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僧道饮茶族
一、僧道种茶、造茶和饮茶
佛、道二教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寺宇道观多建在名山大川，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山出名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中国的寺宇道观成为名茶产地和培植中心。浸润日久，饮茶渐成“和尚家风”，及道者养生之术。僧道茶风的形成，促使佛道将种茶列入寺院经济的“支柱产业”，刻意经营。
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以优美的诗句描述了唐代西山寺僧人种茶、制茶及饮茶的情况。所谓“山僧后面茶树丛，春来映竹抽新茸”，说的是僧人在官方配给的土地上植茶。僧人有丰富的种茶经验，认为“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僧人还善于造茶，“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操作技巧十分娴熟，且是一种具创新意义的炒青制茶法。僧人还有丰富的烹茶经验，认为“砖井铜炉损标格”。刘禹锡是中唐著名诗人，于茶事亦是行家里手，但对僧人的种茶、制茶、烹茶的高水平仍很羡慕。
中国僧人善于种茶和造茶，可以说，自中唐以降，一直受到广大茶人的称道，不乏描写僧人茶事的诗文佳作。唐代诗僧皎然曾与陆迅、元晟饮茶天目山寺，写下了《对陆迅饮天目山寄元居士晟》。天目山茶是一种寺院茶，僧人居士喝僧茶，自然别有一番风味。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天目山……山极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天目山僧人种茶遐迩闻名，直到明代诗人们还热情讴歌天目山茶，“含滋云雾灌泉脉，抽芽一一留余春”，“山僧采焙趁谷雨，纸囊箬裹封题新”，“为我手瀹鱼眼汤，须臾越碗发妙香；微参鼻观风悠扬，名山秀液入肺肠；恍然置身天目顶，青神风集树下同。”(明·厉鹗《天目茶歌》)
明人冯时可《茶录》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其后于徽之松萝结庵，采诸山茶，于庵焙制，远迩争市，价倏翔涌”，“松郡佘山亦有茶，与天池无异，顾采造不如。近有比丘来以虎丘法制之，味与松萝等。”据《茶录》所云苏州僧人造的茶有很高的商品价值，“远迩争市，价倏翔涌”，并有不同工艺流派，如有所谓“松萝法”、“虎丘法”。
当时的僧人道士颇有“精品意识”，如四川蒙山僧人，为了“茶到病除”，必“精洁治之”，若其地宜茶，纵“鸷兽时出，人迹罕到”也不避。《月令广义》载:
蜀之雅州名山县蒙山有五峰，峰顶有五园，中顶最高处曰上清峰，产甘露茶。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老父询其病，僧具告之。父曰:“何不饮茶？”僧曰:“本以茶冷，岂能止乎？”父曰:“是非常茶，仙家有所谓雷鸣者，而亦闻乎？”僧曰:“未也。”父曰:“蒙之中顶有茶，当以春分前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以多为贵，至三日乃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能祛宿疾。服二两，终身无病。服三两，可以换骨。服四两，即为地仙。但精洁治之，无不效者。”僧因之中顶筑室，以俟及期，获一两余，服未尽而病瘥。惜不能住博求。而精健至八十余岁，气力不衰。时到城市，观其貌若年三十余者，眉发绀绿。后入青城山，不知所终。今四顶茶园不废，惟中顶草木繁茂，重云积雾，蔽亏日月，鸷兽时出，人迹罕到矣。
沈周《客座新闻》云:
吴僧大机所居古屋三四间，洁净不容唾。善瀹茗，有古井清冽为称。客至，出一瓯为共饮之，有涤肠湔胃之爽。先公与交甚久，亦嗜茶，每入城必至其所。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云:
(龙井)不过十数亩，外此有茶，似皆不及。大抵天开龙泓美景，山林特生佳茗以副之耳。山中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真者，天池不能及也。
余怀《茶史补》载:
吴僧文了善烹茶。游荆南，高季兴延置紫云庵，日试之，奏授华亭水大师，目之曰“水妖”。
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乃其口头禅，故世称赵州茶。
云山在武冈城南十里，宋代就产茶。明人曹一夔《云山》一诗描述僧人禅房烹茶饮茶的情景，诗云:
茶铛试火僧回梦，竹榻谈经鸟惯闻。
