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及其海外移民主要聚居地东南亚的政治局势，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过3年多内战，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政府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把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土地，全都平均分配给他们进行耕种，使“温饱”这个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了保障。在城市则提出“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尽力解决历来存在的无业和失业问题。这些举措使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国家的民生难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使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的来源保障，社会也从此安宁和稳定下来，消除了人民迁徙海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地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桎梏，先后建立了9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注：现在东盟的10个国家中，只有泰国未曾沦为殖民地）。可是，随着东南亚各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开展，这些新建立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高涨，都不再欢迎其他国家的移民入境定居。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入一个东、西方对立冷战的政治新格局。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以及1965年苏哈托发动政变后掌权的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选择站队到西方的阵营中，不欢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移民。所以，它们都对以中国为主的外来移民关闭了国门。
在国内和国际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就很少发生了。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福建除了有少量人经过香港中转，再移民到菲律宾和欧、美的个别国家外，很少有人能再移民到国外，历史上形成的福建出国移民链，至此也基本被中断了。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再次对外打开国门以后，才又有许多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移民到海外。在我国这波新的出国大潮中，原来的移民链又在福建的海外移民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 1978年后福建海外移民链的接续和发展
福建是排名广东之后，全国海外移民人数第二多的大侨乡。1978年以后，许多福建人又在其海外亲属的帮助下，通过移民链的引领而移民世界各地。福州各地向北欧丹麦的新移民，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例。拥有“大华饭店”和两家“上海饭店”的福州长乐人方CS父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移民丹麦。后来，方CS的父亲把一位已在香港、籍贯福州连江县的叶姓朋友引领到丹麦。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许多长乐和连江人就在他俩的引领下前往丹麦定居。现在经营“闽都酒家”的熊ZS，就是一位20世纪90年代初到丹麦的连江籍新移民。他在中餐馆里从洗碗等打杂工到炒菜的厨师，经过长达6年的艰苦努力，以及资本和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终于也开办了一家中餐馆。另外，和方CS共同发起创办福州同乡会的“北京楼餐馆”老板杨JX也是连江籍的。随着福州移民的大量增多，1993年12月，北欧（丹麦）福州同乡会成立。到2000年，登记入册的会员有700多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长乐籍的，连江籍的次之，福清籍的在20世纪90年代也逐渐增多。另外还有少量福州鼓楼、仓山等市区的新移民。据方CS 2000年估计，籍贯福州的移民大约有1 500人。[5]
