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福建新移民研究结果

1. 出国留学的众多学子

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后，就有一些福建学子前往世界各地留学深造。这些负笈海外的福建学子，有的是国家或本省派遣出去的公费留学生，有的是申请到国外各种奖、助学金，或者得到海外亲属资助的幸运儿，而更多的人则是家里倾尽所有积蓄，自费前往西欧、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发达国家留学的。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大量增加，福建自费到海外留学的学子也越来越多，并且发展成为海外闽籍留学生中的主体部分。根据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调查统计，到2002年底，福建前往海外留学的学子已超过4万人，分布在五大洲41个国家，^[1] 所学的专业涵盖了科、教、文、卫各门学科。这些福建学子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再到国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也有少数只具有高中、中专或大专毕业文凭，而前往国外攻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后，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甚至出现一些到国外念小学、中学的福建籍小留学生。

为了留住这些外国的留学生人才，西方各国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如美国1965年调整后的新移民法，建立了身份调整制度以吸引外国留学生，使他们毕业后可以获得工作签证，然后再通过技术移民拿到可永久居留的绿卡。所以，不论是公派或者是自费出去留学的，这些福建学子读完大学或硕士、博士研究生后，大多数人都会争取留在国外工作。在工作时间达到规定的年限后，他们也大多会向所在国移民部门提出申请，争取获得该国的永久居留证。再过若干年具备条件后，其中有许多人还加入当地的国籍。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也急需各种专业的科学技术人才。福建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采取许多鼓励性的政策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加上当时日本等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锐减，因此，毕业后选择回国就业的学子逐渐多了起来。不过，从总体上看，他们在出国留学生中仍占较少的比例。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的调查数字显示，到2002年底，全省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共有13 800人，约占出国留学生总数的1/3。学成后没有回来的另外那3万左右闽籍留学人员，就成为当地社会高素质中国新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时间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后，随着经济总量的激增和规模的猛扩，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仅次于美国之后世界排名第二的中国，不论是工作就业还是创业发展的机会，都胜过由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引爆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处于经济发展乏力、增速缓慢状态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海外各地工作和发展机会的难得，更加凸显出中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亮点，及其对外部世界日益强劲的吸引力。于是，更多完成学业的海外闽籍留学生，甚至包括那些在西欧、北美洲和大洋洲各发达国家中，已经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的各种业界精英，也都纷纷选择了回国工作，寻求发展之路。不过，目前在西方各个发达国家里，仍然还有许多闽籍留学生滞留在当地，形成海外众多福建新移民中一个比较显眼的群体。

2. 投资经商的企业人士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制定减免税收和租金，并且给予绿卡等优惠政策，鼓励其他国家的经济企业界人士向它们进行投资，以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的流入，如美国的EB-5类投资移民，规定投入的金额是50万美元。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福建也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位居全国第八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大量积累，福建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就有一些具有相当实力的公司走出国门，输出资本到海外开办各种工商企业，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以图在海外新天地里发展各自的事业。

福建到境外进行投资的企业主要分为公营和民营两大类。其中公营企业对外投资开始得比较早，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创办的“中福”“华闽”等公司，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福州铅笔厂也和福建省中福公司合作，在孟加拉国创办铅笔厂。以后，福建企业又在该国创办了蚊香厂。1993年，省政府侨务办公室所属的华侨实业集团总公司，开始进入古巴开展商业贸易活动。1998年，该公司又和古巴创办合资企业联合鞋厂，主要生产沙滩鞋。2001年，该公司还在福建外经贸厅与古巴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建瓯市钟山实业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在古巴投资兴办一个加工贸易小区，带动一批福建企业到古巴投资。后来，旅游鞋、塑料制品、一次性注射器、蚊香等多家生产性企业都在那里落户，区内各种企业的发展势头良好，经济效益比较显著。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过改革开放后近20年的迅猛发展，福建经济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民间也逐渐积累了不少资本，一些民营企业已具备“走出去”的发展实力。因此，在一些国家投资优惠政策的吸引下，福建不少民营企业也开始前往海外，采取投资办厂、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或者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区、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等方式，进行许多类别的对外投资，在世界各地创办工商企业，如在漳州地区，就有漳州华艺钟表有限公司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投资成立“华艺（美国）宠物饲养设备有限公司”；漳浦日浦摩托车架有限公司则前往印度尼西亚，投资创办“恒发摩托车车架焊接有限公司”；恒祥工业公司也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郊区，投资设立“龙鑫宏嘉摩托工业有限公司”。据漳州市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3月7日，该市已经有10多家民营企业在市政府的支持鼓励下，大胆地走出国门，在海外各地建工厂、办公司。^[2]

