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文书制度问题

现存最早有关太平天国文书的记载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1851年1月6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奏报抵广西暂驻柳州及沿途探访统筹战略情形折》。在这份奏折中，李星沅写道：“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贴伪示。”^[2]而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建立政权后，更是大张布告，遍贴街衢。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在肇始之初即十分注重文书的作用。

故而在太平天国文献中，文书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所有革命活动，诸如军事方略、政治措施、社会改革、对外交涉等等，无不见诸于此。其文书主要有五大类，即诏旨、布告、上级对下级的文书、下级对上级的文书和平行文书。而布告又分为对朝内军中布告、对四民布告和对敌人布告三种。此次在长沙发现的太平王檄文如确实为太平天国文书，当属于布告类中的对四民布告。

根据太平天国文书制度，东王杨秀清出的布告叫做“诰谕”；北王韦昌辉出的布告叫做“诫谕”；翼王石达开出的布告叫做“训谕”；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出的布告叫做“诲谕”；凡提督军务的国宗出的布告也叫做“诲谕”；侯、丞相、检点、指挥出的布告叫做“晓谕”；将军以下出的布告叫做“札谕”。各王布告都黄纸龙边，侯以下红纸无边。诰谕上画双龙，下云水；诫谕上画双凤，下云水；训谕上画双狮，下云水；诲谕上画双虎，下云水；红纸布告没有刊刻画式。凡对人民发布的文书，“一示之成，更易数四”^[3]，十分慎重。(www.xing528.com)

但在公布的照片中并看不出这种制度的痕迹，在《探讨》一文中也未见相应的描写。或许这是一篇根据原布告录下的抄件，无从保存其使用的文书典制？那该条质疑似可忽略，且如果所抄内容是从真实文书上录下，其中记载的历史信息也是颇为重要的。但细读这篇“抄件”却发现其内容也是疑窦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