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君子文化的传承与建设

王云飞

关于“君子”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尚书·虞书·大祖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另见《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以上几处“君子”就词源意义上是“君王之子”，诸侯之子的意思。要求君子终日繁忙劳碌，警惕罪错的发生，才不会犯错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政治状况。君臣父子关系颠倒，社会秩序混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说明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剧变。铁犁与牛耕的出现以及嗣后的广泛应用，大面积开垦荒地，租佃制代替了原来的“井田制”，也就是自耕农和佃耕制代替了原来的奴隶制。正是这种巨大的社会进步，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同时也出现了侵夺耕地和争夺劳动力的现象。

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就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尚书·费誓》篇，记载鲁公伯禽时期出现逃奴如何处置的问题。“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袛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踰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意思是说，马牛（因牝牡相诱而）走失，奴仆逃亡，不要贸然越境追逐，已经接纳者要恭敬地退还其原主，官府给予公开奖赏表彰；如果越境追逐，或者窝藏逃奴和牛马，是不许翻墙追逃的。官府虽然要求偿还丢失的牛马或逃跑的奴隶，然而，这里又没有制订具体的不退还逃奴、牛马的惩罚条款。这些法律主张具备明显偏袒新兴地主的一面。因为主动追讨会使新兴地主和奴隶主之间发生私怨私斗，影响社会秩序。

另一维护社会秩序的措施，就是提倡社会道德伦理。这些道德规范大致包括如下15个字所概括的范畴：仁、义、礼、智、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恕等。笔者参与编撰了《中华伦理智慧丛书》之一《明——中华民族的明德思想》，其序言把中华传统文化伦理概念，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范畴归结为60个字，每个字都编成一本书。事实上，本人认为15字范畴就基本上反映了传统士人的“君子人格”。所谓“君子”，自从春秋时期以后，在儒家学者看来，就不再是“君王之子”的专称了，而是所谓“成人，善人，完人，圣人”的代名词。众多士人君子人格的形成，造就一种讲信修睦、和谐相处的氛围，就是所谓君子文化。

下面我们谈谈作为引申义的“君子”的内涵。“君”，从训诂上讲，从尹从口，有治理政事和发号施令的意思。《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说美丽贤惠的女子，可以和君王之子相匹配。《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以上这几处还是从本源意义上来说的。到了《论语·宪问》：“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只是要求国政治理者，面对公众事业要豁达大度，坚定勇敢。

当孔子赋予“君子”这个词汇正义、荣耀、光明的意义时候，往往与“小人”对举而论。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意思是君子要促成好事，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群众的事业。而对于别人的过恶在未形成之时，要加以劝阻，在别人有了过错时要纠正，在过错形成之后呢？要加以回避，不扬人之恶。这是在讲正确的处世之道。在孔子的众多论述里，“君子”代表孔子理想化的人格。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要靠人去执行的。有什么样素质的官员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效果。为了改变政治生态，孔子要求培养具备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仁慈而刚正不阿的官吏。

孔子曾指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大意是说，君子要聪明贤惠，对人恭敬，敏而好学，处世得宜。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有四不：一是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民慎于言而谨于行。”二是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说话既不失人也不失言。所谓“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三是君子不苟求，求必是义；古训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不会贪取不属于自己的物什，更不会为私利而对他人落井下石。假如一个君子有所求，必定是为了社稷，为了正义，为了理想，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芸芸众生的安宁和幸福。其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每天都要反省自己的言行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利？做到“三思而后行”，确保言行不妨碍社会和国家利益。君子做事要坚持原则，要考虑全民族的利益。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是说君子胸怀坦荡，不谋私利；小人做事，因为总是关心私利，所以患得患失。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孔子的君子人格是学而后成，不是先天就有的。他还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君子人格要求人们为仁行义。所谓仁即仁慈，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善待他人；所谓义即适宜，做事如射箭中的，恰到好处。

从“完人”的角度要求士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是指人内在的品质，文是指人外在的形象。二者兼备，名副其实，然后才可以称得上“君子”。

在孔子看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而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生活富足是每个正常人的正当诉求。但是，孔子反对无原则的暴富。意思是说如果能够致富的话，即便让我替人赶马车也干。否则，我凭借爱好而工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主张以仁为本，时时处处以“仁义”为准绳，不可须臾离开这一标准。他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孟都提倡“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面对正义的事业，决不能遇到诱惑就苟且偷生。认为为公众事业而献身是“死得其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君子面对纷纭复杂的利益纠葛，淡定从容不逾越本分；面对国家，不计个人眼前得失，而要胸怀大志。所谓“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就是心里老是考虑住的房子、车子这么丁点事，是难以为国建功立业的。面对群众，就是“群而不党”。君子能够合群而不拉一伙打一伙，结党营私。和蘧伯玉同时代的卫国大夫史鱼为了向卫灵公推荐贤能君子蘧伯玉，告诫儿子，死后“尸谏”卫灵公。终于说服卫灵公重用蘧伯玉。我们现在仍然需要这样为国分忧的贤良君子。

