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时期衣服原料基本上承袭着唐宋以来的织物如锦、绮、罗、绫、绢、绡、棉、麻、布帛等。但辽、金、元统治民族均兴起于北方高寒之地，气温低，气候寒冷，冬天出门若不重裘厚衣，就会四肢冻裂僵硬，有碍活动。而且他们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生产所得唯有畜牧、狩猎之物，故通常所服多用牲畜、野兽的皮毛作为御寒之物。《辽史·营卫志》说到辽人的服装是“随土所宜”，“皮毛以衣”。除通常所用牛羊皮毛外，其他各类牲畜及飞禽走兽的皮毛如貂、狐、狢、獐、鹿、兔、鼠、骆驼、马、猪乃至猫、犬、鱼、蛇等皮毛均可以制作成衣。所以北方民族无论富贵贫贱均服皮衣，其差别只在于皮质的粗细、好坏，物品的稀珍和普通的不同而已。《大金国志》卷39《男女冠服》条，记载女真人衣服之俗说：“女真地处高寒‘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贱皆服之。……秋冬以貂鼠、青鼠、狐、狢皮或羔皮为裘……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袴袜皆以皮。”可说是北方民族衣着的通例。
当然，北方民族在邻近汉族地区也有农耕，垦殖土地，种植桑、麻并习作织组，故亦有用棉、麻等原料纺织成布帛织物。女真人除服皮毛之衣外，“（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由于生产技术简陋，高贵的丝织物还不能自制，多数系通过官、私交易而取得。及其统治中原及全国之后，利用其政治力量，先后建立各色各样的工艺机构招集工匠艺人织造贵族们日常所需的高贵织物。这样，其原料和产品也就繁杂丰富和多样化起来。如元代，蒙古人在征服西域、中原之后，便广泛搜集回族、汉人工匠，设局置员，织造出各种“异样纹锦”，一种名称为“纳失失”的浑金线织锦便是负有盛名的珍贵特产，它是蒙古贵族们朝会时所着的礼服原料。其制作技艺可称精美绝伦，举世无匹。
此期的服饰原料大体与历代无异。金属原料有金、银、铜、玉、石等；动物原料有象牙、犀角以及各种飞禽走兽的骨、角、羽毛等。这些都与皮革、丝麻、棉布等织物构成了衣饰原料的整体。它经过艺人们精湛的手艺，制作出各式各样具有民族风格而又具有等级差别的衣饰，其奇瑰鲜丽、光彩夺目的衣饰使人们在生活穿戴上更加丰富和美化。
由于各民族传统习俗不同，服饰之制有着很大的差别。内容和式样广泛复杂而又多样，今就诸族的冠帽巾帻、衣衫袍、裙带、履以及首饰、发饰、化妆等不同内容略述于后。
1．冠帽巾帻
冠是正式头饰。契丹冠服有国服、汉服两种。国服中皇帝有金文金冠、实里薛衮冠；臣僚有毡冠、纱冠。汉服中皇帝服通天冠、翼善冠；皇太子诸王以下服远游冠、臣僚服进贤冠。进贤冠按品服高低有三梁、二梁、一梁的差别，以梁多者为高贵，大抵承袭着传统的冠制。
冠的饰物以常用的毡冠、纱冠为例。毡冠用金花为饰，冠上或加缀珠玉和禽兽的毳毛，额后拖着用金花线织成的夹带囊可以贮发一束。纱冠形制颇如通俗的乌纱帽，没有边沿，不压住双耳。纱帽前额也缀有金花，上端用紫带结扎，末端也缀有珠玉等饰物。[1]
西夏武官头戴金银冠和黑漆冠，其制作与辽、金人有异。
金代妇人多数不戴冠而戴头巾。元代妇人则有一种特殊冠制，其特征是高冠挺拔高耸，系蒙古族传统冠饰。其冠名称为“姑姑”，亦作“固姑”、“故姑”、“姑故”、“罟罟”，有异于汉族妇人的冠饰。其冠式则是圆形高长，高者可达二尺有余。平民通常用桦皮作冠，画木为骨架，以黑褐笼罩，制作甚简朴。富贵人家则用红罗、绢绡、金帛包笼，其末端散开如鹅、鸭形状。[2]《黑鞑事略》载其冠制说：“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顶故姑。