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对中国文化的输出与传播

第三节　海外移民对中国文化的输出与传播

一　农业手工业移民与生产技术的输出与传播⁽¹⁸⁾

明清时代，大量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等行业的移民在移居地进行着以生产和技术传播为主的经济活动。因此，生产技术的海外传播成为沿海地区与海外移居地社会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

（一）农作物种植及其加工技术的输出与传播

明清以降，中国沿海地区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加工技术，随着海外移民传到海外移居地，尤其在东南亚一带最显突出。

1．生产工具如犁、水车、水磨等的南传

在菲律宾，有着与中国相同的刀耕火种等文化特质，梯田文化即由中国南方传入。⁽¹⁹⁾

16世纪中国移民向菲律宾人民介绍使用了中国犁具。⁽²⁰⁾一位英国人对菲律宾的评论中说，他们用的犁具是中国式的，有一个手柄，设有犁头或犁头后的定形铁（犁刀），犁头的上部是扁平的，在耕地时转向一边而发挥功用。⁽²¹⁾中国移民还把水车、水磨和水牛、黄牛、马、粪肥或其他有机肥料的使用方法带到菲律宾并传给了菲律宾农民。⁽²²⁾据载，万历二年（1575年）菲律宾人开始使用马车做交通工具，“当时菲督派人到中国购买大宗马匹回菲”⁽²³⁾。万历十六年（1588年），萨拉扎尔主教也提到：中国人运来很多马匹和水牛。⁽²⁴⁾从中国输入的水牛，据说比墨西哥引进的牛更能适应菲律宾的自然条件，而且从中国输入途短而价廉，可较大批量地运进，因而成为菲律宾农业的主要畜力。⁽²⁵⁾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可以断定，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夕，菲律宾人已经懂得使用以驯服的水牛牵引的犁。当然，这种水牛来自中国，并且很可能训练它们深而整齐地犁地的技术也是由早期华人首先引进到菲律宾的。⁽²⁶⁾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文登（Tanggerang）地区，当地农民耕田时广泛使用最早由蔡焕玉（Tjo Huan Giok）大力推广的“中国犁”。⁽²⁷⁾蔡焕玉于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55—1699年）在巴城任甲必丹⁽²⁸⁾，可见迟至17世纪中后叶，中国犁耕技术已在印尼的一些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而且至今仍采用这种犁。《荷印百科全书》说：“印尼农民在旱田和农园中使用一种入土较浅的犁，叫做中国犁，显然是模仿中国犁制造的。”⁽²⁹⁾19世纪初叶，英人斯宾塞·圣约翰爵士在考察上加里曼丹犁耕技术后，亦说：“我认为这种高级耕作显然是中国文化的遗迹。”⁽³⁰⁾可见19世纪加里曼丹农民所用的犁还是中国传播的式样。

2．稻米耕作法

据考证，东南亚原始的稻米种植法，系利用雨季把种子插于田中；在秧苗生长期内既不施肥，亦不除草，稻田里杂草丛生。当地居民以为这些杂草可以支撑稻秆，不致因结穗而倒坠。收割时只将稻穗摘下，并将晒干后的稻秆与杂草烧成灰以为肥，如此轮作保养。这样的原始种稻法，稻米产量自然不高。⁽³¹⁾中国移民则把较进步的耕作制和先播种苗、插身成行与除草、施肥、收割及稻草的利用等经验带到东南亚并传授给当地人民。16世纪下半期中国移民在印尼万丹建立“新村”，已从事水稻种植。康熙四年（1665年）尼霍夫（John Nieuhoff）在巴城看到，那里的中国人“大部分从事打鱼和耕作，尤其是种稻、种蔗和种玉米”⁽³²⁾。在菲律宾，17世纪20年代后，大批中国移民在中、南吕宋地区种植水稻；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内湖水畔的卡兰巴一地种稻的中国移民即达6000人。一些菲律宾学者对当时华人的农业技术评价甚高，称他们是菲律宾的农学家⁽³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杰出的园艺匠，甚至在完全荒芜的土地上生产出各种优良的植物。⁽³⁴⁾中国工匠制造石磨，还把用石磨除稻壳法传授给菲律宾人民，“他们用两块石头把糙米的糠皮磨掉，比棉兰姥（Mindanao）人民用木臼捣米的办法便利得多”⁽³⁵⁾。在越南、柬埔寨，明末移居嘉定、定祥、边和等地的中国移民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胼手胝足，开荒辟地，消除森林，浚干沼泽⁽³⁶⁾，使荒山僻壤变为田园耕植之地，进而发展成发达的农业区域，以后又成为世界著名的稻米之仓。⁽³⁷⁾

