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此盘直径31厘米，重3180克。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画着29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他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27]也有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祇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2—3世纪的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3—4世纪的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因此，他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在他看来，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28]。
1965年，在西安西北的汉代长安城遗址内出土了一只陶罐，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9]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德国学者密兴－黑尔芬（O.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失真走样。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由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30]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陕西中部地区活动时留下的遗物。[31]
1—3世纪，新疆地区铸行了一种有汉文和佉卢文的“汉佉二体钱”。此钱圆形无孔，一面的中央有匹形象生动的马形图案，四周有一圈少数民族文字，另外一面有文字，似为汉文篆字，字迹不清，有释读做“元”字者。因这种钱币大多数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故又名“和田马钱”。此钱用打压法制造而成，钱分大小两种：大钱重二十四铢，外径24毫米，重8.3克；小钱重六铢，外径22毫米，重5.3克。据专家考证，“和田马钱”是希腊文化通过印度传入于阗后同原来已存在的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即先用一种黏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前四千纪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征后传入印度。此种工艺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由于发现的金珠都是12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的多面金珠的具体情况如下：
（1）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32]。
（2）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今扬州邗江）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子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33]。
（3）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34]。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米兰废寺的3号遗址中发现了一座窣堵波，在其周围的回廊上，发现了7个长翅膀的天使的画像，画像中的天使眼睛很大，眉毛扬起，斜视着前方，由此可以断定这是希腊罗马古典艺术风格的作品。在这些壁画上还有一小段佉卢文题词，上面有画家的名字以及他画这幅画所得的报酬。画家的名字叫Tita，这个名字在印度语和波斯语中都找不到根源，斯坦因认为这个名字可能是罗马人名Titus译成梵文雅语和俗语所应有的变化。[35]也就是说，这位画家可能是一位罗马人，或者是移居犍陀罗地区的罗马人的后裔，他来到米兰被米兰寺院雇来画壁画。壁画中所绘的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也是罗马式驷马车，壁画已经采用了透视学上的渲染法，在技法上和埃及法雍的罗马绘画同属一个体系。
斯坦因在鄯善古国的尼雅遗址等地发现了700多件佉卢文简，在木简封泥上常常印有阿西娜、赫拉克勒斯、埃洛斯等希腊神话中的神或英雄的图像。[36]斯坦因在楼兰遗址的汉墓中还发现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尔墨斯头部”。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他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祇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在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
