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探索与弘扬君子文化

君子文化古已有之，在伏羲、炎帝、黄帝时期已非常成熟，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但早期君子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君子”的本义也暗示了这一点。君，原指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俗称君主。君子，原本是国君之子的意思。《左传》《尚书》《易经》等多部典籍中均可以体现。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对叔孙穆子说：“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而何以堪之……”此文“君子务在择人”是自古相传的成语，其“君子”指的是“任大政”的“宗卿”。再如《尚书》卷十三说：“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这里的“君子”，显然是执政者或贵族的代称。

君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活跃，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特别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认识中，为了规正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首倡仁者爱人的道德追求，将君子上升为人们应当追求而且能够达到的道德人格。孔子把君子的境界规定得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论语·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可矣。”这就是说，圣人难以看见，也难以企及，但君子能够见到，也可以并应该努力做到。

孔子在他的儒家学说中，君子和小人的含义泾渭分明。君子指高风亮节，有学问有修养之人，不论其身份高低贵贱，而小人则是品行不正，卑鄙无耻的人。君子与小人的论述，《论语》中不胜枚举，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这表明，孔子常在君子与小人的对举和比较中，肯定和褒扬君子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尚之人。

与此同时，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的人格内涵也颇为认同，从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君子所应有的道德品质、行为方式及其社会作用。如《庄子·山水》中曾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集诸子百家思想之大成的荀子，特别重视君子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强调：“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不仅在社会纲纪规范的形成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而且君子的社会实践行为，对于社会能否和谐有序地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经过孔子等先贤的不断说教，君子被赋予了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逐渐被世人接受，在逻辑上“君子是君之子——君子是有德者”到“有德者是君子”的命题得到转换，君子思想由此获得更为广阔空间的发展空间。以至于如晚清思想家辜鸿铭所言：“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在孔子著书讲学推动之下，社会的君子文化舆论和价值认知也逐步显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已经形成。(www.xing528.com)

君子之间的友谊，平淡如水，不尚虚华。蘧伯玉和孔子分别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卫国和鲁国，蘧伯玉比孔子年长29岁。在春秋后期，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曾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孔子每次经过卫国就住在蘧伯玉家里，在卫国住了十年，其中在蘧伯玉家就住了九年。孔子还在这里整理了《诗经·风》，由此可见蘧伯玉和孔子的交情非常深厚。孔子曾多次对弟子说，“蘧伯玉对别人宽厚，对自己严格，从不勉强苛求别人”“他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蘧伯玉以仁德管理卫国，天下没有危险啊”。蘧伯玉以德治国的思想，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中有“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论述。蘧伯玉对君忠诚、遵守礼节，“宫门蘧车”已成千古佳话。一天夜里，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在宫中静坐，先听到辚辚的车声，可车声快到宫门时却消失了，过了宫门又响起来。南子说：“一定是蘧伯玉的车子从这里经过。”灵公问道：“你怎么知道？”南子说：“凡是忠臣孝子，其行为都是表里如一的，不像有些人在你面前尊敬你，在你背后丧失礼节，胡作非为。蘧伯玉是咱卫国有名的贤大夫，既讲仁义，又一贯遵礼守规，他绝不会因为是夜间别人看不见就废礼，所以我断定他。”原来，为了表示对国君的尊敬，周朝礼节规定，无论大小官员所乘车辆经过宫门时，要放慢速度，车上官员下来，手扶车辕步行一段，等车过了宫门后再上车，正常行进。在春秋末期，这一礼制大多数官员都不严格遵守了，只有蘧伯玉一直遵守。卫灵公派人一问，果然是蘧伯玉。

可以说，君子文化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培养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之，貌恶者不讳之，强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之，长则尊之，幼则庇之。在新时代、新阶段，发掘和弘扬君子文化对于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坚决维护”，树立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