石罅云深迷不度，芙蓉寒削翠无群。
坛荒竹扫空人世，独坐禅房付此君。
——《都梁文钞》下
明人陆树声《茶寮记》写无铮居士与五台僧演镇、终南僧明亮于茶寮中烹天池茶的情形。这是一次僧人茶会，终南僧明亮的茶艺精湛，亲自向无铮居士传授“烹点法”，无铮居士在此之前曾“受其法于阳羡士人”，比较之下，还是僧人技高一筹。文曰:
终南僧明亮者，近从天池来，饷余天池苦茶，授余烹点法甚细。余尝受其法于阳羡士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汤，所谓蟹目鱼眼，参沸末浮沉以验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碰点味绝清，乳面不黟，是具人清净味中三昧者。
僧人植茶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以茶供佛，陶谷《清异记》载:吴僧梵川，为了以茶供佛，自愿去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终获“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名曰“圣阳花”、“吉祥蕊”，然不足五斤，自然，这样的极品只有佛祖配享用。以茶供佛始于何时，《钟伯敬集》云:
尝见《茶供说》云:“娄江逸人朱汝圭，精于茶事，将以茶隐，欲求为之记，愿岁岁采渚山青芽，为余作供。余观楞严坛中设供，取白牛乳、砂糖、纯蜜之类。西方沙门婆罗门，以葡萄、甘蔗浆为上供，未有以茶供者。鸿渐长于苾蒭(梵语指佛门弟子)者也，杼山禅伯也，而鸿渐《茶经》、杼山《茶歌》俱不云供佛。西土以贯花燃香供佛，不以茶供，斯亦供养之缺典也。汝圭益精心治办茶事，金芽素瓷，清净供佛，他生受报，往生香国。以诸妙香而作佛事，岂但如丹丘羽人饮茶，生羽翼而已哉。余不敢当汝圭之茶供，请以茶供佛。后之精于茶道者，以采茶供佛，为佛事，则自余之谂汝圭始，爰作《茶供说》以赠。
文中说以茶供佛并非源于“西典东来”，这是对的。但是否是那个“娄江逸人”汝圭所创呢？史不可考。但据理推之，佛教自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土，并融合了儒教和道教的思想，从而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古代是商周神学体系，祖宗崇拜是中国人最古老的宗教，不敬宗法祖便不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佛教要立足于中国，首先要吸收的便是祖宗崇拜的思想，要中国人对“和尚无儿”表示通融和理解。所以，由茶祭祖转到以茶供佛，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僧人茶事的发展高峰便是“和尚家风”，《五灯会元》一则公案云:
僧问如宝禅师曰:“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僧问谷泉禅师曰:“未审客来，如何祗待？”师曰:“云门胡饼赵州茶。”
僧人饮茶进入公案，是茶佛一味的最好说明。
但僧人茶不仅有佛味，还“文气十足”，表现在僧人对茶的艺术追求。“茶至唐而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像者，禽兽、虫鸟、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又有漏影春法，用缕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浇。”在这一方面僧人是不甘落后的，“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如并点四瓯，共一首绝句，泛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尔。檀越日造门，求观汤戏。全自咏诗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清·陶谷《清异录》)古称“馔茶而幻出物像于汤面者”，为“茶匠通神之艺”。
正因为僧人对于茶事有杰出贡献，徐岩泉写了《六安州茶居士传》将茶族以“居士”名之，这说明了茶与僧人已成为一体，在以“释”字冠之的同时也可用“茶”字冠之，以作为僧人的姓氏。
我们以很大的篇幅说了僧人茶，其实中国道士饮茶当早于僧人，因为植茶、饮茶的记载在西汉之前，而佛教传入中土在东汉之后。所以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云“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他十分肯定地说，在当时只有道士们懂得茶道的真谛，所谓“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唐代诗人温庭筠还写了《西陵道士茶歌》，称赞道士饮茶可“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道士饮茶的历史至少比和尚早许多年。
