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仕风特点：恪守本分、谨遵王道、不善钻营、淡泊名利

湖南作为真正独立的行省，还得从雍正二年（1724）算起。相对来讲，作为一个新建省份，其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还是具有一定活力的。有人对光绪《湖南通志》名宦列传中的859人所作的如下量化分析就证明：“力倡文教”者289人，占33.68%；“平乱抚绥苗瑶”者173人，占21.17%；“断讼整治民风”者110人，三项加起来占了三分之二。^[8]特别是乾嘉以来，湖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粮食生产、人口增长和人文素养的提高。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应归功于湖南拥有一群具有实干精神的官吏群体。

道咸年间的湖南政界体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大多数官员和仕子都表现出恪敬守职、谨遵王道的工作作风，“吾乡风气淳古，士人循循，不敢背越礼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9]。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全省办理团练事宜的成效看出来。湖南是清代比较早着手办理团练的省份，早在乾隆末年，湖南辰州府凤凰厅就因为响应政府号召，大办团练，镇压湘黔边境的苗民起义，当时凤凰厅同知傅鼐、刘名策就练成了一支比较强悍的地主武装，取得了征苗大捷，受到嘉奖。此后，湖南各地相继效法。道光末年，湖南最有名的地方团练要数新宁举人江忠源所办的楚勇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湖南不仅巡抚大员如张亮基、骆秉章等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竭力推广团练政策，而且各地纷纷办理团练，成效显著，位于全国各省之首位。除开长沙省府所在地外，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就是举办团练最积极而又卓有成效的县份之一。该县知县朱孙诒在1850年上任时，就竭力推行团练政策，并亲自召集各乡地主绅士议定团练章程，规定了各乡及城镇街坊都要积极配合办理团练。凡是没有办团练的乡，均限期举办，而且团练和保甲制度相辅而行，县设总局，管理全县团练事宜，团练金费，或按亩摊派，或由富室捐输。湘乡团练办理得有声有色，地方绅士也积极支持团练工作，连许多士人也踊跃参加。当太平军向湖南进军的时候，朱孙诒在地方绅士罗泽南、王鑫、刘蓉等人的支持下，很快拉出了一支上千人的团练武装，后来正是这支武装发展成为湘军的主要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湖南政界的先见和果敢作风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湖南其他府、州、县的团练也很有成效，如宝庆府、平江县、溆浦、泸溪、辰州、常宁、浏阳、郴州、新化、蓝山、桂阳等府县早在太平军进入该地区之前，就纷纷办理了团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湖南之所以拥有比较强大的地方武装，实有赖于一批比较精干务实的地方政府组织和干练的地方官，其中著名的代表就是曾任过宝庆知府的魁联、衡阳知府陆传应、沅陵知县刘位坦、桂阳州知州贾亨阶和该籍举人陈士杰、蓝山县知县孙恩保、永明县知县常连、江华县知县刘兴桓、耒阳知县唐逢辰等，他们积极兴办团练的政绩先后受到了朝廷的表彰。(www.xing528.com)

湖南仕风不仅体现了务实和敬业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们都表现出不喜钻营、淡泊名利的本色。曾国藩在道光戊戌年通籍京城时，所看到的湘人官京师者并不很多，且“多同时辈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尽”。曾任曾国藩老师的善化唐鉴（镜海）先生，在道光年间虽内召为太常侍卿，做了京官，但他并不热衷名利，始终潜心学问，没有半点浮躁之心，其学问为时人所仰慕。当时曾国藩经常到其住处求教，每次去都看见先生“手一编，危坐其中”，曾国藩对他非常钦佩，不禁感慨道：“民之情好声利而恶澹泊，浅者趋死禄仕，深者博文多艺，猎取浮誉，亦足以降其好胜之私。先生为外吏二十年，萧然无资积以自存，既当世之所谓迂阔。”^[10]后来，唐先生辞官回乡，归老于湖湘之间，以研究理学和潜心写作为生。又如新化邓显鹤，早在嘉庆九年（1804）就科举于乡，但“自甫掇科名，既已厌薄仕进，慏然有志于古之作者。与同里欧阳绍洛东，以诗相厉。”^[11]任宁乡县训导前后十三年，道光年间引疾归，从此隐居乡里，从事授课著作等平凡事业，纂书颇多，为发展湖南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一时期，湖南的绅士阶层中比较淡泊名利的还有道州何子贞（绍基）、武陵杨彝珍、善化的贺长龄与贺熙龄兄弟、耒阳的刘熙、衡阳的程学伊、清泉的丁善庆、黔阳的段汝霖和杨光洁、新化的谭仁命、新宁的陈鹤春、酃县的张联升、湘乡的程大闾、攸县的陈之驎、郴州的陈振玉等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淡泊名利、乐善好施、不求仕进，致力于发展地方文教、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