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会议至毛儿盖会议：长征新观察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川西北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稀少，经济贫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汉族居民较多，物产较丰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同时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是，张国焘惧怕和国民党大军正面相抗，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人烟稀少的西康、青海、新疆等地，后来又主张南下。

两军主力会师前夕，在电报往来中，张国焘与党中央在红军发展战略方向上发生了争论。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府的战略计划。17日，张国焘、陈昌浩回电中共中央，提出南下主张。18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到达懋功县城，就战略进攻方向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需集大力向北突破平武、松潘，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是此时主要一着。而向雅、名、邓、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望即下决心为要”。20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邓味、大邑、名山。致电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天即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并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1]

为了解决红军发展战略方针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亦从茂县赶来参加。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针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在松潘、理番、懋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不利因素及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性。

张国焘在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另一方面却大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张。由于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按：上述名单排列依据会上发言顺序）都支持周恩来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包括张国焘）中央的“北上”方针。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决定》要求：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2]

张国焘为何昧于大势公然反对中央的正确方针？这是因为两军会合时，他看到中央红军一路征战，人数较少，疲惫不堪，服装破烂，武器不全，不像个军队的样子；红四方面军则拥兵8万，兵强马壮，服装整齐，士气高昂，实力明显比中央红军强。会师大会后，张国焘别有用心地向周恩来询问中央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3]他心底一直有的军阀主义、枪杆子主义、政治野心、领袖欲望一下子就膨胀起来。

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以为统一两军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保证。

为执行《松潘战役计划》，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等待红四方面军到来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道路。

但是，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指挥。一方面，他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队作战，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另一方面，他延宕北上，要求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借机向党中央要权，策动一部分人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授以“独断专行”大权。

为了顾全大局，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得不紧急商议解决“人事问题”。张闻天表示：为了团结的大计，可以将自己担任的总书记一职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赞同，认为“此职不能让”！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最后，周恩来提出并经大家同意，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4]

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代表中央宣布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借机又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想将他的亲信安插到中革军委，以将军委控制在他的手中。由于毛泽东委婉地制止，张国焘的企图没有得逞。

张国焘为了实现其控制中央和军委的政治野心，暗中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想拉拢聂荣臻和彭德怀。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还决定给他们补充两个团的兵力^[5]；又派人给彭德怀“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6]。遭到聂荣臻和彭德怀的拒绝后，他和陈昌浩又分别去拉拢博古和凯丰。张国焘知道，遵义会议上博古和凯丰都是受批判者。张国焘挑拨性地对博古说：遵义会议决议不合法，红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和凯丰都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并告诫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不要搞分裂。同时，博古还对张国焘的旧军队习气提出了忠告，劝他改掉军阀作风。张国焘气呼呼地走了。如此一来，博古大大“得罪”了张国焘。此时博古代替生病的李富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张国焘的一再反对，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不得不决定博古让出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陈昌浩兼任。后来博古还气愤地批评了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陈昌浩，说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连自己的秘书长廖承志^[7]都不救；责问他对张国焘的家长制、军阀作风熟视无睹，任凭张国焘横行霸道，其党性何在。陈昌浩无言以对，只好告辞。毛泽东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8]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称赞博古。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进一步团结，不仅对彻底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胜利完成中央红军的长征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由于张国焘蓄意阻挠，故意延宕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实施。随后，红军总部于8月3日另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北上，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会议要求必须在红军中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实际上这是对张国焘的批评。张国焘在会上发言，仍然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会议在组织上再一次迁就了张国焘，决定增补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张国焘还不满足，进一步提出提拔干部进中央的要求，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会议同时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当前的敌情、地形、气候、粮食都适宜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要求左路军迅速行动。张国焘仍不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并极力排斥在左路军中坚决拥护中央的朱德和刘伯承。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是党内常委临时分工，但从此在军事领导上“毛正周副”的局面就开始确定下来了。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又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北上方针。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两个方面军会合，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9]这揭示了张国焘错误的要害。

8月21日，毛儿盖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及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经数日艰苦行军，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史料记载，从8月24日到9月14日，中共中央连发7封电报（8月24日、9月1日、9月8日上午及晚上、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催促左路军北上，语意恳切，言之谆谆。但是，这时仍在阿坝的张国焘一意孤行，根本不听中央劝说，甚至于9月9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意即要右路军随他南下。对于这封电报，朱德表示反对，坚持没有签字。^[10]张国焘又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要求其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张国焘的错误时曾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11]

中共中央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单独北上后，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阻止，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12]徐向前元帅功莫大焉！

接着，又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带着几个人骑马追上已经踏上北上征程的中共中央及其部队。“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还是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当毛泽东和李特争论时，共产国际原军事顾问李德发现李特的手摸着腰里的手枪，赶紧上去一把抱住李特，不让他拔枪。李德身高马大，又是国际顾问，李特不敢不买账，从而又避免了一场横祸。^[13]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到7月18日的芦花会议，从8月4日的沙窝会议再到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历程。在将近60天的日子里，中共中央面对的并不仅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也不仅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更主要的是曾经作为同志的张国焘自恃8万大军杀气腾腾的威胁。一方是咄咄逼人，步步索权，陈兵耀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方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共同北上。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共中央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

9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率部北上，张国焘还是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率部北上途中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边境退却的错误；揭示了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决定》指出：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至于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是分裂党、分裂红军，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要求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促使其北上。^[14]为了继续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俄界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党内公开。(www.xing528.com)

张国焘怙恶不悛，坚持错误，其军阀主义倾向继续恶性发展。他错误地以为中共中央率领人数不多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理番卓木雕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委员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职务；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15]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鉴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和分裂红军错误的严重性，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分裂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6]

注释：

[1]上述电报均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57—45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周恩来传》，第3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4]黄少群：《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第603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5]《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79页，战士出版社，1986。

[6]《彭德怀自述》，第20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7]廖承志因反对张国焘，被张开除党籍，戴着手铐押解行军到懋功。

[8]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154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6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469页注1，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6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39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3]黄少群：《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第613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72—47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77、49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39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