道士饮茶较早的记载除《茶经》所载外，还见于——
《神玄显教编》:“徐道人居庐山天池寺，不食者九年矣。畜一墨羽鹤，尝采山中新茗，令鹤衔松枝烹之。遇道流，辄相与饮几碗。”
唐代道士李冲昭《南岳小录》:“王氏药院，咸通间，有术士王生居之。有茂林修竹，流水周绕，及多榧树、茶园。今基址存焉。”
释超全《武夷茶歌注》:“建州一老人始献山茶，死后传为山神，喊山之茶始此。”
《金陵琐事》:“思屯乾道人，见万镃手软膝酸，云:‘系五脏皆火，不必服药，惟武夷茶能解之。’”
范仲淹诗云:“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
金代词人马钰(1123—1183)作《长思仙·茶》云:“一枪茶，二旗茶，休羡机心名利家。无眠为作差，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
道士茶的历史虽然比僧人茶早，但僧人后来居上，无论种茶、造茶或饮茶都具很高的水平。
所以，唐代道士吕岩诗云“僧家造茶极功夫”，看来当时的道士对僧人的茶艺也是十分佩服的。
文士嗜茶是始于某种对茶的“宗教情结”，僧人道士该如何评说呢？他们本身是在“教”的，饮茶只不过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坐禅悟道离不开茶，就是一般法事也离不开茶供养。茶道与教义已紧密结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二、历代著名僧道茶人
僧人又称大士，“大士”本指德行高尚的人，后又借用于指高僧大德。《法华文句记·二》云:“大士者，《大论》称菩萨为大士，亦曰开士。”释慧琳《均善论》云:“息心遗荣华之愿，大士布兼济之念，仁义玄一者，何以尚之？”大士要布道就要读懂佶屈聱牙的佛经，乃至要翻译梵文，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所以僧人多是披袈裟的士子。也有一些士子遁入空门，做起和尚来，如近代的弘一大师。道士宗老庄，还要研究道教经典，稍有品位的道者必然是个“士子”。
僧道著名茶人，陆羽《茶经》中提到的有丹丘子、黄山君、武康小山寺释法瑶、敦煌单道开、八公山沙门昙济、陶先生弘景等。
见于史料的道家茶人，较早的有三国时期的葛玄(164—244)，丹阳句容(今属江苏省)人，字孝先。曾修道于阁昆山(今江西省清江县境内)，道教尊为葛仙翁，史传当时“竹山(今浙江省临海县境内)有仙翁茶园，旧传葛玄植茗于此”。这说明了早在佛教未传入中土之前，道士便已开始植茶。
唐代诗人张志和是个道士，与陆羽有交往，喜饮茶，《合璧事类》载，唐肃宗赐张志和奴婢二人，志和配为夫妇，他让樵青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张志和有茶童供驱使，看来他饮茶十分讲究。
陆羽青梅竹马的女友李季兰，又名李冶，唐代著名女冠，是陆羽饮茶集团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她的出家对陆羽的感情是个沉重打击，致使陆羽终身不娶，这从客观上促使陆羽由情场遁入茶境，安慰寂寞而孤独的心灵，并终于在茶学方面成就了一番事业。
道士施肩吾，洪州(治今江西南昌)人，元和十年进士。是中唐著名道家茶人，写有《蜀茗词》，诗云:
越碗初盛蜀茗新，
薄烟轻处搅来匀。
山僧问我将何比？
欲道琼浆却未嗔。
这首诗也反映了佛道茶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山僧向道士讨教茶艺，可以看出当时道家茶艺不在僧人之下。
唐代诗人郑遨是唐滑州白马人。昭宗时举进士不第，入少室山为道士。他在《茶诗》中称茶为“草中英”，诗中“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堪称名句，广为引用。
唐代著名道士吕岩，号吕洞宾，民间传说的“八仙”之一。他写过一首《大云寺茶诗》，内有“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赞扬僧人精于制茶，在茶艺方面后来居上。
较之道士，僧人吃茶历史虽则稍晚但发展很快。《四川通志》载:蒙山茶为“汉代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八小株”。宋人王象之《舆地纪盛》说“西汉有僧从表岭来，以茶实蒙山”。此说与佛教传入中土的准确时间相去甚远，不可信。若有道士名吴理真者在蒙山植茶倒有可能。
隋炀帝杨广亦喜饮茶。相传他淫乱无度，游江都(今扬州)时卧病。有天目山僧人智藏者敬献天台茶，杨广服后病愈，对智藏大加赞赏。