像这样由老移民连接起来的移民链，在泉州下属的晋江和石狮两市更是多见。而且，改革开放后晋江、石狮的海外移民链，大多发生在当地百姓向菲律宾的移民之中。早在明代，闽南地区就有数万漳州和泉州人移居马尼拉，从事福建和菲律宾之间的国际贸易。这些闽南人把茶叶、瓷器等福建的产品运送到那里，为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提供跨越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所需之商品（注：从马尼拉至西班牙在北美洲占领的另一殖民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之间的跨大洋贸易）。以后，以晋江为主的泉州下属各县移民，在菲律宾中国移民社会里逐渐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1978年以后，许多在菲律宾的晋江、石狮籍移民，纷纷向老家的亲属，以及宗亲、乡亲和亲戚、朋友等熟人伸出援手，向他们提供入境所需的邀请函，帮助这些人向菲律宾移民。2010年11月，泉州市侨务办公室一位熟悉侨情的人士告诉笔者，泉州各地前往菲律宾的新移民估计至少有20万人，主要是从晋江和石狮这两市出去的。据笔者2012年11月在菲律宾向当地侨领了解，实际上他们的人数还会更多。
在福州下属的福清市，改革开放后一些人的出国和海外移民，也是在老移民的帮助下得以实现的。福清也是一个老侨区，历史上就有不少人移民到印度尼西亚，另外还有一些人前往日本定居。在日本的福清人主要是布料商人，他们批发布料去各地零售。日本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林TC，是在1934年9岁的时候，和母亲一起被父亲带到日本定居的。1978年以后，这些老移民纷纷和家乡恢复了联系和往来。一些福清人就接续上他们的移民链，在老移民的帮助和引领下，通过自费留学等合法的途径纷纷前往日本。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到日本语学校自费留学名义前往的福清人大量增加。[6] 另外一些福清人则是在“蛇头”的组织带领下，集体用非常规的办法前往日本。籍贯福清的“蛇头”林ZJ，曾先后4次组织400余人非常规移民到日本。据三山镇泽朗村中共党支部书记郭MG 2009年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该村出国的人多是前往日本的。而在江镜镇的苍溪村，2009年有几十人在日本留学，他们都是在那里半工半读。据日本一桥大学的西口宏敏教授2010年1月22日介绍，截至1996年，日本已经有1万名以福清为主的福建新移民，福清成为日本中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所以，在那里不仅有许多老一代的福清移民，还有不少近40年来前往那里的福清新移民。
福建海外移民链接续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改革开放后许多长乐人向美国的移民。长乐地处福建母亲河闽江的入海口南岸，面对波浪汹涌的台湾海峡，那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有上船当海员的历史传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少量在新加坡轮船公司当海员的长乐人，在公司的货轮到达美国大港口纽约之后，趁机“跳船”上岸滞留了下来，成为最早一批前往美国的长乐移民。到了50至70年代，在当时世界各地向美国移民的热潮影响下，又有一些长乐籍海员也在纽约“跳船”，使那里的长乐移民人数逐渐增多。以后，这些人都因为美国政府的特赦政策，或者通过与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女人结婚等办法而获得绿卡，有的人还加入了美国国籍。因此，他们就有条件把父母和妻小等家属申请出境，通过在香港居住一段时间后，再向美国进行移民。
1978年以后，又有更多的长乐人通过在美国的父母、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等家族成员，以及亲戚、朋友或宗亲、乡亲等有各种社会关系的人，以申请亲属团聚的签证合法入境，或者通过各种非常规途径，陆续前往美国纽约。2004年2月22日，在纽约送外卖时被杀害、还不满19岁的陈H，就是一位刚到美国不久的长乐新移民。他的父母和姐姐都是改革开放后，从长乐移民到美国纽约的。2011年10月，在美国纽约移民局举行的入籍仪式上，来自福建长乐、在John Jay大学刑事执法专业读书的22岁的潘M和他在纽约理工学院读书的19岁弟弟潘L同时入了籍。他们两兄弟、母亲和另一个弟弟，就是由先期来到美国的继父以家庭团聚的理由，一起申请移民到美国的。
以后，那些通过非常规途径进入美国的长乐人中，有不少人也因为美国对非常规移民的特赦政策，或者通过和有合法身份的人结婚，以及申请庇护等办法拿到绿卡，转身成为拥有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因而，他们也可以向美国政府提出家庭团聚的申请，通过合法的途径把自己在中国的妻子、儿女、父母引领到美国。另一方面，他们还会把兄弟姐妹等家族成员，以及亲戚、朋友或宗亲、乡亲等关系比较密切的人，通过非常规途径引领到美国。以后，一些人还把这种非常规移民产业化，在向想要去美国的人收取大笔款项之后，采用船运或其他办法，偷偷把他们也引领到美国，使抵达那里的长乐人大量增多。