3．甘蔗种植及其加工技术

中国移民把种植甘蔗以及从甘蔗中取糖⁽³⁸⁾的技术介绍到菲律宾，并传授给当地人民榨糖、制糖的方法。他们把用垂直的石碾和铁熬锅的榨糖煎糖技术引进菲律宾，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家使用这种技术的制糖厂。⁽³⁹⁾在印尼，中国移民对甘蔗种植与加工的贡献更为突出，印尼的土壤与气候均极适宜甘蔗的种植，不过在17世纪以前，印尼的食用糖多是从桄榔（aren）花梗中的甜液制成的棕榈树糖（gula aren）⁽⁴⁰⁾，虽然那时当地人能以土法制糖，但生产技术落后，产量很低。印尼制糖业主要是在大量中国人移民爪哇，并把种蔗经验和制糖技术传入当地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巴素在其著作《东南亚之华侨》中写道：“虽然当地人也用土法制造蔗糖，但将真正的制糖之工业介绍到爪哇来的却是中国人。因此，巴达维亚开埠后不久，谙于其道的中国人便开始在该地设立了制糖作坊。他们利用牛拖或水力推转石磨来压榨甘蔗。”⁽⁴¹⁾杜尔（P．A．Toer）也指出：“虽然以往印尼也能以土法产糖，但只有采用了华人先进的制糖工具后，产量才大大地增加，从而促进了当地人民的经济繁荣。这种新的工具就是在中国所普遍采用的水力榨糖机（Kilang air），在没有水力时也可以用畜力来代替……到现在它仍是西爪哇和西苏门答腊制糖加工业的主要工具。”⁽⁴²⁾崇祯十年（1637年），荷印公司决定在巴城及其郊区一带建立制糖磨坊，中国移民容观（Jan Kong）创办了巴城首家制糖磨坊，利用水力和畜力推动石磨榨糖。此后，巴城蔗糖产量大增：

1637年（崇祯十年）：　　　　　　　　　　190余担（12公吨）⁽⁴³⁾

1648—1649年（顺治五至六年）：　　　　　2000担（245000磅）⁽⁴⁴⁾

1649—1650年（顺治六至七年）：　　　　　近5000担（598221磅）⁽⁴⁵⁾

1652年（顺治九年）：　　　　　　　　　　12000担（1500000磅）⁽⁴⁶⁾

1659年（顺治十六年）：　　　　　　　　　13200担—13800担⁽⁴⁷⁾

17世纪，三宝垄地区也已有中国移民开设的甘蔗榨糖厂，并租用当地居民的旱地来种植甘蔗，同时也从当地乡村居民中采购甘蔗。⁽⁴⁸⁾爪哇甘蔗制糖业不仅始自中国移民，而且在长达两个多世纪中一直由中国移民大规模经营⁽⁴⁹⁾，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爪哇中国移民的入境数量和荷兰殖民政府各项限制移民禁令的效果。⁽⁵⁰⁾

4．引进胡椒栽培法

16世纪万丹中国移民即从事胡椒种植，并采用先进的种植方法，使万丹成为胡椒的盛产地。杜尔（P．A．Toer）指出，“对于胡椒的生产，由于华侨采取了一套完善的先进种植技艺，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比用旧法种植增产率达100%。他接着强调：“正是因为16世纪采取了这种先进、优越的种植技艺，简直是魔术般地使万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胡椒生产地，并且提高了它的国际贸易地位，从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⁵¹⁾ 17世纪末和18世纪最初10年，中国移民把胡椒种植传入加里曼丹时，结合中国园艺管理中的除草、施肥、剪枝、去叶等方法，又改良了南洋地区以往一般的胡椒种植法，以提高胡椒的产量。佛瑞斯特（Thomas Forrest）在其航海记中对中国移民种植胡椒的方法有一番详细的描述：

他们和苏门答腊的习惯不同，不让胡椒蔓茎盘绕在榛栗树上；而是在地上插一根竿子，或是短而坚硬的柱子，俾使蔓茎的滋养不致受到剥夺。华侨对蔓茎行列间的空地能保持得十分清洁；我曾看见他们把蔓茎上的叶子摘掉；据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胡椒粒子得到更多的阳光。我曾数过每一个根茎上面的胡椒粒，多达70到75个——比苏门答腊者为多。⁽⁵²⁾

利用改良的种植法，既可增加每株胡椒树的产量，还可利于合理密植，“根据殖民地时期的统计，在邦加（Bangka）的胡椒园，那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每公顷可栽种2500株；但那些采用旧法的地方，如苏门答腊的楠榜（Lampung），只有1200株”⁽⁵³⁾。很显然，中国移民带来的先进的园艺管理方法，与胡椒栽培法的改进和印尼胡椒产量的提高密切相关。

此外，中国移民还在整个东南亚经营果园，种植蔬菜供出售，他们供应各种新鲜的蔬菜，并把大豆、卷心菜、小青豆、芹菜、白菜、韭菜、萝卜、芥菜以及荔枝、龙眼、柑橘、中国柚等蔬菜、水果的新品种及其种植和加工技艺传进东南亚各地。⁽⁵⁴⁾总之，中国某些农作物品种以及种植和加工技术的传入有助于东南亚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

（二）手工制造技艺的输出与传播

中国人移民海外后，不少人从事各种手工行业，如裁缝、织染、刺绣、制皮、制造家具、打铁、打银、制锁、修锁、打铜、打锡、制马具、钉书、制砖瓦、打石、烧石灰、做泥水、制蜡烛、油漆、制鞋修鞋、制帽、制灯笼、编篾、酿酒、榨油、制糖等。⁽⁵⁵⁾正如著名的海盗和探险家丹庇尔（William Dampir）在亚齐所看到的情形：“……他们并带来一些工匠，即木匠、细木匠、漆匠等等。这些工匠到后，立即开始工作，制造柜、屉、橱以及各种中国式的玩具；不久就在他们的作坊中都做好了，于是他们立刻开始营业，把那些东西摆在门口兜售。”⁽⁵⁶⁾因此，到东南亚从事手工制造业的中国移民一般都具有既是工匠又是商贩的双重职业，他们不仅出售自制的手工产品，也把当时某些较先进的中国手工技艺和科学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有记载明初洪武十二年（1379年）一位名叫辛榜（Simpang）的中国移民教菲律宾人制造“土巴酒”的方法，用曲刀割裂树花，把它的汁放到竹筒中酿成，这种酒直到今天还为菲律宾农民所乐饮。⁽⁵⁷⁾

