们往往借着过生日向下属人员打抽丰、索要钱财、名为祝贺,实为勒索。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规陋习,但也反映出庆祝生日的活动在社会上已普遍成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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