汉代以后，一些艺术作品中的裸体人物形象也是受希腊罗马艺术风格影响的结果。1969年在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绿釉陶树，底座上贴有裸体人泥塑。山东嘉祥吴家庄汉代画像石上有裸体大力士支撑屋顶，山东曲阜颜氏乐园画像石上有裸体力士相搏斗的画面，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上也有裸体力士。
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有大量的裸体人物形象，并且以女性的裸体形象为主，包括天宫的乐神，以及佛传故事和因缘故事中的舞女、宫伎、王妃、魔女等等。可以想象，龟兹的艺术家们对希腊罗马的裸体艺术十分倾心，甚至一些本来并不需要裸体的人物也被画成裸体，如第205窟的《阿阇世王故事》中，阿阇世王在宫中接见大臣，全身裸体的王妃在旁边作陪。照理说，王妃这时候是不需要裸体的，但由于王妃具有高贵的地位和身份，也许在龟兹的艺术家们看来，她地位的高贵与她身体的美丽是统一的，表现她美丽的身躯能使她的形象更加美好，因此就把她画成了裸体。同样，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也经常被画成裸体。第175窟《太子降生图》中的佛陀被画成一个通身光圈的裸体青年男子。而且，这个裸体在人体的比例、结构以及动作的协调上，与希腊古典艺术的法则是统一的。
古希腊罗马常用的忍冬纹图案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两汉到唐初常见的一种装饰性图案。河南洛阳市西汉卜千秋墓壁画的云彩中有忍冬纹，甘肃武威县东汉墓出土的屏风也用忍冬纹装饰，新疆民丰县东汉墓出土的丝织物上绣有忍冬图案。早期敦煌的石窟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忍冬纹来作为须弥座的边饰，直到唐初，才逐渐被卷草边饰所代替。此外，汉唐时期长安人用的铜镜也常用忍冬花纹作为装饰图案。(www.xing528.com)
洛阳出土的汉魏文物中也有不少的羽人造型。如1987年洛阳东郊汉墓中出土的鎏金铜羽人，深目高鼻，全身刻有线条纤细的羽纹、卷草纹与云气纹；洛阳出土的东汉“四方羽人画像镜”上也有羽人造型。西汉卜千秋墓墓门上额画有人首鸟身的升天图，亦作双翼。这些羽人造型与古希腊、古罗马雕塑艺术的构思与表现手法有着很多一致性。可以认为，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思想进行交融，形成了中国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造型，如汉晋时洛阳出土有双翼石狮、双翼兽，洛阳出土的西汉空心砖中有翼马形象等。这种汉魏文物中的神仙羽人造型，是外来艺术形式和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希腊的古典柱式也传入中国。克孜尔壁画中所画的一些天宫，是以希腊古典柱式分隔的圆拱形建筑，每个圆拱架在两个爱奥尼亚式或科林斯式的柱头上。南京尧化门外梁朝萧景墓前现存有一根神道石柱，柱身刻着二十多道希腊柱式的凹棱，柱子的上部是中国传统的承露盘，承露盘上蹲着一只受波斯艺术风格影响的石辟邪。这根石柱正是希腊、波斯与中国三种艺术风格相结合的产物，它被看成是南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专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大同出土的4件金银器，是由东罗马人所制，“其造型、纹样的艺术风格，诸神的面型、服饰、姿态均为希腊罗马风范”。[37]谢明良认为，希腊艺术有可能东渐至山西。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河北献县出土的一座唐墓中的武士俑的形象，与希腊赫拉克勒斯形象相近。因为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一般是头戴一狮子头皮，手持一根带有疤痕的木棒。而这座唐墓中的武士俑形象与此相似，只不过戴的是虎头皮。此外，在多处墓葬中都有此类戴兽帽的陶武士俑。其中一座墓葬于1961年发现于山西长治地区，它的武士俑似乎更接近赫拉克勒斯的形象。谢明良认为，这些武士俑是从犍陀罗艺术中的执金刚像演变来的，而执金刚像似可以与赫拉克勒斯的形象相联系。[38]邢义田也认为，棍棒与狮或虎头形盔同时出现，可以证明这绝不是工匠的偶然创意，而应该有一定的来历。这个来历，追本溯源，和希腊的赫拉克勒斯有一定的关系。[39]
以上我们从考古发现、历史遗迹和文献研究等方面考察古希腊与中国文化可能发生的联系。朱谦之指出：“中西交通的开始即是中西物质文化接触的开始。”“古代中国与西方已有物质的接触，却为一种事实。”朱谦之引述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中国与中国人》第四章中对于中国与古希腊文物风尚的比较，说翟理思的略述有20余项，物质文化方面的有这样几项：
（1）中国建筑门常朝南，屋中男女分隔，门扇多为两个，开门时为推进，希腊住宅亦然。
（2）中国演戏，自晨至晚，连演不息，戏台常搭于露天旷地，与希腊同。戏文有“曲”有“白”，戏子或（戴）假面、或涂面谱，彼此皆同。至于戏台上设神像，更是无独有偶的风俗。
（3）中国之“骰子”戏系于2世纪前后自西方传入。
（4）古代中国用以记时辰的“壶漏”，在古代希腊也曾用过，情形是否完全相同则未确定。
（5）中国橄榄之来源或系传自希腊，传播时期约在2世纪即西汉时代。
（7）古时中国铜镜常有花鸟装饰，与古希腊所有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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