荷兰入侵爪哇以前，中国的糖浆炼酒法已传入万丹。《荷印百科全书》记载，中国人把甘蔗酿酒法传入印度尼西亚，用酒曲和酵母使糖浆发酵，可以提炼出含酒精66%的烈性美酒。⁽⁵⁸⁾费慕伦（Vermeulen）博士在其《红溪惨案本末》一书中亦说，荷兰人到达万丹时，“万丹的华侨不但忙于经营商业，而且勤于经营农业（种植胡椒）和酿酒业”⁽⁵⁹⁾。荷人初抵西爪哇时，荷兰船员还常到雅加达购买中国移民酿制的酒。巴达维亚建立以后，由于对酒的需求量的增加和制糖业的发展，中国的酿酒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当地酿酒业尤其是中国移民的酿酒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因为“亚力酒的酿制与制糖业密切相关，糖浆是这种烈性酒的主要配制原料”⁽⁶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制糖酿酒工业……这两个几乎全由华人经营的行业，虽然早在1614年已经存在，但到1680年以后才得以显著发展”，在那里，酒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中重要的专利商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巴达维亚周围有12家亚力酒厂，且均为中国移民所经营。⁽⁶¹⁾中国人制酒术显得相当重要，以致在红溪惨案后，为恢复市场酒的供应，荷印政府不得不立即招引中国移民重建制酒厂。

中国移民除了在亚力酒酿造业上取得专利并得到很大成功外，还引进了中国人制盐的工艺，在顺治五年（1648年）荷属东印度政府统治时期，巴达维亚有个叫做“郭玉哥”（Conjok，译音）的中国移民，被给予制造和销售盐的特许权，并且在制盐工业中使用了中国的传统工艺。⁽⁶²⁾

在其他食品手工业方面，花生油制作法和面包制作也都使用中国的工艺。据林天佑的记载，大约在17世纪末或稍后的时期，制花生油是三宝垄中国移民的重要工业。他还指出，他们所制的花生油大多提供给当地居民作烹调之用；另外乡民也盛行用这种油来照明，因为当时还没有煤油和煤油灯，普通人大多用油盏——一种用陶器做的有脚的油灯。⁽⁶³⁾这种油盏与中国旧时称作“灯盏”的点灯器皿十分相似。有趣的是盛油的器具的变化大概也与中国移民的手工艺有关。最初人们用牛胃来装油，后来可能是中国篾箩的编织技艺，而改用了编织很密的箩以及大小不一的竹筒。⁽⁶⁴⁾

菲律宾面包制作工艺的传入源于中国面粉的输入。萨拉扎尔（Salazar）主教十分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马尼拉市场上制作面包的情形：“中国移民的许多面包师用从中国运来的小麦和精细面粉制作面包，并且在市场上销售或沿街叫卖。这对这个城市大有裨益，因为他们制作优质面包且以低价出售；因而，虽然本地大量生产稻米，但现在许多人改吃面包，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他们乐于给人方便；当一个人没钱买面包时，他们就以记账的方式赊给面包。因此，许多士兵整年以这种方式获得面包，面包师们亦按需提供面包。”⁽⁶⁵⁾面包制作和其他面制食品改变了当地人民一向只吃大米及大米制品的状况，丰富了他们的食品结构。

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许多中国移民从事制烛业⁽⁶⁶⁾；在三宝垄，制蜡烛也是中国移民的重要手工业。住在该市北华人区和东华人区的中国移民差不多家家都制造蜡烛。⁽⁶⁷⁾制烛手工业之所以如此普遍，大概是由于当时人们除了油灯外，工作时更喜欢用蜡烛照明，因为蜡烛用起来比较方便。另外，中国移民大多带着迷信的习俗，每到初一或十五都要烧香拜神，据说每家至少要为此消耗两对蜡烛，因此蜡烛的销售量很大。关于蜡烛的制作，林天佑写道：“蜡烛确实是中国发明的，其制作非常简单，所用的原料是水牛或黄牛的脂肪，这些原料来自三宝垄附近的札巴拉、淡目、沙拉笛卡等地，中国商人把当地居民拿到市场出售的动物脂肪买回来，制成蜡烛后又拿到各地去出售。”⁽⁶⁸⁾在没有电灯的年代，蜡烛制造法的传入无疑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

中国家具及其制作技艺的传入也给东南亚地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威廉·丹庇尔（William Dampier）非常生动地描述了17世纪亚齐的中国木工现场制作细小精巧家具的情形。⁽⁶⁹⁾巴素在谈到中国对缅甸手工业的影响时写道：“为砍凿硬木之用，本地木匠的工具是小手斧、凿子、圆凿、锥子，一把粗锯及一把斧头。缅甸人并采用了中国式的刨子和跨长凳。”⁽⁷⁰⁾

中国的油漆和颜料使用技艺也传入东南亚。印尼语中的“漆”（tjat、tjet）即从福建语“tjhat”的语音变过来的。⁽⁷¹⁾在缅甸，据成书于16世纪80年代的《西南夷风土记》记载：“……普坎（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⁷²⁾中国移民把中国式的火钳、大平底锅、小煎锅、碗、水壶、壶等器皿及其制作方法介绍到东南亚⁽⁷³⁾，也大大方便了东南亚人民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当地的经济行业。