到21世纪初，在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和协调下，福建企业在海外创办了古巴加工贸易小区、印度尼西亚加工贸易小区、尼日利亚投资贸易促进中心、荷兰鹿特丹商品调拨中心、美国硅谷高新技术研发投资中心、以色列特拉维夫厦门商品贸易中心这6个项目；之后又创办了俄罗斯投资和贸易促进中心、南非约翰内斯堡加工贸易区、缅甸曼德加工贸易小区、泉州市东欧商品调拨中心、埃及开罗国际展务中心、越南北宁加工贸易小区、新西兰洋龙乳品研究中心有限公司7个项目；设立了巴西投资和贸易促进中心、澳洲国际资源开发中心、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和贸易服务中心。政府冀望通过在海外设立的这些机构，促进福建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发展。据省外经贸厅有关人士介绍，到2002年底，福建在境外设立的各类型企业已达286家。但是，由于过去审批手续比较繁琐，造成一些企业不愿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审批，因此，还有许多企业未经审批而到境外投资。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未经审批的应占国外投资企业总数的80%。到2003年8月底，福建已在海外3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302家，总投资27 933.8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20 843.8万美元，数量仅次于浙江省，位居全国第二。

进入21世纪之后福建经济高速发展，许多企业的经济实力得到很大提升。这些实力大增后资本雄厚、具有海外投资能力的福建企业，在政府的“走出去”战略布局和支持帮助下，纷纷前往世界各地进行投资。2004年4月，石狮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投入2.25亿人民币，在阿联酋的迪拜开建一个建筑面积达32 000平方米，仓库面积达48 000平方米，拥有500家店面的中国（石狮）服装批发市场，使之成为中东最大的批发、仓储与转口市场。在福建历年来的海外投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福清成长、发展起来，以曹DW为首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从1995年开始就在美国进行投资，2014年更是一举投资1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建立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并于2016年10月竣工投产。

近10多年来，福建的泉州等工商业发达地区，也和广东等地一样出现用工缺口，不少企业都招不到足够的工人。而且，工人的工资也都在较快地增长，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加大，压缩了利润空间，一些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举步维艰，只好把生产线迁移到东南亚等地，从而加大了福建企业的对外投资。这些福建的企业到海外进行投资后，就会有许多的福建企业家、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因为企业发展的需要而随之走出国门，前往各自企业所投资的国家，开拓和发展他们的海外事业。经过若干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获得长期居留证，有些人还加入了当地的国籍。上述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DW及其妻小等亲属，就是在1995年拿到美国的绿卡。^[3] 这些随投资企业出国并滞留在那里的各种人员，及其随迁的妻子、儿女等家庭成员，都成为海外福建新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技术移民的各种人才

各学科的专业人员向海外进行技术移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一个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新移民群体。这些白领阶层的移民出国，主要是由于当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较大的发展差距，以及北美、西欧和大洋洲一些国家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世界各地的科学技术人才，如美国1952年实施的《麦卡伦—沃尔特法》，就把技术移民在总移民限额中的比例提高到50%。其中规定这些技术移民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美国急需的专业技术和突出才能的人才。这些国家对申请技术移民的外国人，都是实行积分累进的办法进行筛选的，达到它们规定的总分后就会被批准入境定居，如澳大利亚移民部规定，从2004年4月1日起，独立技术移民的通过分是120分。对依靠工作经验来满足独立技术移民基本条件的申请人来说，提名职业分为50分，年龄在30岁以下，英语“雅思”成绩4个6，具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并且具有学士学位，已婚有配偶的，就可以获得该国的移民签证。不过，相较其他移民方式而言，通过这种办法移民出国的人数会少一些，也不太引人注意。所以，在普通的老百姓之中，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移民途径。