通过采用各种办法的互相引领，长乐向美国的移民由近亲向远亲，由同村向外村不断扩展。就像有人向平静的池塘中投入一块石头后，以它为中心所产生的同心圆水波那样，一圈又一圈地由近处向远方扩大，使被引领出国的村民从沿海的少数乡、镇，逐渐向长乐的其他乡镇发展。通过这些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海外移民链，越来越多的长乐人纷纷进入美国的纽约等地。2009年12月22日笔者到长乐市进行调研时，据该市华侨联合会主席张ZC介绍，当时全市有人口68万，华侨华人36万，他们的籍贯分布在260多个行政村，其中在美国的有近20万人。而纽约长乐公会主席石SM则认为，其实，在美国的第一代长乐乡亲有20多万人，第二代也有10万人左右，总数在2003年已经超过30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从长乐到美国的移民链，又向和长乐存在着紧密血缘、地缘关系，与福州地理位置相邻的福建另一设区市宁德延伸。在该市的霞浦县海岛乡北礵村，全部村民都是福州市长乐区潭头、金峰两镇移民的后代。北礵岛地处长乐之北的东海之中，虽然距离长乐有一段不短的海上航程，但是，这些长乐移民的二、三代后裔，仍然与自己的祖籍地保持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经常往来于北礵岛与长乐之间。许多人在潭头和金峰这两个地方，还有关系比较近的亲属。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开始，就有许多北礵村村民依靠与长乐的血缘、地缘关系，也连接上祖籍地的海外移民链，纷纷移民到以美国、英国为主的海外许多国家，成为从长乐移民链中连接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移民输出地。2017年9月，我们前往该岛进行了田野调查。村里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姜Y向我们介绍村情时说，该村的人口总共有2 600多人，而当时在海外各地的北礵新移民，加上他们在那里结婚成家的眷属，总数已经达到1500多。村里绝大部分的男青年和许多女青年，都已前往海外各地谋生。在岛上的村庄里，平时只剩下100多位老人和少数留守妇女。另外一些留守妇女则带着孩子，到霞浦县城买房或租房居住和生活，让孩子在那里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因为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学校了。
在海外移民链重新接续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事例，是三明市下属的明溪县，许多百姓在胡ZM为起始点的移民链作用下，向欧洲各国进行大量移民。明溪是个山区小县，人口只有不到12万人，原先那里并没有海外移民。在20世纪70年代，胡ZM的父亲离开家乡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前往明溪县的沙溪乡转运站做工，并和沙溪村的一位姑娘结婚成家，在那里定居落户了下来。众所周知，温州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在欧洲老一辈的中国移民中，大部分人祖籍都是温州的。1978年以后，又有许多温州人接续上这些老移民的移民链，在他们的帮助下移民去欧洲的意大利，使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国的温州人大量增多。1989年，身在明溪的胡ZM也连接上这条移民链，在温州文成县老家亲属的帮助下前往意大利。第二年，他就因为意大利政府对非常规移民的特赦政策而幸运地获得合法居留的身份。胡ZM在那里站稳脚跟后，就把在明溪的弟弟等10多位亲属和乡亲、亲戚、朋友等熟人先后引领到意大利。(www.xing528.com)
于是，以胡ZM的率先出国为起点，明溪人通过不断地互相引领，使从温州连接到沙溪村的海外移民链，先在胡ZM所在村庄中，然后向本乡的梓口坊等邻近村庄，再向本县的其他乡镇延伸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明溪人随之前往欧洲各国。到2018年，全县已办理出国护照36 600本，实际在海外各地的有13 600多人。其中获得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的有6 000多人，获得所在国国籍的有近100人。2018年7月我们前往那里进行田野调查时，沙溪乡党委书记和梓口坊村党支部书记向我们介绍，沙溪全乡有1 756户、6 644人，其中出国人员有936户、2 421人。而在梓口坊村的2 226人中，有786人定居在国外10多个国家。所以说，改革开放后明溪县的海外移民，完全是由胡ZM一个人的引领而开始的。由于胡ZM的率先出国和亲友之间互相引领，这个不靠海的内陆山区小县，也连接并形成了移民链，使原来没有海外移民的明溪县，也因此变成一个闻名于省内外的新移民输出地。