（三）航海与造船技术的输出与传播

明清时期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航运业与中国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欧洲殖民者东来时发现，中国同东南亚地区间的航运业几乎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崇祯五年（1632年）暹罗以巴铜王（Prasat Thong）大肆屠杀住在大城（Ayuthaya）的日本人并把大部分日本人驱逐出境之后，暹日之间的贸易也几乎全部转入中国人手中。崇祯九年（1636年）以后，由于日本禁止泰国舵工登陆，国王的货物就不得不通过中国的帆船来运输了。⁽⁷⁴⁾

17世纪中国商人是万丹贵族阶层（Patriciate）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居住在固定的房子里，拥有货仓、船只和奴隶，并让这些奴隶“义男”（Peculium）一起从事海上贸易。⁽⁷⁵⁾实际上，在17世纪期间，南洋群岛的华民船商不仅维持着中国南方和台湾到巴达维亚和万丹间的正常运输，而且在各岛之间也进行贸易。泰国的情况则似乎有些特殊，其皇家船队完全由中国人创建，而从15世纪起，船队的最重要位置均被中国人占据，甚至其头衔和职位也用中国人的专用术语。⁽⁷⁶⁾

因为中国人都是最有经验的航海家，而且只有他们才能与大部分中国口岸接触，因此深受泰国王的重视，有的被聘为皇家船队的代理商，有的还被“授予高官显职”⁽⁷⁷⁾。

Mandelslo特别强调，崇祯十二年（1639年）“国王往海外的代办官员、仓库员和会计员都是华人”⁽⁷⁸⁾帕那莱大帝（1656—1688年）期间，为皇室所垄断的商船继续由中国人管理业务。⁽⁷⁹⁾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一个暹罗商务报告证实：“国王不论在暹罗或海外的一切航务和商务，均交由华人经理。”⁽⁸⁰⁾半岛的其他国家如柬埔寨，中国商人也掌握了主要的海上贸易。

正是由于中国人参与了东南亚的航运业，他们的驾驶技术完全按照中国方式，因此在航海运输的过程中，东南亚地区充分采用中国人精湛的航海技术显然是可以肯定的。⁽⁸¹⁾而当时的中国船员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航海经验，具有充足的技术力量。《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就详细地阐述了中国船员在东南亚的航海经验，其中的东、西洋针路、占验、水醒水忌、是日恶风、潮汐等条目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如“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对所经国家或地区的针位、更数、水深、所经岛屿、暗礁或浅滩等等都有较明确的记载；“占验”更包括占天、占云、占风、占月、占雾、占电、占海、占潮八大类，这是船员们对与航海有关的天文气象的实际应用。(www.xing528.com)

据康熙十七年（1678年）版的达厦德神父（Pere Guy Tachand）出游暹罗日记记载，暹罗国王的中国制商船由中国人驾驶，航驶方面也使用罗盘、测钟和探针等仪器。他们也推算航程，有时按照风向针、气流以及在陆地上发现的山脉、沙土的颜色、光泽和混合成分等来推算，乃至其他种种经验都是他们所遵依的法则。⁽⁸²⁾测锤是当时中国船员普遍使用的一种“以绳结铁”的测深器，即“沉绳水底，打量某处水深浅几托（方言谓长如两手分开者为一托），赖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岛所在与某处礁险宜防”⁽⁸³⁾。

总之，中国的航海技术对于东南亚航海事业的作用十分重要。东南亚人民也不同程度地学习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如印尼武吉斯族人的航海活动中结构精巧的中国罗盘得到了广泛使用⁽⁸⁴⁾；菲律宾苏禄人的船只也几乎全部使用这种中国罗盘。⁽⁸⁵⁾

定居东南亚的中国船员、水手和造船工匠，也带去了中国的造船技术，并在东南亚与当地人一起从事造船活动。因为造船耗资巨大，海外中国移民大规模的造船活动主要始自清代。⁽⁸⁶⁾在东南亚进行造船，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热带森林中有丰富的优质木材。如婆罗洲北岸有不少松木堪作大桅⁽⁸⁷⁾；吕宋群岛“树木约4200种，高约50丈，便于建船屋”⁽⁸⁸⁾，苏禄岛可作为桅木和厚板的铁力木特别丰富⁽⁸⁹⁾，暹罗的林木用以造船亦甚坚美等等。此外，中国人还从国内带来了铁钉、桐油、蛎灰、棕和麻等造船材料，这是在东南亚制造中国船所需要的材料。

大约在17世纪70年代，暹罗的中国移民开始集资筹建或替暹罗封建王公建造远航船只，此时到过暹罗的欧洲人怀特（J．White）指出：“暹罗的船只设计和制造均模仿中国。”⁽⁹⁰⁾另据有关17世纪暹罗外文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暹罗代表报告说，康熙十八年（1679年）暹罗航运船只几乎都是中国人建造与经营的。⁽⁹¹⁾18世纪婆罗洲的中国移民已经开始有效地利用当地的造船资源，佛瑞斯特（Thomas Forrest）写道：“从开辟靠近河口的土地起，他们渐渐向内地进展，并着手砍伐木材，使其顺流而下，飘流到他们所建造的简陋的船坞中去。他们用这些木材建造大而坚固的帆船，用这种船装载货物驶回中国。当他们把这些货物卖掉换得大额款项后，就把帆船卖掉，觅致小型的船只作回程之用，然后再重新开始同样的程序。”⁽⁹²⁾于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年（1774—1775年）在婆罗洲观光的杰西先生（Mr．Jesse），曾亲眼看到一艘580吨重的帆船，在三月初停置在文莱的一个华人船坞中，到五月底便下水了。杰西还提到华人技师用了4250元建成这艘船，大约每吨仅用30先令，造船之廉价可谓史无前例。⁽⁹³⁾且不管船价如何便宜，但其时已有中国式船坞（显然是造船厂）的存在，而且造船速度极快。

