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追逐名利导致太平天国形成

近代以前，湖南通省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各省所在地，名宦和仕途都不是很彰显，由于独立为行省的时间不长，经济又欠发达，整个民风都显得纯正朴素，淡泊名利。随着湘军的兴起，湖南人便显得很讲究实际，一味追求名和利，好做官，想发财。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纷纷求为荐营效力，因为这是社会底层人员升官发财唯一的出路，于是常以“送子从军为快事”，即使是“避处万山丛中尤有此等营求”；对于那些军营从业人员而言，他们希望尽快得到保举、升迁，或者有发财的机会。曾国藩创军之初，奉行“不妄保举，不乱用钱”的原则，结果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功下武汉，仅保三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就保奏了三千多人，于是，许多湘军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恳切进言，曾随即改弦更张，开始大保麾下从军人员及幕僚，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和密保三种。湘军每攻克一城或者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办理一次汇报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了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服务的幕僚。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汇保和特保皆数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所以使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成为曾国藩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对于湘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帅级的人物，则主要采用了密保。但这批人员中好为官，争名利者比比皆是。如杨岳斌和彭玉麟之间，因为后者的官位高于前者，悻悻不平，以三次告假来要挟朝廷，最后得到总督位置才罢休；郭嵩焘与蒋益澧、左宗棠之间也矛盾重重，最终以郭嵩焘被挤出广东巡抚的位置，蒋益澧接替广东巡抚而告终。湘军子弟也因为有后台，往往在择业上有很大优势，一般都在薪水高又较清闲的衙门供职，像盐茶督销局、粮台军饷筹办部门、厘金收取站、稽私督察等。

在湘军的影响下，民间也逐渐沾染追逐名利之风。早在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就体察到了湖南人这一的变化，“今之能者，窥上之所尚，而假荣名美政以邀利者，犹有其人，能实破利字一关者，盖已难矣”。“楚人之性，守田庐不乐仕进，近则赴选京师者日必数人，平民捐银数百，辄以知县注选……仕径尤捷，所费亦不过数百金”。事实上，广大湖南民众纷纷从军，这本身就是一种追逐利益的驱使。“农舍耒，工舍器，攘臂以争名利，浮动之气，乐杀之风，乃一发而不可谒，民相竟曰武勇，士大夫相奖曰忠义，而君子忧之”。^[45](www.xing528.com)

湘军的这种风气还明显地影响了湖南政界。由于湘军财大势大，在地方上经常都能为所欲为，只要稍微给官府施加点压力或者给予某种好处，官府就能唯马首是瞻，言听计从。例如，曾国荃曾因侵占了当地洪姓家的祖坟葬地而与之构成官司，在家乡闹得沸沸扬扬，但受到了官府的袒护；曾国潢也是仗着有兄弟撑腰，在湘乡称王称霸，无论大事小事都喜欢参与搅和，谁也不敢得罪他。临湘的刘敖，回乡后投资兴建祠庙，以祭奠战死在外的湘军将士。这本是一件为地方称道的好事，但是，他在择地上与岳阳府城学宫发生了矛盾，多占了学宫的地基，岳州官府张守就极力袒护刘敖，据传言是接受了贿赂的缘故。湘军其他将领如李元度、杨厚庵等居家多无法度，地方官拿他们没有办法。例如李元度在光绪七年（1881）承担了复修岳庙的任务，所信任者都是其手下的武牟，这些人偷工减料，据为私利，浮报工价，于整个工程唯营私网利之计。上行下效，就是湘军一般勇牟也敢于胡作非为。有益阳籍的勇牟刘大庆在长沙当差，看上了在此当佣工的湘阴籍的龚柏林之妻董氏，就诱使董氏出逃，并强据为妻。龚将之指控到县，县官置之不理，辗转至后任县令，总共八次鸣冤，费尽周折，数月后才得有上堂的机会，但最后还是断其妻归于刘大庆。可见，当时是官军相卫，联成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