智积禅师精通茶艺，并将茶艺传给陆羽。没有智积对陆羽的抚育教导，没有智积对陆羽进行茶艺的启蒙，陆羽能否成为茶学的宗师、能否撰写成《茶经》，便很难说了。李白写过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这位僧中孚名李英，在荆州(今湖北当阳)玉泉寺为僧，他通佛经，善词翰，尤喜品茶，并培植了著名的仙人掌茶。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俗姓谢，南朝宋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之十世孙。他和陆羽结为忘年之交，尤喜茶，精通茶艺，是大唐僧家茶的代表人物。没有他的鼎力相助，陆羽的《茶经》是难以问世的。“茶道”一词最早见于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唐代诗僧齐己(863—937)，长沙人，姓胡，名得生。他写有很多茶诗，以《咏茶十二韵》影响最大，全诗12句，极写茶之功、茶之采、茶之造、茶之贡、茶之味，表现了茶与禅之间的关系及对茶神陆羽的崇敬心情。
唐代诗僧灵一，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俗姓吴。他与诸多茶人为友。写有《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一诗。
唐代诗僧贯休，字德隐，婺州兰溪(在今浙江)人，俗姓姜。《唐才子传》中称他为僧中之一豪。他引茶入诗，写僧人植茶、煎茶、品茶、以茶待友、借茶吟诗、借茶读经、以茶养生等。反映了茶事乃僧家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高僧怀海(720—814)，福建长乐人，俗姓王。禅宗领袖人物马祖道一的嫡传弟子。
马祖创建丛林，怀海制定《百丈清规》，以规范僧人的起居及行为。他鉴于僧人饮茶已成时尚，便正式将“茶供三宝”纳入佛门仪规，此举不仅仅是使僧家茶规范化，还为禅宗茶道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其影响十分深远。
大唐著名禅僧从谂(？—898)，曹州人，俗姓郝。南泉普愿弟子，因传扬佛教不遗余力，时谓“赵州门风”，人称从谂为“赵州和尚”。从谂嗜茶，并将茶事引入禅宗公案，“吃茶去”的典故便出自他的一段禅宗公案。从谂发展了禅宗茶的义理，认为“平常心是道”，茶是平常心，茶中亦有道。
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有一个“东都僧”，以饮茶长寿著称，《南部新书》载，这位东都僧日饮茶四五十碗至百余碗，可谓豪饮。因饮茶而长寿，受皇帝召见并受赏赐，且专设茶寮以供茶饮。由此可见僧人茶对宫廷茶文化的深刻影响。
唐代稠锡禅师，名清晏，天宝年间卓锡于阳羡(今江苏宜兴)之南岳，传说有白蛇衔茶种至他的庵侧，于是稠锡开始植茶，成为阳羡茶的创始人。
唐代茶僧兼诗僧，还有虚中、栖蟾、修睦、若水等人。
宋代的和尚谦师，住西湖南屏山麓净慈寺。宋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二十七日，苏东坡游西湖葛岭寿星寺，谦师闻讯赶去拜会，并为苏东坡点茶，苏东坡写了《送南屏谦师》一诗记其事，诗云: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八酒。(www.xing528.com)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液今安有。
先王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苏东坡在诗前引言中还说:“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东坡本人就是茶艺高手，善于点茶，竟对谦师佩服不已，足见谦师的茶艺在当时是颇受世人推崇的。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北宋史学家刘攽(1023—1089)也曾写诗赠谦师，诗云:“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得茶三昧”其典盖出于此。
宋代僧人惠洪(1071—1128)，宋宜丰(今属江西)人，名觉范。张天觉闻其名，请住峡州天宁寺，度为僧，易名德洪。惠洪好饮茶，作有《欢山茶过回龙寺示邦基》、《和曾逢原试茶连韵》、《与客啜茶戏成》等茶诗。
宋代僧人子安著有《试茶录》，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建茶的产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品种。