中国移民在东南亚的造船活动，自然也对当地的造船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善于航海的印尼人民学习了中国的造船术，仿制了多种中国类型的帆船⁽⁹⁴⁾。这与中国移民在当时传播造船经验是分不开的。中国移民的航海活动与造船技术推动了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移居地与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活动和技术交流。

（四）建筑技术的输出与传播

明清时代，海外移民所携带的中国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对海外居住地的影响，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最为典型。

16世纪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并大规模兴建其殖民据点马尼拉时，大多利用大批涌入菲律宾的中国石匠、泥瓦匠、木匠及其他各种建筑工匠的智慧、勤劳和他们高超的技艺。菲律宾学者E．M．Alip之所以说“我们国家早期的艺术家、雕塑家和建筑师都是中国人”⁽⁹⁵⁾是有史可考的。

中国人首先介绍了各种建筑材料的制造技术以及建筑房屋的方法。他们制造物美价廉的砖瓦，通常一千块砖只需8里尔（reale），虽然他们也懂得利用机会提高砖瓦的价格，但从不会变得过高。⁽⁹⁶⁾中国移民还利用牡蛎壳烧制石灰，萨拉扎尔（Salazar）主教写道：

起初，如同在西班牙一样，石灰是用石块制成的，但现在中国人利用在海边发现的白珊瑚和牡蛎壳烧制石灰，开始我们不相信这种石灰的质量，但它生产出来后与我们先前制造的一样好，并使本市不再使用它种石灰。这种石灰非常便宜，我们用4 Realas购买12 bushels的石灰。⁽⁹⁷⁾

Alip也写道：“许多教堂、修道院、医院和石砌的房屋都是华人劳工建造且由华人设计师设计的。……在古老的教堂和碎裂的石砌大建筑（过去的遗址）里，可以看到中国建筑的痕迹。黎萨尔（Rizai）省的Morong和Tanay的多层教堂的塔形钟楼；南伊洛科斯（Ilocos Sur）圣玛丽亚的巨石楼梯和教堂；内湖纳卡兰（Nagcarlang）天主教公墓饰以瓦片的铁花格围墙和怡廊（Iloilo）；卡巴端（Cabatuan）教堂的伞形圆屋顶，都是菲律宾受中国建筑影响的不朽表证。”⁽⁹⁸⁾

在菲律宾各地还可以找到许多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建筑物，如内湖Pag－sanjan旅游胜地入口处有一雄伟的牌楼（这里是1668年以前中国人居住的风景如画的小城），以及牌楼顶上的一对摆着作战姿态的中国狮子（似乎随时准备保护这座小城和城里中国人的祖先），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式庙宇、街道等都明显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印记。

与建筑有关的雕刻技艺也从中国传到菲律宾。菲律宾家庭中的许多家具如橱、箱、柜等，富于中国式雕刻特征，还有各种木制雕像和家庭神像。⁽⁹⁹⁾“祈祷用的道具（雕刻过的橱、桌、椅等）绘有龙的图案并镶有象牙，现在被那些显贵家庭视为珍宝，而石狮和石龙则用于菲律宾富裕家庭花园院子的护门神。”⁽¹⁰⁰⁾在17、18世纪的建筑物中还可以看到作为尖前饰（post－finial）的砖瓦上的雕刻，也显示出纯粹的中国风格。⁽¹⁰¹⁾

明清之际的印尼也建造中国式砖瓦房屋。据载，1530年（嘉靖九年）在巴城已有很多中国移民盖了美观的楼房，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在三宝垄也建造起用砖作墙、用瓦盖顶的中国住房。⁽¹⁰²⁾荷兰人到达万丹时，发现中国移民居住区，四周有坚固的栅栏和堑壕，拥有城中最漂亮的也是唯一的石头建筑物。房子多用砖砌成，每一所都是平式房屋。⁽¹⁰³⁾在印尼各地都有中国寺庙和中国式建筑物。一些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也是中国式的，同时，中国建筑术与印尼建筑术渐渐地混合起来，如梭罗、日惹、万丹等地的清真寺上端（mustaka）为宝塔尖，但与中国南方寺庙一样都是重檐的。⁽¹⁰⁴⁾李炯才（Lee Khoon Choy）也认为：“华南清真寺的建筑和设计与那些相传为三宝太监所建的清真寺，确有相似之处，但却与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的圆顶清真寺迥然不同。”⁽¹⁰⁵⁾稍后建造的巴城红溪清真寺（Mjid Angke）则已形成中、荷、印尼三位一体的建筑风格了，两角攒尖为中国式，正门口的五级台阶、柱子及屋顶顶石为荷兰式；屋顶和带目格窗则为爪哇式。⁽¹⁰⁶⁾

