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研究的真正意义

什么叫研究？

中文的词汇很丰富，“研究”两字可以有各种含义。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含义其实并不清楚。发表了文章就算研究吗？有人说，世界上发表的论文95%是浪费了的，回头看看科学的历史宝塔，有用的也就是5%而已。我认为，我们当前的研究存在三个大问题：一是缺乏创新的文化，二是缺乏创新的精神，三是缺乏创新的战略眼光，我就这三点简述我的观点。

第一是创新的文化价值。同济大学有一位名誉教授许靖华先生，是我们这行的国际权威，他在苏黎世高级工学院退休时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为什么牛顿不是中国人》。他的意思是想说现代科学的起源，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中国，而是发生在英国，确实值得深思。科学创新是文化的一部分，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科学的价值，但如果我们首先考虑的只是它带来的价值和利益，这样就走味了。科学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科学家热爱它甚至可以献身。科学能产生价值，那最好，如果眼前没用，我还是要研究，因为我爱好。我们就该用这样的精神去研究科学。回顾现代科学史，英国确实了不起，出了多少开创性的大科学家。例如，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他并不上班，没有工资，没有奖金，家里很富裕，太太更有钱，他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思考一些科学问题，如果没有人催他，他还不愿意发表他的成果。这种研究风格与我们有很大不同，英国的文化与中国的也不一样；另外，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在创新精神上也有差异。农耕文明最重要的是稳定，能够代代相传；海洋文明全靠闯荡，蹲在家里没戏。

图1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资料图片）

图2　伦敦南郊的达尔文故居（上）以及他在院中散步、思考的沙子小路（下）（资料图片）(www.xing528.com)

这两种差异导致历史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要把责任都推到老祖宗身上，我们又真正鼓励多少科学创新呢？中国几十年在搞运动，学术也可以搞运动，例如，当年宣传陈景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引起全国许多人都来攻各种各样的哥德巴赫猜想。德育崇尚信仰，科学贵在怀疑。德育在于相信，科学却不是这样的。而中国的文化却有过多的相信，这是农耕文明的缺陷。1955年我到莫斯科大学时，还没有批判斯大林，当时学生写论文先引用列宁的话，然后再说自己的观点。我们“文化大革命”时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苏联，文章不仅要引用语录，还要用黑体字标出。会看文章的人，凡是见到黑体字统统跳过，因为这些都是引语。应当承认，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中，存在着不利于创新的成分。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制中还不时觉察到当年科举制度的遗传基因。

第二是执着的精神。这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话，他说他的文章是在“三上”写的——马上，枕上，厕上。欧阳修“三上”的意思是说，你真的要做科学的话，你就要入迷，而不是临时抱佛脚。我非常喜欢坐飞机时想问题，坐在窗口看着云层，海阔天空想问题，有许多科学的闪光亮点都是在路上闪现出来的。台湾留美物理学家陈之藩写过很好的散文，说通用电器公司在大楼转角处都有桌子和笔，便于科学技术人员有一个念头时可以立刻写下来，免得稍纵即逝。世界上好的成果都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而是憋着气写出来的，好的文学作品是这样，科学也是这样。科学家的成绩都不是在聚光灯下的，而是在不为人知的实验室角落里诞生的。王国维先生（1877—1927）曾经提到做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很容易做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个“衣带渐宽终不悔”，那时候还能坚持下去，就不容易了；第三个“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能达到这点的就很少了，这也要看你的运气、你的造化。有的大科学家一生潦倒，身后才被社会承认，由儿子出来介绍他父亲当年的故事。

图3　王国维先生（资料图片）

第三，要有一种战略的眼光。不光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这就是战略科学家的问题。真正做到抬头看路，要求是很高的，首先要知道路在何方。我是学古生物的，20世纪80年代在澳大利亚跑了半个澳洲的海岸，想研究海岸带的有孔虫，还想做全世界的。好在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有前辈点拨我说这些是“雕虫小技”，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作古海洋学，这是瞄准深海的，一开始惨淡经营，现在国家重视深海了，而这正是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的特色。我们坚持坐冷板凳的精神，终于得到国家的承认。等到我们这个实验室拿到创新团队，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后，我们又宣布转向，走出实验室去迎接海上现场的挑战，不能到此为止，抛物线到达顶点后就要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