以后，从浙江温州连接到明溪县的海外移民链，又继续向同属三明市，与明溪县地理相连的三元区岩前镇、莘口镇，清流县林畲乡、温郊乡等地方延伸和发展。2018年8月，我们前往林畲乡进行田野调查时，该乡的乡长赖WF在介绍乡情时说，全乡出国到欧洲等地的有200多人，这些海外新移民都是由明溪人带出去的。甚至在紧邻三明市的福建另一设区市龙岩，也出现由明溪县跨区过县连接过去的海外移民链。在该市上杭县的临城镇，还有长汀县的新桥、河田等镇，也有不少人由于从明溪县连接而入的海外移民链，陆续前往欧洲谋生和发展，使这些以前没有海外移民的地方，从此也像明溪县那样改变了情况。
在地理上毗邻江西省，同样地处山区的长汀县，就是由于连接上明溪县的海外移民链，该县居民才得以移民到以意大利为主的欧洲各国。像明溪县的海外移民链起始于胡ZM一个人那样，长汀县连接明溪县的海外移民链也起始于一位叫黎ZF的年轻人。他的祖籍地在长汀县新桥镇任屋村，他们家从爷爷开始就移民去明溪县定居。20世纪80年代，十八九岁的黎ZF就被明溪人引领去欧洲，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服装厂做工。黎ZF既是黎HC家隔壁的邻居，也是一位远房的亲戚。1991年的春节期间，他趁回中国之机到老家任屋村探亲访友。在和大家一起吃饭喝酒时，他向黎HC介绍了自己在意大利做工，每个月有折合人民币七八千元收入的情况，并且询问黎HC想不想也出国去做工赚大钱。当时已在新桥林业站工作、每个月只有210元工资的黎HC，被意大利的高收入深深打动。因此，春节过后黎HC就在他的引领下，和妻子以及另外两位同村宗亲黎ZC、黎BY一起出了国。他们4个人因此成为任屋村，也是新桥镇，乃至长汀县第一批前往欧洲的新移民。以后，长汀县向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链，就开始在以新桥镇为主的长汀各地延伸开来。它以任屋村为起始点，不仅连接到同属新桥镇的牛岗、江坊、叶屋和石槽等相邻行政村，而且还连接到长汀另外一个以出产“河田鸡”而闻名福建的河田镇。许多长汀人纷纷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家族成员，宗亲、乡亲和亲戚、朋友的引领下，移民到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家。到2018年8月我们前往长汀县进行田野调查时，那里的海外移民已经有100多人了。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明溪县的海外移民链并不是原生于本地，而是从浙江省温州市跨省过市，远距离连接而来的。所以，明溪的海外移民链与晋江市、长乐区都不相同。后两个地方那些新的海外移民链，都是由于当地有众多的老移民，改革开放后通过这些老移民而在本乡本土自我接续起来的。这种情况使晋江、长乐海外新移民的移民链连接点众多，具有一种多源性的特点，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互相关联。而明溪海外移民链的外来特性，使其连接的起始点具有唯一性。就是说，这些海外移民链都起源于同一个人胡ZM，由胡ZM引领出第二批的海外移民，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别连接下去，逐渐延伸发展到本乡的邻近村庄以及其他的乡镇，使全县一万多人出国移民到以欧洲为主的海外各地。同样，明溪移民链从向长汀县的延伸发展，也由于其外来特性而具有同样的唯一性。它是以那位从爷爷辈就移居到明溪县，再从那里移民到意大利的长汀人黎ZF为起始点，跨设区市从明溪县连接而入的。由他引领出国的4位第二批移民，各自分别在长汀县连接下去，从而延伸发展成一条又一条的移民链。明溪和长汀两地移民链这种唯一性情况的出现，根源在于它们原来都是海外移民的空白点。
像相邻的三明市明溪县一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有一些来自邻省浙江的移民，前往当时的南平地区建阳县（注：今南平市建阳区）谋生并且落了户。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浙江移民也在老家亲属的帮助下前往欧洲，并且像明溪县的胡ZM那样，把建阳的家族成员、乡亲和亲戚、朋友先后引领出国，连接起一条通向欧洲的海外移民链。建阳区黄坑镇的苦竹坪村，是这方面的又一个典型事例。该村是一个小村庄，只有121户、446人。1985年，村里的朱L第一个出国前往荷兰后，同村的乡亲们就先后互相引领，陆续前往欧洲各地谋生。到2016年底，全村已经有100多人出国，占村民总数的30%以上。海外的苦竹坪村移民主要分布在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家。他们之中有的打工，有的经商，还有的人办起了工厂，使该村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南平市出现的一个著名新移民输出地。
3. 改革开放后福建新生的海外移民链
