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即合宜合理。孔子对“义”十分重视，认为“君子以义为质”（《卫灵公》），而且把“义”看作是提高君子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以为“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首先，在孔子那里，义和利之间是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仁义法》），是水火不容的矛盾关系。孔子并不一概反对人们的物质欲求和对富贵生活的向往，但追求富贵须以其道为原则，因为道才是士君子的最高追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这段话并不表明孔子轻视富贵，孔子的本义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过，必须“以道得之”。如果不是合于正道的富贵，则甘愿处于贫贱，所谓“君子固穷”（《卫灵公》）；假若是本着正道而得的富贵，则可心安理得地拥有。孟子所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正因为这样，孔子才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吾所好”者是道义而非富贵，富贵的取舍全视道义而定，合则取之，不合则去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其次，孔子主张物质利益的取舍，应该以“义”为准则。反对贪得无厌，巧取豪夺，因此一再强调“见利思义”（《宪问》），孔子要求君子要优先考虑“义”，做事时先想想合不合理，有没有违反道德和正义，心里要关心大众的要求、公众的利益，坚持以义制利的做人方式，所以“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不仅如此，孔子更强调要“先事后得”（《颜渊》），“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先把事情做好，再谈报酬。如果“义”和“利”发生冲突，一定要“先义后利”（《孟子·梁惠王上》），务必做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荀子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以义制利”的思想。只有“以义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发展，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人都得到真正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荀子·君子》）。再次，在孔子心目中，作为君子，“义”的重要性要高于“勇”。据《论语·阳货》记载，当子路问：“君子尚勇乎？”时，孔子答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
在孔子看来，从一个人处理义与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孔子明确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一个人若优先考虑的是“义”，那么，他就是君子。一个人若优先考虑的是“利”，那么，他就是小人。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关心的是良好品德，小人关心的是田地收成，居处的安逸；君子关心的是遵守法律，不要违犯刑法，小人关心的是怎样得到利益和好处。显然，君子关心的是从公德方面着眼，小人是从私利方面出发。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在当代中国，就是指合乎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正当挣钱方法，见利思义，不贪不义之财，不谋求制度和政策允许以外的私利；一个人若眼中见利忘义，贪得无厌，不要廉耻，罔顾法纪，私欲横流，行为损害他人、国家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穷斯滥矣”（《卫灵公》）才是一个唯利是图、人人讨厌的小人。同时，正由于君子处处想着道德和法度，言行处事便会适中，才会以道义来团结人。而小人则会处处想着利益和恩惠，为了一时的私利而相互勾结，以利相合，利尽则离，言行处事便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其结果“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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