明代有金山寺僧成为宜兴名壶的创始人，明周高起《阳羡壶系·洞山岕茶系》一书载:
金沙寺僧，久而逸之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清代诗僧超全，精于茶事，曾作《武夷茶歌》，从宋代武夷茶成为贡茶始，一直说到清代武夷茶的发展情况，是研究武夷茶史的重要文献。
总的来说，佛教茶虽晚于道教茶，但佛教茶僧名人多，且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茶道颇具佛教、道教的文化底蕴，于历代僧尼茶人和道士茶人的直接参与有莫大关系。
三、僧道茶文化向全社会辐射
中国茶风从何处刮起来的呢？
有人说，来自民间。
中国是个农业国，从古到今，农民占绝大多数。古代农民率先种茶，当然有条件率先饮茶。
但据历史记载，茶的原产地云贵川一带古时的用茶方式多是将茶与食物同煮，这种“茗粥”的吃茶法，实际上是把茶当蔬菜，算不得真正的品茶。而将茶真正作饮品的最早记载见于《僮约》，有史可考的中国第一个茶人是西汉的文学家王褒(？—前61)，据《僮约》中“烹荼尽具”、“武都买茶”两句推测，西汉末年的成都，一些士大夫之家，不仅饮茶，还有专用茶具，并使用茶童，茶已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此时，饮茶是作为上流社会的雅事而存在。
能否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茶风是由西汉时期像王褒这类文士刮起来的呢？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得出这一结论还为时过早。西汉时有文士饮茶，但尚未形成茶风。
中国茶风始于中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得明明白白，是“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演说这股风是从泰山灵岩寺刮起来的。据《茶经·八之出》所载，灵岩寺未必产茶，就是这样一个不产茶的寺庙，那里的僧人却十分嗜茶，乃至降魔师不得不鉴于禅门不夕食的情况，正式准许僧人饮茶。北方茶俗自古不盛，封演也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山灵岩寺此举便产生了轰动效应，茶风在北方刮起。而当时的北方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之所在，灵岩寺的茶风就必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封演虽只提及了灵岩寺，其实在中唐之期，整个居于寺宇道观的僧道饮茶族对全国茶风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辐射作用。且以几位著名茶僧为例:
陆羽的老师智积和尚教给陆羽茶艺，造就了中国的茶神，对中国茶道的创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大历三年(768)，积公应代宗之召进宫，继后代宗召陆羽进宫煮茶赐积公。应当说，积公的茶艺不仅影响了文士阶层，对帝王团体也有一定的影响。
和尚皎然以诗僧、茶僧的身份与陆羽、颜真卿、裴方舟、韦卓、卢判官、李崿、朱放等数位文人交往，常常以茶会友。诗云“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爱君高野意，烹茗钓沦涟”、“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聊持剡山茗，以代宜城醑”、“露茗犹芳邀重会，寒花落尽不成期”、“药院常无客，茶樽独对余”(《唐才子传》卷三)……俗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文士们受其熏陶有两个方面:一是茶，二是禅。皎然是悟道者，对于茶道的理解较陆羽更深了一个层次。文士们从皎然那里学得的就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直接问津于中国茶道了。
诗僧灵一“居苦耶溪云门寺，从学者四方而至矣”(皎然茶诗，见丁文《大唐茶文化》外编《大唐茶诗选》)，且与文士皇甫昆季、严少府、朱山等人为诗友。他又是一个“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灵一诗《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的茶僧，他教给众多学子的就不仅仅是佛学，还有僧家茶艺。
诗僧贯休性豪爽，喜交文士，《归故村后寄二三知己》云:“何时重一见，谈笑有茶烟。”他待友方式，一是诗，二是茶。