除了这些从老移民那里接续上的移民链之外，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后，福建其他一些地方还形成了新的海外移民链。2006年笔者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进行侨情调研时，发现该市福建同乡会的会长叫何M，副会长叫何Q，还有几位副会长和会务骨干也都姓何，据说他们是同村人。唯有一位副会长不姓何，叫陈X。经笔者细问得知，原来他是会长何M的表亲。笔者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他们都是通过以何M为首的移民链，移民到与我国相距遥远、被称为“彩虹之国”的南非的。据说何M 1992年在福建南平办理了劳务出口手续，就到南非当输出劳工。3年合同期满后，他滞留下来，先在街边摆地摊，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租了间店铺开了个小商店。到2006年笔者实地察看时，他的小商店已发展成为两个大超市，里面以卖服装为主，兼卖鞋、箱包和其他日用品，营业面积达1 000多平方米。何M在南非站稳脚跟后，就把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以及宗亲、乡亲先后引领到比勒陀利亚。据在场的同乡会其他侨领说，经他引领前往那里的福清亲友共有150多人。当时的南非福建同乡会会长李XZ向笔者介绍，南非的中国新移民约20万人，其中有6万多人祖籍是福建的。而在这些福建新移民之中，有3万人是福清籍的，其中又以籍贯江阴镇的为主，共1万多人。他们也是通过移民链的互相引领而先后移民到南非各地的。后来，在福建同乡会的努力推动下，南非全国的9个省也都成立了福建同乡会。
在四面都被南非包裹的国中之国莱索托，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这种新的海外移民链，其源头是同样来自福清市的陈KH、方ZJ和何Q这3个人。他们是在1992年通过办理劳务输出手续前往南非打工的。在劳务合同到期之后，他们就前往莱索托这个小王国寻找工作机会，一开始受聘于一家台湾人开办的超市。在工作两三年，掌握了超市的经营管理之道后，他们就用打工积蓄下来的收入，加上从福清老家借来的资金，合伙创办了一个小型超市。经过他们3人几年的努力经营，这个小超市逐渐发展成为3家大型超市。此后，他们就把父母和妻小、兄弟姐妹等家族成员、亲戚、朋友、宗亲和乡亲，一一引领到莱索托从事超市经营。而这些被引领到莱索托的福清新移民，也都对各自亲友进行了同样的引领，从而形成一条从福清前往莱索托的移民链。于是，到2004年，在莱索托全国所有的9个城市中，福清新移民开办的超市达数百家之多，从事这种商业经营的福清新移民有2 000余人。
4. 移民链作用下福建乡村的众多海外新移民
通过这些移民链的互相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在福建不少乡镇和村庄里，又有许多村民移民到海外各地。在福清市江镜镇苍溪村，据村党支部书记曹DH 2009年12月介绍，该村有村民860户、3 100人。其中移民到美国的有50户左右、200多人，仅在当年前往美国的就有20多户。而村里去英国的人更多，共有100多户、200多人，这些人基本上是在首都伦敦开中餐馆。除了英国和美国，村里还有100多人在加拿大，三四十人在澳大利亚，几十人在日本留学，半工半读。所以，基本上村里的每家每户都有人到海外去。同年，在同镇的另一个行政村前华，也有10多户移民去美国。而当时江镜全镇在美国的新移民，已有1万至1.2万人。在福清市三山镇的泽朗村，据党支部书记郭MG 2009年12月介绍，全村有691户、2 500人，其中有两三百人出国去海外。20世纪90年代去日本的很多，在英国的也有七八十人，这些人集中在首都伦敦，还有三四十人在南太平洋的小王国汤加。据福清市侨联2009年12月介绍，该市在英国的新移民共有一两万人，在印度尼西亚有1万人以上（注：其中大部分是老移民，也有一部分是新移民），在阿根廷有4 000多人，还有一些人投资或技术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
在长乐、连江和马尾的一些乡镇和村庄，这种移民链在村民的海外移民中，也显现出很大的引领作用。据长乐市航城街道洋屿村文书林HL 2009年12月介绍，该村共有851户、2 445人。而根据2007年的侨情普查数据，却有700多的侨户，有2 080人移民去海外。在马尾区的亭江镇，到2009年12月我们前往田野调查时，全镇在户口册的人口是2.8万，其中还包含6 000多已移民海外的。因为2003年以后，福建省相关政策规定，村民出国后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注销户口了。而该镇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海外各地的人口多达5.4万。加上这些人在外面生育的第二代，全镇在海外的人口共有7万。所以，在亭江镇17个行政村和3个社区里，每户家庭都有人移居到海外。连江县琯头镇在海外各国的移民，到2009年12月底也多达6.2万人，其中美国有4万多人、加拿大有几百人、南非有100多人。在该镇下辖的山兜村，当时村里的人口只有400多人，而在国外的却多达1 800人。由此可见，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移民链持续引领的作用，在福建另外一些市、县的乡镇和村庄，也出现了泉州市晋江、石狮和永春等地以前就有的海内外人口倒挂的情况。这种使人感到惊奇的海外移民超过留在国内原籍地人口数量的社会现象，让我们见识了40年来这些地方产生的海外移民潮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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