尽管如此，这种对外移民仍在社会中悄悄地进行着。仅笔者周边的熟人中，就有不少通过这种途径走出国门，成为一些高层次的海外福建新移民：笔者在华侨大学工作时的一对邻居夫妇，两人都是学校土木工程系的讲师。1995年，他们以技术移民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申请。在达到该国要求的积分后，就带着孩子一家三口移民到加拿大。笔者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同事兼邻居，是单位里专门从事计算机网络维护的工程师。2012年5月，在满足了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条件之后，带着在福州市区一家医院当医生的妻子，还有他们在读小学的儿子一起移民到枫叶之国。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的另一位同事兼邻居的儿子在福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公司工作，是该公司一名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20世纪90年代以后，福日电视机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于是，他就寻求向国外发展，以后也是通过技术移民的途径，和妻子、女儿三人一起移民到加拿大。这位同事的女儿和女婿一家三口，其后也申请技术移民前往加拿大定居。笔者现在一位邻居的女儿，也是用这种办法移民到加拿大的。这些技术移民的人士不仅是前往加拿大，还有一些人是进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定居的。高YH先生原来是福建农林大学的一位老师，籍贯在本省的宁德市古田县。1992年他应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的邀请，以互换科学家的身份前去开展研究工作。1994年，他正式成为新西兰科学院土地保护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一位通过技术移民途径出国的科技人才。

4. 出国打工的劳务人员

劳务输出是发展中国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拓宽老百姓经济收入渠道，同时为国家创收外汇的一个重要办法，也是这些国家对外移民的一个重要途径。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就向中东和东南亚等地区输出了许多劳工。到2018年人口已经上亿的菲律宾，也向我国香港和中东等地输出多达数十万的保姆。据国际劳工组织2002年统计，当时全世界每年流动的劳动力在3000万至3500万人。而到2003年底，中国在国外的各类劳务人员只有52.5万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1.5%。中国外派的这些劳务人员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分布在制造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领域。^[4]

改革开放以后，福建出现了众多到海外谋生的劳工。其中有的是由在外获得承包工程合同的公司派遣出去的，有的则是通过从事劳务输出的中介机构介绍，在双方签订劳务合同之后，遵循合法渠道出国务工的。福建省官方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全省共外派劳务人员1.7万人，期末在外人数达5.3万，分别比上年末增长50.55%和4.1%。另据时任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克益2004年3月介绍，全省合法劳务输出的共有6万人。^[5] 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那些私下与非正规劳务中介机构签订合同而出国的劳工，因为这些劳工都没有在省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如以色列的中国劳工数量，2004年在中国驻以使馆登记在案的有七八千人，而以色列内政部官员估计是两三万人，中方和以方在劳工数量上的出入，一般认为就是非法劳工的数量。^[6] 因为根据以色列的法律，外国劳工获得签证并同以方雇主签订合同之后，一般可以在该国工作两年。合同期满后必须回中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逾期不归，继续在以色列工作，就属于非法劳工。这些劳工中的很多人来自福建。2003年1月29日，在耶路撒冷市中心沙龙总理官邸附近的公共汽车自杀性爆炸中，不幸身受重伤的陈NY，就是一位来自福建的劳工。另外，还有一些人是靠亲戚朋友或同乡的介绍和帮助，自己出国去当劳工的。2004年4月在伊拉克遭绑架的7名平潭人，其中的林JP、李GW两人2003年10月到伊拉克打工。林JP在一家酒家帮工干杂活，李GW找到了一份瓷砖的装修工作。后来两人决定在巴格达合开一家装修店，于是，他俩就请了5名本乡镇的老乡去伊拉克当帮手，结果一起遭到绑架。这些人都是未曾登记备案的劳工。因此，全省实际在外劳工的数字肯定多于6万。

一旦承包的工程建设完成，或者签订的合同到期，这些劳工中的多数人会回到国内，但其中也会有一些人滞留不归。在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就有一些支援该国建设的福建人，在工程结束后滞留下来。1992年，福清人陈KH、方ZJ、何Q三人到南非从事劳务工作，尔后也滞留下来。他们结伴前往莱索托王国，在台湾人开办的超市里找到工作。后来，他们三人就用打工挣下的积蓄，加上福清家中支援的资金，合伙开了一个小型超市，成为如今莱索托众多福清移民超市的开端。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福建同乡会会长何M，也是通过与南平市一家劳务公司签约，被派遣到南非工作，3年的合同到期后，滞留在当地发展的。(www.xing528.com)