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银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路经漠北，见妇人头戴姑姑冠，有感作诗说：“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峨冠即高冠，蒙古人以头戴挺耸的高冠为时髦，步行或舞蹈时，微微摆动，姿态婀娜，引人注目。据《前燕录》记载：妇人高冠在燕代（今河北、山西北部）等地早已流行成俗，相传为唐代宫廷贵妇所戴的金步摇的遗制。此句意思是说它是由中国的北方燕代再传入到漠南北地域的。
元朝后妃及王公大臣的正妻通常均戴姑姑冠，若不戴姑姑，则戴皮帽。
帽有各种式样，据原料质地以及季节不同，有皮帽、毡帽、纱帽的区分，颜色也有红黑深浅的不同。北方民族地处高寒，多有风沙，故人不分贵贱上下，均戴帽笠。
契丹人通常戴毡笠子，即毡帽。女真人则夏笠冬帽。元代官民皆戴帽。帽檐形制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无檐，形状似兜鍪，号称“楼子”，其形制自头顶套下，可以掩蔽面部及两耳，略如头盔形状。西夏人即使贵为天子，常服亦戴红、黑毡帽；脑顶后垂着红色结绶。[3]
北人之帽多用皮韦、毛毡、纱罗、绢等物制成。通常是冬天戴皮帽、毡帽，夏天戴纱帽。纱帽通常以黑色纱罗制成。帽饰视地位高低不同。高贵者顶上用金、银装饰，地位卑微者则无饰。《草木子》说：“北人华靡之服，帽则金其顶。”视金顶为最高贵。
元代地区多居留着回族人。故回族帽颇多流行于北方地区。妇女们好时新，亦有仿效回族风俗，头戴回族小帽，外加黑罗网络罩住面孔，亦以手帕捂住嘴巴以障蔽风尘入口。
辽、金、元官民便服时，常以头巾束发或裹发。契丹人国服、汉服均有头巾之制。君臣通常所戴头巾是折上巾，亦称“幞头”。此制起于北周，流行于唐宋，辽、金均沿承。金国流行为四带巾，其制作原料用皂罗纱，巾上结方顶，有四根带子折垂于后，顶的下际部分两角各缀方罗，径长约二寸。方罗之下各附长约六七寸的条带，横额之上打成折叠状。显贵者在方顶十字缝中间缀有珠玉作为装饰，中间的大珠称为“顶珠”，用以表示身份的高贵。此外，在带旁亦各有络珠结绶向下垂拖。庶民头巾通常用芝麻罗、纱制成，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又有把称为“棹篦”的梳头用具斜插在巾旁，随时可作梳理头发之用。
辽、金妇女多戴逍遥巾。年老妇人用黑纱做成包头髻，略如男子巾状，髻上若散缀玉钿等饰物，则称为“玉逍遥”。
头巾也用以表明身份。辽代规定：契丹豪民要裹头巾，须交纳牛、驼十头，马一百匹，由政府授给一种名叫“舍利”的官，此后遂成为承应执事人员，称为“某帐郎君”。其身份要比庶民百姓高贵。辽道宗时规定：“非勋戚后裔及夷里堇副使、承应诸职人不得冠巾”，用以表示巾制的异等。
此制见于《辽史》卷21《道宗纪》及卷116《国语解》。
2．衣衫束带
衣服是穿着在身体上织物的总称，若加细分，又有衣衫、袍裙、腰带、袜履等。辽代契丹衣服有国服、汉服，其中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区别，种类繁多。如国服中的皇帝朝服，头戴实里薛衮冠，络缝，身着红袍垂饰，腰束犀玉带，脚着错络缝制的花色靴。太宗时，采取汉制更以锦袍金带，显得更雍容华贵。臣僚朝服系头戴毡冠，以金花作饰物，或在上面加缀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的夹带，或戴纱冠，不
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端结丝带，下端缀珠玉，其服式为紫色窄袖袍，腰系黄红色丝织成锦带，或并用高级皮革包扎的
带，带上装嵌有金玉、水晶、靛石等饰物，称为“盘紫”，为紫窄袍。皇帝公服着紫色窄袍，玉束带有时也服红色袍袄。臣僚幅巾紫衣，称为“展裹”。常服则称为盘裹，有红绿颜色区别。若着绿，则绿花窄袍、绿中单。高贵者披貂裘皮，以紫黑色为最高贵，青色次之。又有银鼠皮尤为洁白。若地位较卑者则服貂毛羊鼠沙狐裘皮。