宋代的谦师和尚的茶艺，苏东坡佩服不已。谦师的茶艺是“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东坡《送南屏谦师》)。
历代文士都不否认僧人、道士在茶事上的教化之功，他们与僧人、道士结为茶友、诗友——僧中孚赠给李白仙人掌茶，李白回赠一诗曰《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诗人刘长卿与诸文友办茶会，地点选在惠福寺，并感慨“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惠福寺与陈刘诸官茶会》)。
唐大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与僧皎然、道士张志和友善，他们常来常往，多次一块儿举办茶会。颜真卿对皎然十分敬重，在《杼山妙喜寺碑铭》中云“时杼山大德僧皎然工于文”。
诗人张籍通医又通茶，受道教茶的影响很深，“案头行气诀，炉里降真香”、“菊地才通屐，茶房不垒阶，……尽得仙家法，多随道客斋”(《和左司元郎中秋居》)。他也常与僧人一块儿品茗。
钱起是中唐文人茶会的热心组织者，他与僧人也有交往，《山斋独坐喜玄上人夕至》云“柴门兼竹静，山僧与月来”。
戴叔伦(732—789)喜与僧道交游，“远访山中客，分泉谩煎茶。相携林下坐，共惜鬓边华”(《春日访山人》)，曾“谈诗访灵彻品茗僧家茶”、“竹暗闲房雨，茶香别院风”(《与友人过山寺》)，倍觉僧家茶别有一番风味。他也宗老庄，晚年向朝廷申请辞官归隐，获准做起了道士。
李嘉祐一次为内弟送行，将茶宴设在招隐寺东峰，对于僧人应邀赴茶会喜不自禁，“幸有茶香留释子，不堪秋草送王孙”(《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他对僧人禅茶有很深的领悟，留下了“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啜茗翻真偈，然灯继夕阳”(《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的千古名句。
皇甫冉是个“耕山钓湖”的隐者，他受佛教影响很深，曾写诗赞美惠山寺流泉，诗云“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偏依佛界通仙境”(《杂言惠山寺流泉歌》)，似乎流泉也是佛祖仙人所赐，自带几分佛气和仙气。
陆羽喜欢去山寺采茶，皇甫冉写过《送陆鸿渐西霞寺采茶》，内有“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两句。其弟皇甫曾也是陆羽挚友，在《送陆鸿渐山人采茶》一诗中云:“幽期山寺远，野饮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磬声。”
武元衡曾光顾僧人茶会，用诗写禅境、茶境。所谓“虚室旧常掩，心源知悟空。禅界一雨后，莲界万花中”(《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他还同“幕中诸公”去山寺采茶，并欣赏寺院茶山的美景(《津梁寺采茶》)。
孟郊(751—814)敬重僧人，曾写下《宿空侄院寄澹公》一诗，咏僧人读经伴茶，诗云:“灯窗看律钞，小师别为侣。雪檐晴滴滴，茗碗华举举。”他还曾凭吊僧皎然坟墓，追忆当年“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送陆畅归湖州因凭吊故人皎然塔、陆羽坟》)。由此可见，当时僧俗间以茶会友、以文会友，交游是多么的频繁！
有“诗豪”之誉的刘禹锡(772—842)，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对僧人植茶、采茶、制茶、烹茶、饮茶的情形作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他和僧人关系密切，卧病时有僧人前来问候，他“添炉烹雀舌”(《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以茶招待和尚朋友。
白居易(772—846)受佛教影响很大，晚年一心向佛，做起了“香山居士”。他与僧人一块儿喝茶几成家常便饭。王谠《唐语林》云:
白居易少傅分司东都，以诗酒自娱，著《醉吟先生传》以自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说镇金陵时，江南山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思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蓬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一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铜甑而饮，丱角仆烹鱼煮茗，沂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笑方甚。卢叹其高逸，不知何人。从而问之，乃告居易与僧佛光，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
