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意识的产生及其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群产生、维系的天然纽带是血缘，母系、父系、氏族、家族都是以生物学意义的血缘为实质的指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联盟而国家，文化意义的社会组织逐渐地发达起来；与此同时，通婚圈也逐渐地扩大起来。这两条历史脉络相互交织的情形，千差万别，多种多样，产生出了关系错综复杂的、跨血缘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近现代事物，在西方的出现同政教分离、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地理因素是民族国家产生、发展的自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是一定数量的族群与一定的地理单元因一定的历史机缘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国家，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家天下理念的国家，英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家天下理念，宗法利益至上；民族主义精神，国家利益至上。民族主义是社会精神的基本构成，社会精神又是综合国力强弱的基本构成。在国家竞争中，如果社会物质力量相当或相差无几，那么社会精神就是综合国力强弱的主导因素。就清朝廷最后70年的反侵略战争的整体情况而言，特别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社会精神因素是清朝廷失败的主要原因。洋务运动显著地增长了中国社会的物质力量，却没有同步增强中国社会的精神力量。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暴露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力量之懦弱，维新派和革命派因而相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脉络清晰地显示了中国社会精神的自我更新。“中华民族”意识，是中国社会精神从传统到近代自我更新的内容之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家天下理念、宗法政治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族群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华，指华夏；夷，指四夷。在儒家的天下观中，华夏居于天下之中心，四夷处在天下之外围，天下一体；中国，即天下中心之国。华夷之辨的精神实质是辨别文明与野蛮，而不是种族优劣。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引经据典地以儒家天下观论证了清朝统治的正当性，并且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英国侵略者或许也注意到了儒家天下观，特别是“夷”这个称谓所具有的维系中国人自主性却蔑视英国人的排他性这一精神力量，在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中明确禁止使用“夷”指称英国人。侵略者凭借强权改变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名分，中国人也在更新对“自我”与“他人”及其关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从林则徐和魏源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准确地揭示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制与反制。20多年后，冯桂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中”即自我，“西”即他人。又30多年后，痛感甲午战争失败的亡国灭种危机，中国人才产生了中国人是一个族群整体的中华民族意识。严复1895年在《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发出了“救亡”的号召。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并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鲜明主旨，他在一次演说中痛陈“吾中国四万万人”的不幸，“吾中国四万万人”与“保国、保种、保教”这些提法就表达了中华民族意识。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阐述种群生存竞争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天演论思想的传播，极大地推进了救亡图强的维新思潮，包括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产生。例如，他在按语中指出：“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梁启超可能是最早具有较为自觉的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之现代观念的人。1897年他在为满族人寿富创办的“知耻学会”而作的“叙”中称“吾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乃伈伈伣伣，忍尤攘垢，瞷然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以偷余命而保残喘也。”毫无疑问，这段话揭示了满、汉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认同。他还指出了横向联合的同种合群之必要，提出“振兴中华、保全种族”，呼吁“平满汉之界”，强调“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一直到20世纪初期，横向联合的同种合群意识得到广泛传播，与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自觉、清晰的中国各民族一体化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人种”“种族”“民族”“国族”几个词语起初同时使用，后来逐渐辨清了其各自的用法，还区别了“民族”一词在古籍中的用法与现代内涵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国族”即“民族国家”之民族现代意识。

有了实，有了意，还要有名。率先在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之现代观念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可能也是梁启超。最初，“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个词混合使用，有人使用“中华民族”，有人使用“中国民族”，还有人同时使用。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民族”一词合成“中华民族”一词，比“中国民族”一词出现得稍晚。梁启超于1898年12月底主持创办的《清议报》，出现了“中国民族”一词。例如，他于1901年9月开始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多次固定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指称作为民族统一整体的中国人。“中华民族”一词大概产生于1902年。梁启超于1902年4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意指由华夏族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来的汉族。他于1905年3月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9]在这里，“中华民族”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指称民族融合的意蕴。其他社会活动人士，例如立宪派著名代表杨度，也指出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一。“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之中国，亦为至要之政。”[10](www.xing528.com)

中华民族意识的产生，除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这两个具有民族国家之民族内涵指称的出现，还体现为立宪派践行“五族大同”论。1905年《东方杂志》刊发的《论中国种族》一文，驳斥满汉分界的谬论。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端方，于1906年上奏《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次年又向朝廷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提出“宪政之基在弥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隐患”指“藉辞满汉”问题鼓动的革命。1907年8月，清朝廷特谕“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清朝廷采纳了消除满汉界限的建言。与此同时，相应的社会舆论蔚然成风。以满族人为主的一部分留日学生，于1907年6月在东京创办《大同报》，1908年停办，紧接着在北京又创办《北京大同报》《大同白话报》，专门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大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