金代女真人常服为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腰带称“吐鹘”。其衣服颜色尚白色。品官三品为黑色窄袍盘领，缝腋之下编成
积（褶）而不缺袴，在胸、肩、袖口上饰以金绣织物，田猎时有“春水秋山之服”，袍服有纹饰；绣有鹘捕鹅，或杂以花卉，或杂以熊鹿、山林为图案，带有浓重的生活气息。[4]
金人衣服尚短，便于行动。通常不长至膝下，以取便于骑射。腰带镶嵌有各色装饰品，以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带
周鞓有大有小。小者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䤩尾插入带头的方形束带中，其镂琢纹饰亦多用春水秋山图案。带上左边佩符牌，以志识别，右边佩刀，随身所用。贵重的佩刀以精炼的镔铁铸成，柄用鸡舌木。柄上镶嵌着有三事、五事的宝饰。
金代妇人服装辫发盘髻、无冠、或裹逍遥巾，各随所好，此也见于上述。其常服则着白大襖（袄）子，下摆如男子道服宽大。裳亦称锦裙，以细铁条做成圆圈，裹以绣帛，外面再罩以单裙。建朝之初，内廷妇女习尚简朴，间或遇上雨天，即使贵为后妃，亦脱去袜履，跣足而行。此后逐渐汉化，衣饰整肃鲜丽起来。其常服之裙遮至膝前的围裙，亦称“襜裙”，多用黑丝色织物，裙面上编织或刺绣成金枝花纹，周身打六道褶子。上衣称为“团衫”，用黑、紫或皂、绀等色，直领，左衽，腋缝两旁复打成二道褶子。衫前边长拂地，后边曳地有一尺余，不露两足。腰上束带通常用红、黄两色，前面的束带双垂至下齐。若已许配出嫁的女子则服套衣，名为“绰子”，制作方法略如妇人衣服，用鲜艳的红、银褐、明金（黄）等颜色。衣襟多彩色交领，绰子下端也是前边拂地齐平，后边则曳地约五寸余。[5]
蒙古人服饰男子结发，垂两耳，顶笠着靴，略见上述。其服式特点有异于契丹、女真的左衽，衣领为方领。其旧俗以皮毛为衣，比契丹、女真人质朴无华。张德辉《岭北纪行》说：“其服非毳革不可。”王公贵族皆“衣纯白裘”，上下等级服制并无严格区别。及入中原之后，很快地习染上汉族的奢华之风，衣服用纻丝金线织成，颜色用红、紫、绀、绿等，花纹有日、月、龙、凤，乃至西天佛像，贵贱间还设有严格的等差。[6]腰间有多层细密折叠，用红紫帛织成线带束腰，称为“腰线”。腰围紧束突出，色彩鲜艳好看，以便于马上骑射。此亦见于《黑鞑事略》。(www.xing528.com)
元代还有一种名称为“只孙”的特色礼服。凡元旦受朝贺、大会诸王宗亲在殿上宴飨时，上自天子、下及公卿臣僚以至侍卫、乐工均服之。只孙系音译，或译作“质孙”，意思是指一色衣。它是用锦绣织成，质地有精粗之异。又有冬服、夏服的区别。官员上下、品级之间也有等别。如天子只孙冬服有十一等，夏服有十五等。百官只孙冬服有九等，夏服有十四等。只孙服在肩、背等处镶缀着珠玉等饰物，民间习俗称之为“珠衣”。凡朝见时着此服称“只孙服”，赴宴时则称为“只孙宴”。
对只孙服与只孙宴这一特殊衣冠仪制，在元人的诗文中多有咏记。如王逢《梧溪集》卷5《古宫怨》有“万年枝上月团圆，一色珠衣立露寒”之句。《元诗纪事》卷17柯九思《宫诗》之五注文说：“凡诸侯王及外番来朝，必赐宴以见之，国语谓之‘质孙宴’。质孙，汉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元史》卷78《舆服志》记只孙服制甚详，兹不备举。[7]
蒙古人穿衣有虚袖的习俗。其外衣裁制时于前臂肩膀间开缝，内衣中的两手可以在外衣缝间伸出。外衣两袖双悬反纽在衣服背后的缝间，好像有四个臂一样。《大义略叙》说：元人“衣以出袖海青衣为至礼。其衣于前臂肩间开缝，却于缝间出内两手衣裳袖，然后虚出，海青两袖反双悬纽背缝间，俨如四臂”。海青衣当是礼服上织绘成“海东青”鹰的纹饰，取其鸷猛飞翔迅捷之意。这种重衣虚袖的穿着方式，当与北方气候寒冷有关。重裘而衣便于御寒，虚袖反纽便于狩猎、骑射及平时各种操作。现代游牧民族的衣式至今仍保留其遗风旧俗。[8]