缅甸的“德由格”（即中国传入的百叶窗），张可通风透光，闭可遮雨蔽日，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暹罗真河出口处的重要口岸龙仔厝，是中国移民最初定居的城镇，阿瑜陀耶王朝时建造了一所越艾宗古刹，作为一种中暹建筑艺术合璧的寺庙，以门窗雕刻精美，手艺高超闻名于泰国。⁽¹⁰⁷⁾17世纪，居住在暹罗阿瑜陀耶城的中国移民有自己的“中国街”（China Row），而且是全城最好的街道，沿街有100余座用石头或砖块砌墙，以瓦片盖顶的二层房屋，属于中国移民以及一些“摩尔人”（主要指印度、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而城市的其他寓所则多是由竹子和木板条构建的简陋小屋。⁽¹⁰⁸⁾

明清时期，中国建筑技术或建筑风格有的通过中国移民直接带到东南亚，有的则与当地的建筑技术或风格合璧，有的更掺进了西方殖民者所拥有的建筑技术或风格（特别是在建筑风格和宗教绘画方面），融合成为“三位一体”的建筑风格。中国移民也不只是纯粹的技艺载体，他们在某些方面吸收当时较先进的西方技艺，进而对发展东南亚的建筑业作出贡献。

总之，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相对于商业贸易更直接、更深入地促进了中国人海外移居地社会经济的内在变迁。尽管生产技术的传播是由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及社会需求性与适应性所决定，但事实已经说明：由中国移民所带来并由他们直接参与的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转移行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移居地经济环境乃至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的变迁与提升。

二　海外移民社会中的中华文化⁽¹⁰⁹⁾

明清时代走向世界的海外移民，其构成基本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亦有少数知识分子。与移民的构成相适应，传向海外的中华文化实际包括“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部分。所谓“大传统”，系指传统中国由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小传统”则是指沿海社会乡民或庶民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大、小传统虽然在海外传播的时间有先有后，但两个传统本质上是互动互补的，华侨社会即以中华民族血缘和文化传统在海外获得繁衍与生存。

（一）文学艺术

中国的文学作品很早就在周边国家传播。传播途径主要是汉字、移民的直接移植和华裔的翻译作品。在日本，用古汉语写成的传奇《剪灯新话》等在17世纪已广泛流行于民间，通俗历史小说的翻译开始于17世纪后期，18世纪后半叶则达到顶峰。在泰国，嘉庆七年（1802年）第一次出现《三国演义》的译本，稍后，继续译出29部汉文小说。在朝鲜，19世纪刊印了许多《三国演义》的手抄本和刻印本。在印度尼西亚，咸丰九年（1859年）出现爪哇文手抄本《薛仁贵征西》。⁽¹¹⁰⁾在马来半岛，华裔文学产生于19世纪前，有马来文诗歌、故事集出版，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华侨与马来妇女结婚生下的孩子）马来文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和通俗小说。如闽南籍华侨陈明德所译的《杏元小姐》、《凤娇》、《雷峰塔》、《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和曾锦文译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在20世纪初的海峡殖民地很流行。⁽¹¹¹⁾在越南，根据中国文学作品写成的字喃韵文作品在18—19世纪已经出现。一些华侨华裔对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诗词创作的成绩非常突出，莫天赐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乾隆元年（1736年），莫天赐从广东和福建招聘36位文人学士到越南，开招英阁，购书籍，日与诸儒讲论，唱诗和韵，成《河仙十咏》诗集，影响很大。⁽¹¹²⁾其他著名诗人如吴仁静（1769—1816）、郑怀德（1765—1825），都是明末南渡越南为仕，分别有《汝山诗集》、《艮斋诗集》行世。⁽¹¹³⁾

中国文学作品移植、翻译或创作后，以手抄、印刷、说唱、戏剧甚至壁画形式广泛传播，对当地的文学发展影响很大。在朝鲜、日本，出现了用汉文仿《剪灯新话》而写的《金鳌新话》、《传奇漫录》、《传奇新谱》等书。在朝鲜，还出现了用汉文或朝鲜文改写中国通俗小说的热潮。在越南，中国历史小说的传入促使当地学者用汉文写出了许多以越南社会为背景的散文历史小说。除艺术形式的魅力以外，中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具有很大吸引力。以《三国演义》为例，这部作品不仅受到广大知识阶层的青睐，同样也受到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的喜爱。在朝鲜，它被视为一部“展现历史命运的大悲剧的精神胜利文学”。在泰国，读者对书中所述军事领袖间的会谈以及征服叛徒的精心谋略都非常欣赏，还有些人则将从书中学到的谋略用来追踪和了解统治者当时的政治思想。在马来西亚，一些思想开明的学者也承认《三国演义》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书中的暗示和寓言，连为王室效忠的那些官员也应该洗耳恭听。总之，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随着中国移民的迁移而有悠久的历史，在当地国的接受程度也随传播媒介的多样而变得深入，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于华侨社会的中国文化认同和丰富当地民族文化生活都有积极意义。

