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构拟的一个情境典型地说明了启蒙时期对以感观肉欲为基础的“快感”的认识：个体在与美女的性关系和绞架的威胁间，总是放弃前者，这就表明了“理性”对性“快感”的胜利——理性占据了美学（即“感性学”）的绝对统治地位。虽然康德的美学建构也把“快感”作为审美愉悦的一个来源并因而提升了它的地位，但同时又通过“审美的无功利性”的限定让“理性”严厉地监护着危险的快感。然而，19世纪末以降，“快感”作为美学理论中“危险的他者”，它的解放力量不断受到理论家的重视，它与理性之间的结构关系不断地得到重新理解。
尼采把酒神节日里的癫狂的性放纵和肉欲的狂喜体验当作艺术能带来的最高强度的快感，而古希腊祭祀狄奥尼索斯的狂欢节乃是一切喜庆节日的最高代表，使得权力意志与肉体实践得到全方位的融合，构成了真正的美的源泉。从尼采传统出发，巴赫金从民间文学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中提出“狂欢化理论”，认为“民间文化”及其最集中的体现“狂欢节”，通过对尽是插科打诨、嬉笑和打闹以及尽是情感的宣泄和放纵、不着实际的轻浮和浪漫的“第二种生活”的塑造，使“快感”得到释放，使物质—肉体因素得到解放，并进而重申“下部”永远是生命的起点，人体是最完美的物质结构形式，人类会繁衍的肉体才是不朽的。在巴赫金这里，作为快感释放的狂欢节并不仅仅只具有身体解放的意义，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其“意识形态”作用：对等级制度、神学、官方的颠覆与瓦解；对生命力的僵化、保守力量的解放；对一切高贵的、精神的、理想的、抽象的东西的降低。乔治·巴塔耶把快感的“解放”逻辑推到了极致，在《色情》（L'érotisme）中彻底颠倒了“猥亵”与“神圣”、“肉欲”与“理性”的关系，并强调基于肉欲的“快感”满足，作为艺术起源的“快感”满足，能够建立一种“经济”，它不以“节约”、“积累”为基础，相反却建立在超功利的“耗散”、“消耗”、“浪费”的基础上，并因而根本性地动摇着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和禁忌。
如果说，上述尼采传统对“快感”的重塑，就是对“快感成为解放的力量”（T. W. Adorno, Theory of Aesthetics）的理论表述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结构主义”传统对快感的认识则是在一系列区分中界定快感。这种认识显然要复杂得多。罗兰·巴特在《文本的快感》中把他曾在《S/Z》中对可读性与可写性的区分转化为plaisir（pleaure）和jouissance（enjoyment）两种快感之间的不对称对立关系。“plaisir”是可读的文本引发的“满足、快慰”，但由狂喜的文本（例如萨德侯爵的作品）产生的“jouis-sance”则是“一种失落状态，它使人不舒服——也许让人有些厌烦——使读者的历史、文化、心理诸方面的论断摇摆不定，使他的情趣、价值观、记忆方面的一贯态度变得动摇，并且使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产生某种危机”。巴特对快感的结构主义区分已经超越了文学批评本身，而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生本能快乐原则的快感和死本能超快乐原则的快感的区分，与拉康传统中可满足的快感（jouissance obtained）和只能期待的快感（jouissance expected）之间的区分同构。当巴特说狂喜的文本“渴望的是一种失落、断口、切断、紧缩的地盘”的时候，当他说明裸体不如“外衣遮蔽”下裸露的肌肤更能激发快感的时候，他也正是在谈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拉康主义的只能期待的快感，这种快感以缺失为前提，而永远无法满足，正如躲在帘幕后面的窥淫癖者的快感满足以帘幕的存在把现实挡在外面为前提一样。
因而，精神分析传统的“快感”概念较之于尼采传统，甚至较之于强调个体“享乐”的罗兰·巴特快感概念而言，是一个极其“悲观”的概念。快感从来都不是对“禁忌”的动摇，相反，它与禁忌以及道德、理性这些塑造文明禁忌的东西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谋关系。拉康重新拾起康德构拟的那个“绞架”情境：绞架的作为对快感满足的彻底拒绝，反而能赋予期待快感的最大值。快感是欲望的满足，其前提恰恰是满足的匮乏，匮乏、禁止、被禁止的父亲菲勒斯和法律本身才是快感之源。另外，说精神分析传统的“快感”概念是一个“悲观”的概念，还因为，在这里不存在一种叫“个体快感”的东西。个体从来都只是在进入象征界即语言、文化系统之后才能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方式、以与他者自居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欲望，因而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将“enjoyment”写成“enjoy-ment”，以显示“快感”是一种“状态”，欲望的满足总是他者（autre）欲望的象征界意指链中的转喻过程。(www.xing528.com)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快感概念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景观中一个构成性因素。在这一景观当中，快感是“经济”，因为这一经济系统以精神/肉体、遮盖/裸露、满足/缺失等等二元对立的对子再现并再生产着快感本身与禁止的施虐—受虐的同谋关系体系；快感是“经济”，因而也是“政治”——以加大、改造“快感”僭越能力的方式，甚至以“反快感”方式把“快感”从现有“经济”中解救出来，已经日益成为女权主义的政治焦点（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当然，运用“讽喻”使“快感经济”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得以显露，则是更大范围的左派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Frederic Jameson, Pleasure：a Political Issue）
（马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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