君子人格要士人“慎独”，在一个人独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道德原则，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最早代表人物就数蘧伯玉了。蘧伯玉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是孔仲尼的挚友。孔子周游列国时期曾在蘧伯玉家设帐授徒。蘧氏的言行、情操，政治主张对儒家学说的形成具有重大贡献，为儒家学派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蘧伯玉同时也受到老子学说的影响，主张“弗治之治”的政策，开创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先河。蘧氏能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他能够“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蘧伯玉每一天都思考前一天所犯的错误，力求使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他每一年都要思考前一年的不足，到了五十岁那年，仍然在思考之前所犯的过错。这就是所谓“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可以说，终其一生都在完善自我，可以称得上他那个时代的完人。蘧子作为卫国著名大夫，与孔子不同的只是他没有授徒讲学。虽然他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他的“国际”影响力不及孔子。可以说，在“立德、立言、立功”这三方面，他做到了“立德，立功”；而孔子所做的是“立德，立言”为主。二人各有千秋。

按照儒家对士人的传统要求，需具备“智、仁、勇”这三种品格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先贤蘧伯玉正具备这样的品格。据说他治理地方，爱民如子是为仁；治理有方，百姓殷实是为智；辖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盗贼隐遁，是为勇。所以，蘧伯玉德配圣人。

我们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该弘扬孔子、孟子、弦高、季札、柳下惠、晏婴、子产这类治国有方，或者为国出力，爱国不吝私产而不屑于谋高位的君子和志士仁人。在当代我们应大力宣传正面人物如舍身救人的李学生、郑春光、武耀宗等英模人物。(www.xing528.com)

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问题。文化传承应该从高雅殿堂，从象牙之塔走出去。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要想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一、实行儒学进课堂。中小学语文或者伦理类教材应该多从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里面选取名篇。中小学生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如果中小学生不学传统文化经典，长大以后就晚了。《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友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两千多年前，我国先民的思想境界达到了何等的高度！这些光辉思想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早早了解，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

二、在城市社区和农村行政村创办儒学学习班。引导村民积极向上，避免黄赌毒泛滥。尤其是杜绝赌博，为农村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儒学仪式化的问题。为了普及儒家精神。我们可以实行一些仪式。包括：

1.挂孔子、蘧伯玉、孟子等圣贤的画像；

2.集会时候，向孔子、蘧伯玉等画像行鞠躬礼；

3.从经典中选取名言警句作为颂词念诵；

4.把儒家等学派的名言编成歌曲，或者唱颂诗；

5.发放有关传统文化的小册子，例如《弟子规》《三字经》等等，作为青年一代的行为规范。

四、关于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问题。毋庸讳言，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例如，孔子言论中“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等。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过滤。三国时代曹操就曾下令变寒食节为清明节。为什么呢？因为“寒食节”期间为纪念介之推，结果百姓在春季吃冷饭导致大量民众闹肚子、生病。曹操于是就下令废除寒食节，将其并入清明节。自此之后，均不许吃冷饭。这就是善政。受封建礼教影响，南宋以降女子缠小脚就是一种乖谬的畸形美！其实是危害女子身心健康的恶俗。民国时期实行的放小脚运动就是一种重大文化改革。对长辈的孝道是需要大力倡导的。然而，在传统的24孝中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例如“卧冰求鲤”“埋儿奉母”“尝粪忧心”“恣蚊饱血”等等，这些就是过了头的愚忠愚孝，也是需要摒弃的。我们的老百姓都是很聪明的改革家，比如丧葬习俗，许多地方，历来过“五七”纪念去世的长辈需要35天。其实，主家也好借此感谢参与丧葬活动的亲友。近来，某些地方乡间丧葬过五七，由于外出打工的民工，在非农忙季节待在家乡需要整整一个多月；因而把时间改为一周，或一旬，或半月。主家给逝者的近亲属商量，约定待客时间，仍然称作“过五七”。在宗教方面，佛教本是产于尼泊尔，东汉时期才逐渐传入我国。在我国流传过程中分化为大乘教、小乘教。至南北朝以后，逐渐被我国儒道学者吸收。谈玄者也有所涉及，如“无能生有”“有无相生”。著名文学家苏轼儒释道兼修。我国思想界也将佛教与儒道并称，称作国教。说穿了，佛教也是外来宗教。其实，基督教教理也有值得我们吸收的东西。否则，它就不会拥有大量的信众。既然基督教新教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而基督教的博爱观与我国先秦著作《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先进思想。近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就脱胎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礼记》的大同思想，墨翟主义就是和西方圣西门、傅里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相近的思想。他们同样是崇高的。世界先哲们的思想都是相通的。我们新儒家为什么不可以吸纳基督教精神？只有我们以儒家的名义吸纳了这些东西，由此新儒家将会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步调保持一致，丰富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把基督教“信众”融合入信奉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里面，才能改变中国民众盲目信仰“洋教”，改变中国大众中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扭曲心理。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就是因为我们具有独特的文化，而且善于接受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官场文化也需要进一步改革。我们应当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裸官现象？我们的某些官员曾经在言论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何以会举家外迁，跑到对方他所谓的“敌对国家”去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刻不容缓。我们应当研究如何从制度入手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我们在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研究如何吸纳西洋文化的问题。以便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升级。否则，洋教正在以强劲的势头迅速占领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如果再掉以轻心，我们的民族意识形态将会被洋教所取代。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也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要想避免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现象，要想改变某些官、商发财了转移巨额资产到国外这种不爱国的行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引起官方高层的足够重视，应该在我们的人民大众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广为传播，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作者系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