文学以外，中国的音乐戏曲也随沿海人民的海外迁移获得传播。在越南，明清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移民集中居住的城镇，都有固定的戏院，移民艺人演出中国的传统剧目，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片断。音乐则以广府、潮州的民间音乐为主。每逢酬神赛会，还聘请中国剧团前去表演。⁽¹¹⁴⁾在泰国，福建艺人在明末清初就前往北大年、大城表演木偶戏。有的受当地中国移民之邀，在街头搭台表演。有的则在宫廷演出，排场华丽而庄严。⁽¹¹⁵⁾在荷属东印度，17世纪初即有中国戏剧的演出，演出时间主要在帆船起航驶往中国或从中国回来之时。至18世纪末，中国戏剧已在中国移民社区中扎根。这种戏剧最初用汉语演出，内容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故事。后来，爪哇的华人后裔也有用马来语演中国戏文的，并且在这个岛屿的中心地区还创造了一种皮影戏，剧目也是中国的历史剧。在柬埔寨，还创造出一种“伯萨戏”，戏目取材于中国与柬埔寨的传统故事，特点是女角穿柬埔寨服装，男角穿中国服装并按中国戏的舞台程式表演。在马来亚及新加坡，晋江的木偶戏曾于清朝末年在那里长期演出。⁽¹¹⁶⁾在菲律宾，大约于明末清初，南音开始传入。南音，亦称南曲、南乐，是闽南和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间音乐体系，曲调清悠澹远。南音随华侨而传唱他乡，在东南亚各地闽南华侨密集的城镇，很快都有了南曲会社的组织和活动。⁽¹¹⁷⁾

传向海外的中国音乐戏剧在丰富华侨社会生活的同时，对所在国民间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印尼为例，从17世纪开始，受中国影响的印尼民间音乐有“十八摸”（Sipatmo）、“甘邦·格罗蒙”（Gambang Keromong），戏曲则有“莱侬戏（Lenong）。“甘邦·格罗蒙”音乐演奏几十首属于“唐山阿叔调”的器乐曲，并演唱中文抒情诗。“莱侬戏”则属于“关汉卿传统的中国戏剧的模拟”。当年剧团的老板、演员甚至主要观众，大多数是中国侨民和华裔，使用的乐器中有中国胡琴，演奏的是“唐山阿叔调”，后来这个剧种在印尼居民中普及，成了雅加达实力最雄厚、演技水平最高、观众最多的传统剧种。⁽¹¹⁸⁾有些音乐戏曲，中外已融合为一，听（观）众也不分中外，人们已不愿意去考究它的来龙去脉了。

（二）民俗与宗教

中国海外移民社会与其他民族社会的基本差异是民俗。海外移民的风俗传统虽然形成于出国前的原籍地，但因海外移民聚居的移民社会具有相对的封闭性或半封闭性，而得以长期无意识地保留了下来。最明显的是生活方式，海外移民与国内基本一样。在服饰上，男子一般穿布纽对襟衫和宽头裤或衬衫西裤，少数有社会地位的，在正式社交场合着长衣马褂或西装。妇女多穿布纽斜襟的“唐装”，部分人欧式或当地民族服饰打扮。在发式上，辛亥革命前，男子往往都留辫子，女子则青少年剪短发，中老年梳发髻。饮食上，仍保留吃大米饭、配以中国式的酱菜、青菜和猪肉的习惯，喜现煮现吃。所用炊具和餐具也是中国式的铁鼎、砂锅、陶钵和瓷碗、瓷碟、汤匙、竹筷等。礼俗上，重视养生送死，在生日、满月、周岁、婚嫁、丧葬、祭祖、酬神、忌讳和区分辈分等方面，都与中国礼俗相同。⁽¹¹⁹⁾

在节日庆典方面，“中国化”倾向尤其值得一提。在印尼，早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雅加达等地就把中国的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和元宵节当做狂欢节来过。这期间到处摆卖年货，到处是鞭炮锣鼓声。人们互相拜年，互送红包，耍龙舞狮，热闹异常。每逢端午节，雅加达及其他城市的中国移民甚至印尼人，都要在江河中举行龙舟竞渡、吃粽子以纪念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在日本长崎，每年农历二月的土神祭祀、跳舞、搭台演戏，五月的端午赛龙舟、七月的盂兰盆会、九月的重阳敬老、冬至吃小豆粥等风俗习惯，都是清代华侨传入的。⁽¹²⁰⁾在新加坡，每年的中国传统节日活动更为多样、热闹。大年除夕，大多数中国移民家庭都是合家大小围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大年头几天，人们打扮一新，相互拜年，祭祖拜神；除夕夜和元宵节都要燃放鞭炮。清明节是祭扫坟墓的节日，人们要在墓前焚香点烛，飨以酒食。七姐妹节是年轻姑娘祈求丈夫的节日，端午节不赛龙舟但吃米粽，中秋节吃月饼纪念月宫的嫦娥和月兔，其他如中元节、重阳节、冬至都有特别的纪念内容。

总之，几乎所有海外移民社会在纪念中国的传统节日方面都有着相同的活动内容。这种活动使人们从单调和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得到某种解脱，解除疲劳，重现活力；同时，也加强了群体精神、乐观与和谐的价值观。另外，所有节日为不同方言集团的中国移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因而具有促使各个群体团结一致的更为重要的社会效果。

在中国海外移民的精神生活中，宗教信仰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沿海社会流行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以及各种不同的区域性民间信仰。这些宗教、信仰随着移民的漂洋过海，也成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精神寄托。据载，伊斯兰教在印尼爪哇岛的大量传播，早在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即已开始。郑和可能是首位访问爪哇的有地位的伊斯兰教徒，自他第一次下西洋后，永乐五年（1407年）在苏门答腊的旧港，中国移民伊斯兰教徒社区就产生了。接着，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航时的永乐九年（1411年），东爪哇的杜板、锦石、惹班，西爪哇的雅加达、井里汶等地也都纷纷建立起伊斯兰教堂。至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前一年，即宣德五年（1430年），在杜板、井石、井里汶，中国移民伊斯兰教徒社区都已产生了。⁽¹²¹⁾马欢《瀛涯胜览》也记载了满者伯夷王国境内的中国移民“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¹²²⁾。

