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堵截也罢，总括性规定也罢，例示性构成要件也罢，总应尊重汉语的底线。其次，立法者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个所谓的兜底条款来定义非法经营罪，定义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中含有被定义项（非法经营罪），这没有尊重逻辑底线，显然是不妥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并未规定任何构成要件，只会背离罪刑法定主义。
平衡机制认为，兜底条款既要实现堵截功能，也要维护明确性背后的人权保障思想。而这种平衡在对立学者那里，都被打破：倾向于限缩非法经营罪成立范围的学者，致力于维护明确性背后的人权保障思想。而倾向于扩张非法经营罪成立范围、堵截刑法漏洞的学者，则致力于补充法规则的域内实现。而双方的基本材料则是完全一致的，即“其他”。那么，依靠“其他”这个词汇能不能实现堵截功能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实现堵截功能。因为“其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明示，其内容是空的，需要结合其他部门法、文化规范、刑法教义等予以明确和落实。否则，每个罪名的最后都加上一个“其他”岂不是刑事立法就完美了？如其他杀人行为，其他强奸行为，其他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其他放火行为，等等。显然，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立法完善是虚幻的。(www.xing528.com)
既然“其他”不能实现堵截功能，那么，实现堵截功能依靠什么？显然，通过刑法文本内部的循环是不可能实现堵截功能的，必须通过刑法文本语篇的外部循环。[49]外部循环的材料，包括案件事实、引证规范、社会文化、法律体系、公序良俗、域外立法司法成果和法官的个人经验等，包括了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而最基本可行的做法，是前瞻性预见非法经营罪可能的类型，并在成熟的时候分别加以立法，例如非法经营专卖物品罪、非法经营金融服务罪、非法经营非法出版物罪（即非法买卖非法出版物罪）、非法经营教育培训（非学历课外培训班、高考复读班等）罪、非法经营证券咨询业务罪，等等。也就是说，必须把“其他”的具体内容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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