5. 联姻外国的新娘、新郎

1978年国门打开之后，由于当时我国和西欧、北美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程度，以及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在“人往高处走”的心理作用下，涉外婚姻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热潮。一些福建人（主要是女性）经过亲友介绍，或者通过婚姻中介机构等渠道，与海外福建移民或其他民族的人士联姻，然后通过婚姻关系走出国门，成为新一代的福建移民。2000年左右前往丹麦的福州等地新移民中，就有不少人是通过与那里的老乡结婚而过去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由于双方的爱情而进入婚姻殿堂的。

1979年，年仅17岁的曹YL女士高中毕业后，经过同学妈妈的介绍，与一位全家都在丹麦开中餐店的连江籍移民结了婚。一年后她通过申请家庭团聚的途径，移民到遥远的丹麦。她在丹麦开过烤鸡店、杂货店，并且进入该国的商业学院继续深造。1986年毕业后，她先后创办挪迪斯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丹麦华丹国际技术有限公司、福建华丹国际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经营观光旅游、商务考察、招商引资、咨询培训等业务，并且代理销售多种产品。她还在中国从事技术、设备的引进服务和投资，事业发展得风风火火。事业有成后她还热心中国移民社会的活动，创建了丹麦中华工商联合协会。2001年，她被推选为欧洲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并于2002年成功地举办了该会年会，受到各方的高度赞誉。

1978年以后，到底有多少福建人通过婚姻关系走向海外？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据《福建经济快报》2001年3月17日报道，福州市涉外婚姻呈急速上升态势（注：包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仅2000年上半年，就办理涉外婚姻登记2 500多对，相当于1997年全年办理的总数。2000年全年涉外婚姻登记的数量，相当于1997、1998、1999这三年的总和。这些和境外人士结婚的福建籍新娘或新郎，婚后基本上是出境或者出国，移居到对方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转变身份成为海（境）外的福建新移民。尤其在我国经济刚起步发展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这种情况更是比较多地存在。

近10多年来，由于包括福建在内的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都逐渐有了较大幅度的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涉外婚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让国人趋之若鹜，将其作为一种移民国外的途径，而是基于双方的爱情。在这些福建人的涉外婚姻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会有、也不为他人所理解的联姻：有的福建人为了他们的爱情，远嫁到一些比我国落后的国家。这些福建人在结婚后，就不一定会像以前的那样，全都外迁到对方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及其配偶，会留居在福建继续生活。总之，尽管目前我国在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大为缩小了，但是，涉外婚姻仍然会长期地存在，还会有一些福建人由于爱情而移居国外。不过，这些涉外婚姻已经越来越多地属于正常情况的结婚，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带有移民目的的结婚。

6. 投靠亲人的家眷、家属

这是一些通过申请家庭团聚类签证，前往海外投靠亲人的合法移民。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移民申请条件里，都有一项家庭团聚的条款：那些已经在当地取得合法身份的移民（包括已经加入当地国籍，或者取得居留证的移民），都可以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让父母、妻子和18岁以下的未成年儿女，乃至兄弟姐妹移民到自己所在的国家，实现一家人在海外移居地的团聚。现在美国每年吸收的110万新移民中，亲属移民的占比高达66%。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准备对它进行改革，把技术移民、高科技移民的比例从12%增加到57%，而把亲属移民的比例从66%减到33%。尽管这种申请要按照时间顺序等条件进行排队，需要等待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有些人甚至等了十多年。但是，仍然有不少的福建新移民通过这个渠道，实现了亲属移民海外的愿望。

那些向所在国政府提出家庭团聚申请的福建新移民中，既有滞留西欧、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的留学生，也有在各国投资和经商的经济企业界人士，还有一些依靠积分而出国的技术移民，以及那些合同期满之后滞留下来的劳务人员等。即使是那些通过非常规途径入境之后，因为所在国政府实施特赦政策而取得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也可以通过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让自己的亲属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家人团聚的愿望。所以，通过亲属团聚途径走出国门的福建新移民中，既有那些已经退休的老人，也有一些正在上学的青少年和儿童，乃至尚在襁褓中和咿呀学语的婴幼儿，是一个不论在年龄还是文化程度等方面，都显得比较多样化的移民群体。