比伊斯兰教传播更为持久、更有影响的是佛教。在日本长崎，统称唐三寺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修建后，主要聘请中国僧侣担任住持，由此许多僧侣及其一大批弟子长住日本。其中隐元高僧顺治十一年（1654年）从福建渡日弘法影响最大，他在京都宇治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开日本禅宗史一代新风。⁽¹²³⁾在东南亚，佛教庙宇的建立也较早。17世纪中叶，马六甲的青云亭由甲必丹李为经建立，该庙即供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¹²⁴⁾嘉庆四年（1799年），槟榔屿中国移民建立广福宫，同样供奉观音菩萨。⁽¹²⁵⁾新加坡中国移民按佛教习俗在寺庙中烧香焚纸，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已从中国进口大量神器、神香、钱纸。⁽¹²⁶⁾在菲律宾，有不少中国移民捐资的佛庙，规模宏伟。在越南中国移民村寨的寺庙，以供奉观音菩萨为主，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烧香祭拜。在泰国许多寺庙中仍可看到明清时期传去的中国佛像。在古代缅甸，所用佛学名词很多是从中国输入的。⁽¹²⁷⁾

中国海外移民宗教、信仰的特色，是承继沿海传统的民间信仰和多神崇拜。

为海外移民社会普遍尊奉的关帝，本是北方的民间信仰、大忠大义的象征。宋以后，佛教将关羽列为十八伽蓝神之后供奉，道教则追封为“忠惠公”、“义勇武安王”；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但传入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以后，进一步和当地的人文社会环境相结合，适应商业和海上贸易的繁荣，被视为财神和海上保护神，成为沿海商人和航海者的民间信仰。明代后期，关帝信仰流传于日本中国移民社区，入清以后，在琉球和东南亚各国普遍传播。19世纪中叶以后，美洲的美国、加拿大，非洲的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澳洲的悉尼等地，关帝信仰也遍及中国移民社区。

另一为海外移民社会普遍尊奉的妈祖（天妃、天后、天上圣母），本是宋代产生于福建沿海的地方神，因渔民、海商、水手的信奉而成海神。明代以后，随着海洋贸易的拓展，传播于日本、朝鲜、琉球和东西洋各国，并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中介，传到美洲和欧洲。清代，在各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社会中，大都有妈祖庙。

此外，从不同沿海地区迁往海外的移民，还崇拜不同的地方神。如新、马地区福建人的地方神有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圣侯恩主、开漳圣王、大使爷等；广东客家人的地方神是三山国王，潮州人的地方神是玄天上帝，海南人的地方神是水尾圣娘，等等。

在南方沿海社会，民间信仰有显明的功能性与实用功利性、多元性与融合性、区域性与家族性的特点。按照不同的精神需要祭拜不同的神祇，一庙多神以至佛、道、释合一，地方神与祖先牌位共设等传统，也被移民带到海外，成为移民寺庙的特色。马六甲的青云亭，正殿祀观音大士，左为关圣帝君，右为天上圣母。所祀神祇，还有大使爷、大伯公（福德正神）、三宝公（郑和）、孔夫子，以及中国移民的祖先牌位。槟榔屿的广福宫，主祀观音大士，左为天上圣母，右为协天大帝。新加坡的天福宫，正殿崇祀妈祖，东堂祀关圣帝君，西堂祀保生大帝；广福古庙，主神齐天大圣，其他神祇有关帝、观音、张天师等。苏门答腊棉兰的关帝庙，奉祀关圣帝君和福德正神。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里的列圣宫，奉祀关帝、天后、孔子、华佗。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的四邑庙，供奉关帝、财神及历代祖先牌位。在家家户户的神龛中，也往往供满佛祖、观音、大伯公、天上圣母、注生娘娘、保生大帝、关公、齐天大圣等神像。

宗教信仰是适应人的心灵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移民海外，有风涛之险，有谋生之难，除依赖血缘、地缘关系的宗亲与同乡组织的帮助外，也寄望于神明庇佑。这些神明，都从故乡分香或移植而来；而且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诸如祈求消灾弥盗，祈求避祸降福，祈求子嗣、发财、平安而求神拜佛，使宗教、信仰活动都带有现实而功利的特点。它不像大传统的宗教文化，常要分辨儒、道、佛的源流派别，它也不关怀什么教义经典、教别与教统，人们所在乎的只是哪一些神祇最能保佑平安、降赐福祉，因而在同一庙堂或不同地方可以儒、释、道三教合一。

海外移民社会中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域外”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和明清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社会的相对封闭性和半封闭性相适应。但因为中国海外移民是自然而渐进的，中华文化的移植也没有任何侵略性、奴役性和强制性，因而与域外其他民族的文化相对容易地实现了融合。其中一部分为当地民族所吸收，如关帝、妈祖等也成为日本、朝鲜、琉球、东南亚当地人信奉的神祇。那些没有扩展到当地社会中去的部分，由于某些中国移民社会转化为当地的少数民族社会，而成为所在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