北方民族极重衣带，带俗称“束腰”，平常为紧身保暖，便于骑射，源于生产及生活所需。在等级社会中亦作为装饰，表示尊卑等级以壮观瞻。故带的原料质地、装饰物都十分讲究而又有等级区别。
辽代无论国服、汉服均佩带，皇帝朝服佩犀玉带、金带、白银带，公服佩玉束带，汉服佩九环带。臣僚佩以红、黄等色丝织成外包皮革的
带，带上用金、玉、水晶、靛石等饰物镶嵌。金玉带为五品以上官佩带，带上系囊。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砺石、金鱼袋；武官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称为
七事”，这是沿袭唐代服饰之制而来。六品以下官则佩银带，八九品佩瑜石带，各有品级之差。
金沿辽制，亦束带佩鱼饰。佩鱼饰有双鱼、单鱼之别。束带上有称为“
”的带具。饰物质料和数目随服用者身份而有不同。
的数目以多为贵，周鞓（音tīng，厅）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䤩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有春水秋山的纹饰。带的左边佩牌符，右边佩刀。刀以精炼的镔铁制成，刀柄俗尚喜用鸡舌木。有双距者为上品，或镶嵌以三事、五事饰物。[9]
元代束带俗称“裹肚”，通常以红紫色帛编织成线条形状横系在腰间，故亦称“腰线”，彩色鲜艳好看。官员按身份不得擅用或滥用。如侍卫控鹤（人员）除因公执事外，其只孙袄子裹肚帽带平时均由官府收藏，若逢承应当差，则关取使用。其他诸色人等则不得随便使用。但诸王随从人往往利用特权，违法系裹肚束带，以抬高身份。亦有唯利是图的工匠私自打造出卖图利，但政府对此均有明令禁止，违者处罚。[10]
3．鞋袜靴履
鞋袜靴履在辽金元时期南北异地各有不同。北方游牧族常着紧身裤袜，脚上着以皮革制成的靴。[11]南方中原及山地百姓则多着布鞋草履。
辽代靴制皇帝所着为错落缝制并有各种颜色花样。公服时着六合靴，金代官员通常着乌皮靴，儒生着皂靴，平民百姓着黄黑油皂腊靴。西夏人同于辽、金，君臣上下皆着靴。元代规定：平民百姓“靴不得裁制花样”。
金代初期女真人服饰鞋履均极简单。《大金国志》卷32载其建朝之初，内廷妇女有时或偶逢下雨，即使贵妇后妃，“亦去袜履，跣足而行”。后渐汉化、鞋履穿着亦考究起来，花式花样翻新。其靴鞋常履的式样是“前尖后高”，即今日所称的尖头高跟鞋，元杨廉夫有诗云：“绣鞋蹴踘句丽样，罗帕垂鬟女真妆。”描画出金元倩妆妇人的装束。他们着绣鞋踢球是仿照着高句丽式样，可见服饰穿着的流传，是彼此模仿学样，伴随着时代潮流而不断翻新。[12]
4．发式、首饰与化妆
北方民族有编发的习俗，编发亦称辫发、结发，即把头发编结成辫子。女真人“其俗皆编发”。[13]其发式是剃去头上余发仅留脑后颅发，编结成辫子，用彩色丝带缚扎，垂于肩后。此遗制为后来满清人所承袭。《三朝北盟会编》卷115宗泽奏疏内所称女真人皆“辫发盘髻，无冠，髻尚低”的记载。蒙古人辫发则盛行三搭发式，即剃去顶发四周，仅留脑后颅发一束，编结成长辫子，用彩色丝带缚扎，垂于肩后，又把额头前后剪短分散垂于两耳边，结成两个髻，拖在左右肩的衣袄上。这就成了三搭发式。此式在辽金初期蒙古人颇盛行，君臣上下皆同，即使汉人降臣亦不例外。南宋将领黄万石投降元朝后，立即依照蒙古人编发习俗，削顶发剃成三搭辫发，用以表示改变汉人发式臣服于元。此种发式因左右发垂肩，“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故俗称为“不狼儿”。[14]蒙古人亦有从简从便之法，将三绺发合编为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拖垂于衣背之后，也有把辫发盘结成“纱练椎”的模样，即通常所称的“椎髻”。一般牧民多流行椎髻，取其简便。
