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和普通常识往往将文化视为神圣、杰出的领域，是一个相对自律、和经济逻辑隔膜的符号领域。透过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我们超越了对文化的狭隘理解，将文化带到日常生活中，从大写文化（Culture）回到复数的小写文化（cultures），文化走下被膜拜的神坛，成为和衣食住行一样与社会地位、阶级、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因素。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与“社会位置空间”的结构异质同构中。文化和社会等级、仪式制度、机构设置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须臾不离。文化资本的隐秘巫术被曝光后，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通过教育体制、文化消费、趣味等文化形式再生产社会等级和社会区分的真相就昭然若揭。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空间中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等形式。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其中文化和象征资本以最隐蔽的形式转换经济和社会资本，巩固行动者掌握的社会稀缺资源。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态：一、具体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二、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和仪器等等）存在。三、体制形态，如教育文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
文化资本与积累时间密切相关。如果说经济资本的获得是资本家通过将一般社会劳动时间抽象化，从而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的话，那么文化资本的获取和积累，与行动者遵循“物以稀为贵”原则，在一定时间中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有关。文化资本将殷实丰裕的物质财富转换为恒久的文化魅力，成为高贵性的自我界定。本雅明曾经谈到，许多选择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从事文化艺术创作的犹太思想者同其富有的资本家父辈之间的微妙关系。两代人的差异和内在的延续，沉淀了资本转化以及漫长岁月的痕迹。
文化资本和时间的关系，也体现在文化资本的体制化形态之上——权威机构签发的学历、文凭和批准的文化经典等形式。现代性社会空间由两种根本区分原则——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划分等级和位置，而教育体制已成为争夺垄断性支配位置的重要工具。教育体制在文化资本的分配和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中扮演核心角色。社会出身不同的孩子在学校场域的学习能力和学术成果与他们的社会出身有密切关系。因此同一个教室的学生，从家庭和幼年教育中继承和积累而来的文化能力是千差万别的；然而学校却漠视这些差异，把文化积累丰厚的优等学生视为“天赋”甚高的学生，反之，文化积累匮乏的学生则被认为是资质愚钝者。学生在文化积累上的不平等，泄露出社会权力和文化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分化社会中，学校全面接管教会为社会分工提供了正当性。学校颁发的文凭、学历都有助于社会空间的建构，授予文凭早已成为现代教育体制中的制度性仪式。如果说高等学校的文凭具有神奇的符咒般魔力，它使技艺、个人素养黯然失色，在劳动力市场中，一跃成为区分和衡量的主要砝码，那么，学校则是制造砝码魔力的魔术师。
和教育部门被视为价值中立机构的神话一样，趣味作为身体性情也被人们当成无功利的、自然天成的领域，社会学揭示了趣味通过习性的内化将社会区分转换成身体性的文化资本的事实。布尔迪厄对趣味的祛魅和他对康德美学的社会学批判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康德美学所期待的纯粹目光（pure gaze）实际上是与文化资本息息相关的纯粹目光，是将精英和社会大众区隔开来的文化界限感。纯粹目光是形式高于功能的目光，是以超功利方式对待艺术品的态度，是潜移默化、心领神会地识别艺术品的特定编码，是从复杂的声音、节奏、色彩和线条中感受意义和情感的能力。观看梵高的《星夜》，不是立刻想到画面对生活具象模仿得逼真与否，而是从纷乱的笔触中体验到狂乱、焦虑和烦闷的心绪。文化资本越丰富，越有可能获致和日常目光决裂的纯粹审美目光。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揭示了任何看似正当、合法的文化都是任意的、社会历史建构的、是支配阶级强置的观点。
文化任意性观点颠覆了高雅趣味和通俗趣味或大众趣味之间的神圣区隔，因为文化等级、趣味等级都是有条件和社会建构的。社会区分总是依赖趣味这种融入血液的文化资本、内化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形成自我界定的区分感。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手势、姿态、发音，以及常用的感叹词、口头禅等，都微妙地透露出行动者的社会归属、社会身份。在社会化过程中，同一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共享类似的属性，从而产生共同的社会归属。个体和群体不断卷入判断和被判断，区分和被区分的过程，将社会对他们的区分再现为他们对自身的区分，并由此获得文化和社会身份。(www.xing528.com)
在分析文化区分与社会区分的结构性同源关系时，布尔迪厄超越了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划分方式。在布尔迪厄看来，以生产资料拥有和收入的差异来界定阶级划分的单一维度，难以解释文化实践、趣味类型和个体、社会阶层的生存条件、资本结构的内在联系，难以揭示区隔个体、阶层和阶级的复杂表征。布尔迪厄还接受韦伯从生活形态研究身份群体思路的影响，更为细密地展示身份群体的对立体现出的阶级区隔，展示趣味成为社会等级标志的事实。他植根于社会历史时空，研究现代社会复杂的阶级区分状况，既考虑到现代社会中文化的阶级区分功能，又没有掉进缺乏历史内容的符号学形式研究的泥沼。这是他和波德里亚的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根本区别所在。
文化资本和趣味问题成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再现或表征问题。布尔迪厄从阶级和趣味的关系，讨论了同一阶级内部的同一性、一致性，以及不同阶级的趣味形成的差异和对立。他描绘出社会空间的三重维度：资产阶级趣味——区分感，他们推崇纯形式的审美文化；与之对立的，是工人阶级的趣味——对必需品的选择。资产阶级趣味作为正统趣味，与工人阶级的通俗趣味形成对立和排斥；处于中间位置的，是小资产阶级趣味——文化善意（cultural goodwil），即小资产阶级了解什么是合法的经典文化，但往往显得矫揉造作和牵强附会。
在布尔迪厄眼里，“文化资本”是一个在隐喻意义上运用的概念，它最终指向作为支配杠杆的经济资本。相对于经济资本的权威而言，文化资本的富裕使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凝结着不同文化资本的习性再生产了社会等级秩序，统治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在行动者的误认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同。然而，与布尔迪厄强调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功能的悲观姿态不同，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的“知识分子与新阶级”论吸收并改造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说，他乐观和激进地表达了知识分子作为握有丰富文化资本的专业群体，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支配者的观点。然而，古德纳虽然看到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能力和自治品格的可贵，但他无视专业化、技术理性化的知识分子体制极大地钳制和扼杀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公共问题的能力和激情。古德纳还未能意识到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复杂关系，意识到当代社会中经济资本仍然是强势资本，它通过体制、常识的力量正在侵蚀大学、新闻、媒体等文化领域。
“文化资本”概念的丰富阐释力，使得文化实践所包含的经济、社会权力逻辑得以彰显，使得“经典”、“文化生产和消费”、“生活风格”等问题展现出崭新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内涵。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家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建构和运用也为文化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实验提供了诸多借鉴。
（张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