这些通过申请家庭团聚而出国的人，应该是海外众多的福建新移民之中，人数比较多的一个群体。不过，全省迄今有多少人通过这个渠道移民出国，可能谁也没办法统计出来。

7. 潜越入境的非常规移民

我国改革开放后迁徙国外的福建新移民中，还有不少人是通过非常规的途径，历尽许多艰辛和风险才到达他们目前所在国家的。这些非常规移民的出国有多种方式：他们都要先向“蛇头”（注：非常规移民的组织和实施者）交付为数不少的费用，然后由“蛇头”派人一路带领，通过乘坐飞机、船舶和车辆等交通工具加上徒步跋涉，最后潜入所要移居的目的国；或者由“蛇头”制作和提供假签注、假护照，并在其带领下乘飞机到达迁徙的目的国；或者在“蛇头”的操作下，以旅游、探亲和商务考察等名义申请进入目的国，在签证逾期后滞留不归，等等。由于他们入境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都是十分隐蔽地进行，不论是其输出地还是目的国，双方政府都很难防范和杜绝，致使这种行为曾经出现多发和频发的严重态势，引起国内乃至国际的关注和重视。

比起那些合法出、入国境的移民，这些非常规移民在出国过程中通常要历尽艰辛，遭遇一些他人难以料想的意外风险，甚至还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由于没有合法居留的身份，这些非常规移民到达目的国家后，只能以打黑工领取最低的薪酬为生。他们努力打工、省吃俭用，以争取早日还清为非常规移民而欠下的巨额债务。还有，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非常规移民，还存在被警察发现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拘捕和坐牢，然后遣送回国。如果在债务还清之前被抓获和遣送，那么为出国而欠下的那笔巨额费用，将使他们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一些人不得不再次走上非常规移民之路。（注：关于福建的非常规移民问题，将在本书第六章进行专门的论述。）

福建省内这种非常规移民活动，主要集中发生在福州市，具体分布在长乐区、福清市、连江县和马尾区。他们希望前往的目的国，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更是绝大部分长乐区、连江县和马尾区非常规移民的目的国。明溪和长汀等县的非常规移民，则主要前往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另外，欧洲的英国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以及南美洲发展中国家阿根廷等国，也都是福建许多非常规移民的目的地。但是，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后，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不景气，通过非常规途径出国的人越来越少，目前已不再发生这种情况了。长乐、福清等地的一些海外新移民甚至倒流回中国工作，有的还在家乡或国内其他地方创办企业，进行各种工商业投资，在中国发展他们的事业。

8. 领养出国的幼小孤儿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众多的福建新移民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比较特殊的群体，就是那些被外国夫妇从全省各福利院收养的孤儿。通过这个途径，一些福建人小小年纪就出了国，分布在北美洲、西欧的一些国家。据2002年1月的香港《镜报》报道，几年来，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孩子蔚为风潮，仅2000年，美国人就领养了5 000个中国儿童。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到2002年底，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孩子已达2.8万多人。^[7]

在福建，不仅是省会福州，其他地区社会福利院的孤儿也纷纷被外国家庭收养，如2002年12月7日《福建经济快报》就曾报道，有7名分别来自南平、泉州和厦门的孤儿同时被荷兰人收养。另据2004年4月2日《福建侨报》报道，自2003年开始办理涉外领养事务以来，漳州市社会福利院已有21名孤儿被海外人士领养，这些领养者分别来自美国、丹麦、荷兰、加拿大等国。2003年初，10个月大的小雄被丹麦一家庭收养时还不会说话，可到第二年他就开始会讲丹麦话了。2008年5月31日，福州的《海峡都市报》报道，一个1994年12月27日出生、1995年10月被美国家庭收养、中文姓名夏安磊、英文名字索菲娅的14岁女孩子，因为想念中国和亲生父母，在养父母的带领下，于6月5日到出生地厦门来寻亲。^[8] 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当时福建全省被海外家庭收养的孤儿，总数应该有几百人。在以后的这十多年时间里，这样的涉外领养事务持续进行着。福建各地社会福利院的一些孤儿，就这样被外国养父母带出中国，成为海外众多的福建新移民中一个特殊、不被关注的群体。

除上述几种类型之外，海外福建新移民中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类型，在此就不再分别对他们进行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