白居易有过交往的自然多是茶僧、诗僧，白居易从僧人那里学得了佛理和茶艺，也成了大唐著名的茶人和居士。
柳宗元(773—819)是个哲学家，对佛教颇有研究，当然与僧人有密切交往。当巽上人以竹间茶见赠时，他写了《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诗中以最优美的语言歌颂寺院茶，称其为“甘露饭”、“蓬瀛侣”。
牟融常与“社友”去寺院游观，以“共寻方外乐”，“茶烟袅袅笼禅榻”这一名句就出自他的《游报本寺》一诗。
诗人姚合常游寺宇，所写茶诗多与佛教有关，如《寻僧不遇》中云“入门愁自散，不假见僧翁。花落煎茶水，松生醒酒风”，《病僧》中云“茶烟熏杀竹，檐雨滴空阶”，《寄杨工部闻毗陵舍弟自庵溪入茶山》诗云“采茶溪路好，花影半浮沉。画舸僧同上，春山客共寻”，《寄元绪上人》诗云“消冰煮茗香”、“孤磬夜深长”。诗中充满“茶佛一味”的况味。
郑巢有两首茶诗，一首是《送象上人还山中》，一首是《送琇上人》。诗人与高僧过从甚密，且言及僧家必提及烹茶，当时的文士实已接受饮茶为“和尚家风”这一说法。
周贺是一介文士，却取了个僧名“清塞”。周贺一次与诗人朱庆馀相逢并下榻寺院，写下了《同朱庆馀宿翊西上人房》一诗，诗中云“溪僧还共谒，相与坐寒天。屋雪凌高烛，山茶称远泉”。天宝后，文士多寄托山林，或为旅游观光，或为隐居。当时的人并无发展旅游事业的超前意识，故无专门接待文人雅士的楼堂馆所，深山的寺宇道观便成了他们最惬意的去处。于是文人雅士有幸结交一批僧人道士做朋友，从他们那里受到了宗教文化的熏陶，并学得茶艺。
典故“到处逢人说项斯”中的那个项斯，在《早春题湖上顾氏新居》一诗中云:“劝酒客初醉，留茶僧未来。”对于俗人“劝酒”，对于僧人则“留茶”，并为僧人的爽约表示遗憾。
诗人张祜“性爱古人，多游名寺”(《唐才子传》卷六)，“经年来客倦”，不喜与俗人交朋友，但与僧人在一起却“半日与僧闲”，从无厌倦之时。“更共赏新茗，闻钟笑语间”(《题普贤寺》)，相处得十分惬意，茶喝得十分尽兴。
朱庆馀饮茶已成日常生活，对姚主簿与僧人一块儿品茗表示欣赏，诗云“僧来茶灶动，吏去印床闲”(《夏日题武功姚主簿斋》)。
以写《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而闻名于世的卢仝受道教影响极深，他的“七碗论”内含道教文化的底蕴，《忆金鹅山沈山人》竟将饮茶和悟道相比况，认为饮茶亦可“齿下领取真长生”，因此劝人“莫合九转大还丹，莫读三十六部大洞经”，他并非否定道教经典和炼丹之术，而是认为饮茶是一个为人最乐于接受的道教修炼方式。
那个“十年扬州梦”的风流才子杜牧，年轻时沉溺于眠花宿柳，晚年在禅院饮茶，想起当年烟花酒楼的岁月不胜感慨，《题禅院》诗云:“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
许浑乐林泉，喜登高怀古，穷览幽胜。他诸多茶诗都与寺僧有关，如“蛮僧留古镜”、“捣茶松院深”(《寻戴处士》)，“僧斋昨夜期，茶香秋梦后”(《溪旁》)。
李商隐(约813—858)有“小鼎煎茶面曲江，白须道士竹间棋”两句描写道士茶。
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僧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真僧”、“香茶”并列称之。著名文化界茶人温庭筠作有《西陵道士茶歌》，生动地描写了道士伴茶夜读的情景，“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是说道士以茶悟道。他优游林下亦喜下榻寺宇，《宿一公精舍》云:“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一边与僧下棋，一边品茶，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酒逢知己饮，茶也不例外。曹邺得故人赠茶，他“夜半招僧至，孤吟对月烹”(《故人寄茶》。写有诸多著名茶诗的晚唐诗人陆龟蒙以与僧人共品茗为乐，乐此不疲，他“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谢山泉》)。
司空图(837—908)“宜茶偏赏缩溪泉”，不仅与僧一块品茗，晚上还“且共高僧对榻眠”(《重阳日访元秀上人》)。
