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理论建构的背后必然有其自身的价值诉求，其各自的价值旨趣决定了他们的具体理论特征与走向。首先，儒家当然是以“仁义之道”为旗帜的。作为从王道陵夷、周德衰微的时代中走来的儒家，提起仁义自然是为了要匡正人心，治理社会，以道德来教训化民以成俗。《汉书·艺文志》中对儒家的定位就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7]。儒家以尧舜禹汤文武为先王，他们是理想人格的典范，也就是践行仁义之道的典范。
然道家却往往是要“反仁义”的，比如“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他们认为，对仁义道德的大肆鼓吹与倡导，只会导致泥沙俱下，依托仁义之名的虚伪狡诈行为会随之而来。因此，对于道家来说，反仁义也就是要祛除造作、营为、工心机巧而代之以自然朴实。不仅对倡导仁义所带来的虚伪要加以拒斥，就连儒家依靠礼制所搭建起来的社会秩序蓝图也要重新检讨。如此，儒家“仁”“义”“礼”的价值之根在道家这里都要被重新拷问一遍。
在《庄子·天道篇》中，道家构造了一个孔子往见老聃共同讨论仁义的价值与意义的情境，儒道两家各自的价值追求实现了一次正面交锋，其中记载：
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www.xing528.com)
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
仁义就是人的真实本性吗？老子的质问可谓切中要害。他认为，儒家通过标举仁义来倡导兼爱无私，本身就是一种偏私，扰乱了人的本性，而应该顺着事物的自然之性令其发荣滋长。勉强用力于仁义，以此来匡正人心，这样的做法就好比敲锣打鼓去寻找迷失的小孩，是徒劳的。桓谭曾评论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8]再者，班固则批评道家：“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9]班固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评点批判道家自然会有所偏颇，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道家的一些基本取向和思想特点。仁义正是道家极力要从“道德之意”[10]中剔除掉的，他们另辟蹊径，力图消解世俗或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认知与接受的价值观之根据。如此，那些追求这些价值之人的行为也就毫无意义了，这样道家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上的转换。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反仁义”并不就是要完全弃绝仁义的本身价值性，老子也曾说过“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老子》第八章）。这里反复强调要有一种“善”，并且要能够处善、为善，“与善仁”一语更是直接表明了老子并不是否定“仁”本身的价值属性，而是对这种将“仁”异化的行为加以揭露和批判。
余英时认为：“所谓儒，大体指重群体纲纪而言；所谓道，则指重个体自由而言。”[11]这是从处理群体与个体关系上（“礼”的问题）来看儒道二者价值旨趣的分野。儒家自然特别强调和维护由礼治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所谓的冠昏丧祭之礼全面围绕并始终伴随着一个人的生死历程。人只有在这种人伦秩序中才能使其人心人情得到安顿，不守礼制或逃离礼治会被视为是一种悖逆，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而道家则不然，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西周以来确立的一套礼乐制度的虚假面目，是统治阶级可以名正言顺地用来糊弄人的枷锁。上层社会的腐化与堕落，时时刻刻在违逆着这套礼乐制度，却要苛求普通百姓严格遵循，这种屡试不爽的伎俩早已被道家看破。所以，他们也要对这种“礼”的秩序加以批判，要求去伪存真，守住质朴，人人才能够解放，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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