西南少数民族亦盛行椎髻。如云南昆明、贵州播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即是“椎髻披毡，俗以射猎山伐为业”[15]。
金、元妇人髻式，各有不同式样。金俗女真妇女辫发、盘髻，髻尚低矮。元代蒙古妇女则喜好高髻。至于头上的饰物则有各式各样的头饰，其尊卑大体上多为金银錍钗之类。
金、元人头饰还有簪花的习俗，或插在鬓边，或插在帽檐上。宋使臣颜师鲁、莫濛先后出使金国时，金接待的礼宾官员请他们簪花听乐，看来是一种礼待。金人赵秉文有《戴花》诗云：“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元遗山有诗云：“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又元人贡师泰诗云：“忽见草间长十八，众人分插帽檐前。”又黄庚诗中也有“插花归去蜂随帽”之句，[16]可见自宋以来直到金、元都有帽边插花习俗的流传。
北方民族无论男女都喜欢戴头饰。饰物多样，普遍以金、银、珠玉、翠花、羽毛作装饰。不过他们有身份等级的差别，如庶民百姓戴帽笠，就不允许用金、玉作饰物。又女真男子有戴耳环的风俗。耳环可大可小，多用金、银为饰。也有双圈重环，即在大圈下再挂小圈，坠于肩上。西夏人及蒙古人亦仿效金人习俗俱戴环形耳坠。[17]
金代妇女若是官员家属，允许以珠玉为头饰，庶民妇女则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翠毛除装饰花环、冠子外，其余也都禁止。到了元代，则规定：妇人首饰只许用翠花并金、钗、錍各一件，耳环可以用金、珠、碧甸，其余并用银饰，似比金代对首饰用料放宽得多。
妇女化妆在辽代有“佛妆”的习俗。所谓佛妆即是以黄色颜料涂面。《使辽录》记载说：“胡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18]据史料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周宣帝后宫妇人即有涂黄的习惯。宣帝曾下诏禁天下妇人施粉黛。除宫人之外，皆黄眉墨妆。可见北方民族涂黄有悠久的历史传统。[19]到了唐代，黄眉墨妆则已成为妇人时髦打扮，称为“时世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便载有“黄星靥”的面妆。
辽代燕京风俗把有姿色、面上涂黄的女子称为“细娘”。宋人彭汝砺有诗道：“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这是咏辽代妇女黄妆涂面已成习俗，可是从南人看来，则是少见多怪，竟惊骇得疑为瘴疠所染的病态模样。不同的时俗、地区在视觉上感触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蒙古妇人化妆初期极简朴，竟有用狼粪涂面以为美妆。及进入中原之后，渐染华风，贵家妇人喜欢汉族妇女化妆，用涂脂抹粉来打扮自身的美貌。
在身体的装饰上，西南少数民族也有其特殊的风俗，他们有在牙齿上套装着金银镂片或口嚼槟榔使牙齿发黑，亦有在面部和脚上刺绣花纹以表示美观。今日傣族的先民在元代称“金齿人”，他们即是用金镂片镶嵌在牙齿上而得名。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其人用金作套如齿形，套于上下齿，男子都如此，妇人则不套。”睹此可见各地区、各民族审美的异趣以及习俗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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