历代文人写的茶诗涉及僧道之处甚多，如“丈室掩孤灯”、“语合茶忘味”(李咸用《冬日与修睦上人宿远公亭寄南岳玄泰禅师》)，“吴僧漫说鸦山好”(郑谷《峡中尝茶》)，“乱飘僧舍茶烟湿”(郑谷《雪中偶题》)，“茶助越瓯深，……诗僧依锡吟”(郑谷《题兴善寺》)，“竹声翰我听，茶格共僧知”(郑谷《咏怀》)，“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曹松《宿溪僧院》)，“蜀茶倩个云僧碾，自拾枯松三四枝”(成彦雄《煎茶》)。宋以后此类名句还有: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阳楼台桌酒旗。——林逋
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赫圻城。——陈慥
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灯。——赵师秀
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香竹里茶。
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陆容
高灯喜雨坐僧楼，共话茶杯意更幽。——王沂
晚来喜雨僧寮静，夜半
茶佐苦吟。——赵国麟
秋风不语僧初定，茶火无烟鹤自回。——吴光裕
由以上例子充分地说明了僧道茶在数个世纪里向全社会辐射，其影响波及文人雅士、帝王将相，进而推向全社会，形成了全社会的茶俗，并历时千余年而不衰。
中国这种具有文化高品位的茶风的源头，在寺宇道观，在僧人道士那里，光大文士学而实习之，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并发扬光大之；历代王公将相学习并提倡之，使之成为全社会的风尚。正是这个包括了几个层面的士子集团整合并发展了中国茶道。
至晚在唐代，寺宇道观刮起一阵强劲的饮茶之风，又经广大儒士的推波助澜，又经以儒教治国的王公将相的提倡推广，于是茶风弥漫全国。在传播的过程中，中国茶道就必然带着儒、道、佛三教的文化特征。
这种辐射进而向日、朝、韩、越等周边国家延伸。特别是以有“茶道”引为骄傲的日本国，他们从不否认日本茶道与中国唐宋茶道的历史渊源。
中国茶道东传日本的文化载体是佛教和日本僧人。“据目前为止的研究，饮茶在日本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815年(弘仁四年)闰七月二十八日空海的《空海奉献表》里。去中国留学两年后归来的空海(774—835)，将梵学悉云字母和其释义文章10卷呈献给了嵯峨天皇，在附表里写下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空海留学中国的时间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陆羽作古不久，此一时期中国茶道已正式创立。另一位留学僧最澄(767—822)于公元805年，即陆羽逝世后的第二年，从中国带回了茶籽，种在日吉神社旁边，成为日本最早的茶园。在此之前，还有在中国留学、生活了大约30年(约777—805)的永忠和尚，他居长安西明寺。他在中国生活时期正值陆羽《茶经》问世，正值大唐茶风的黄金时代。他归国后带回了大唐茶风，当嵯峨天皇游幸路过他掌管的寺院时，他向天皇献上了一碗茶。
唐宋时期，日本高僧在中国留学人数很多。据记载，仅余杭径山古寺先后就有413人来此学习佛法。日本誉为“茶祖”的荣西法师于公元1168(宋孝宗乾道四年)、1187(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年两次到径山，回国后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
在日本，自荣西之后，茶文化的普及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禅宗系统，一是律宗系统。这两个系统都十分重视茶的药物性。但强调“自己究明，向心求佛”(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
中国天目山茶多、僧多，天目茶盏是该寺专用茶具，用来招待各方施主。在日本镰仓时代的建久三年(1192)至元弘二年(1322)的141年间，由留学僧带回日本，为日本茶人所钟爱，广为流传。日本平凡社的《世界百科大辞典》曰:“天目为黑色及柿色铁质釉彩陶瓷茶碗的统称。”
因为日本茶道脱胎于中国禅宗茶道，所以日本茶道的艺术风格追求简索、枯高、自然、幽玄、静寂(久松真一《禅艺术》)，追求“无一物中无尽藏”的超脱之美(武野绍鸥)，“以佛修行得道”为第一要事(千利休《南方录》)。日本茶道既然是唐宋禅宗茶道直接辐射的结果，其特质当然是“禅”。很多学者对此已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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