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统治者高度重视进攻四川的战争。从太祖二十二年（1227）蒙古军初入蜀边开始，至至元十六年（1279）钓鱼城陷落为止，蒙、元尽取巴蜀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半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先后有四个大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五个皇太子（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窝阔台二子阔端、蒙哥二子阿速台、忽必烈七子奥鲁赤、三子忙哥剌）参与过征蜀战争，蒙哥汗最后战死在合州。围绕一个局部地区，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在蒙古征战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13世纪的历史上，蒙古人曾经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在它的兵锋之下，中亚、西亚以及欧洲40多国无不破灭，未闻有敢抗其锋者。像巴蜀地区这样坚持抵抗半个多世纪之久，毕竟是当时世界历史所罕见。在四川战守史上，历代取蜀的记录是：“秦伐蜀，十月取之。后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45]；北宋王全斌取蜀，自发兵到孟昶投降，总共只66日[46]。蒙古尽取巴蜀凡52年（1227～1279），这种旷日持久的记录，在四川历代兴亡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蒙古久攻巴蜀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一）多次西征和汗位纷争分散了蒙古的兵力
以我国北部蒙古为中心的北亚草原，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游牧民族的移民和对外征服活动，以致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动乱摇篮。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亚游牧民族之所以崛起后都要不时南侵，究其原因，无外乎深深植根于他们经济体系之中，即由游牧经济对农耕社会的依存和矛盾所引起的对农耕社会的贸易与掠夺乃至战争。同时，游牧君长对内的政治设想和帝国意识，也是触动他们对外侵略的原因[47]。成吉思汗曾经对他的儿子们说：“世界广大，江河众多。使你们攻占外国，去各自分配，扩大自己的牧地。”[48]正因为蒙古诸汗把掠夺他国领土和财富作为自己的职责，所以，在其任内无不驱使蒙古牧民投身于对外扩展战争。
据统计，在蒙古尽取巴蜀这半个世纪内，蒙古诸汗曾经多次对欧亚各国发动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其中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历时六年（1219～1225），为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奠定了基础；窝阔台第二次西征，历时六年（1231～1237），进兵西亚，远达波斯帝国，横扫欧洲诸国，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钦察汗国；蒙哥即位后，命皇弟旭烈兀再次西征，历时两年（1256～1258），在波斯境内建立又一个蒙古汗国——伊利汗国。蒙古诸汗一次次地派兵掀起席卷西方的军事巨浪，分散了在中国本土的注意力。为了消灭远在欧亚的一个个对手，蒙古不得不将刚刚开始的对宋战争暂时搁置起来。
图1-8 元太祖成吉思汗像（故宫博物院藏）
延缓对宋战争进程的因素，除了历次西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蒙古汗位的纷争问题。由于蒙古帝国缺乏关于继承汗位的法律，因此，在每个汗去世之后，都要花长时间来商议继承人问题。为了取得汗国全体成员对继承人的承认和参加他的就任典礼，需要特别召开一次忽里勒台大会。这一点是和中原历代王朝的皇位继承问题不相同的。在半个世纪中，蒙古政权凡四易其主。每次汗位继承都经过了尖锐的角逐，不可避免地要引发黄金家族内部的派系争斗与倾轧。由汗位继承引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愈演愈烈，以至到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还首开了以战争方式解决蒙古汗位继承的先河。显然，这样的斗争不仅会削弱蒙古自身的实力，而且也必然暂时延缓对南宋的进攻步伐，从而使包括四川在内的南宋各个战区获得喘息和苟安。
图1-9 元太宗窝阔台像（故宫博物院藏）
（二）蒙古攻宋战略低拙多有失误
南宋是一个以江立国、偏安东南的王朝。它的心腹和要害，无疑集中在长江下游一线。对于一个占据中原的统治者来说，要想尽快灭亡南宋，最有效的攻击无疑应该选定在长江中下游一线。然而，实施这样的战略，须有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作保证。如果没有河南、陕西的经济作后盾，没有一支浮汉入江的水军作为依托，要想叩开襄阳大门，并且最终站住脚跟，这也是困难的。
蒙古长期以来依赖在西线用兵，习惯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这固然与蒙古牧民的围猎生产方式有关，在蒙古军队尚无力直接渡江谋国的条件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是，过度的迂回包抄，不能不延缓攻宋的时间。如果从太宗十一年（1239）蒙古军绕从大渡河攻入大理国境内算起，到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攻灭大理国，才在四川侧后建立起第一个出击的据点，其间耗时达14年之久。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在整个蒙古图蜀灭宋的战争中，真正依靠云南这一基地，向四川和南宋王朝其他要害地区发起有效攻击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历来的批评家无不对这种低下的战略持批评态度。如清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评论说：“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忽必烈之灭大理也。”[49]清代思想家魏源（1794～1857）也说：“元代用兵未有如攻蜀之拙者也，远至绕大理万余里之蛮中。”[50]又说，大理之役，“蒙古用兵，任意出奇，出没不测，为从古所未有”，其结果，“未能遂夹攻之效”[51]。(www.xing528.com)
图1-10 今日大理古城
至于蒙哥汉采取“御驾亲征”的方式，企图通过大举征蜀的行动，强力推行先巴蜀、后江南的迂回包抄战略，更是犯了兵家大忌。蒙哥汗征蜀的失败，再一次证明蒙古攻宋战略的拙下。对此，蒙古谋士郝经直言不讳地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为什么“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宋却未能平定？他认为不在蒙古军志气不锐，力量不强，土地不广，而在谋取天下的“术”不完善，即在于战略的失误[52]。《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屠寄更为尖锐地批评说，蒙哥“车驾舍中道而西取四川。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势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也”[53]！
图1-11 蒙古骑射图（故宫博物院藏）
图1-12 蒙哥汗大举攻蜀示意图
（三）四川军民开展有效的山城抵抗斗争
四川地区作为蒙古军长期首要战略目标，直接承受和迎战蒙古军的主力，其抵抗斗争的声势、规模、方式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蒙古取蜀的进程。尤其是四川军民所采取的山城设防的抵抗方式，在抗御蒙古铁骑上，发挥了特别显著的功效。
山城设防抵抗蒙古铁骑的防御体系是四川军民的伟大创造。它是在余玠治蜀期间（1242～1253）奠定基础的。在余玠任内共建20余座山城，余玠死后，继任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又承袭这一传统防御方略，进一步增修了一大批新的山城。估计整个宋末四川所建的这类山城多达百座，其中重要的不下四五十座。这些山城大多因地制宜，建在凭临江河的悬崖峭壁之上，山势险要，状若城郭，是天然险固之地；山顶宽平，有田可耕，有林土可用，有泉水可饮，足以容纳众多军队和居民长期坚守和居住。许多山城就建筑在距旧城不远的山上，互为掎角之势，便于平时正常生活，战时紧急疏散撤退，互相掩护。余玠及其后继者就是利用这些山城作为团聚四川军民的抵抗基地，战时把州县、军队搬迁到山上，与百姓共誓死守，从而凝聚了民心，筑起了战时的防线[54]。尽管蒙古铁骑攻灭过欧亚40余国，踏平过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城池寨堡，但当其来到四川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之中，在无数大河深溪峡谷面前，尤其是面对众多军民凭临山城据险死守时，竟然无法发挥其马队快速冲击的优势。在这里蒙古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对手，吃到了前所未有的苦头：如果弃而不攻，超越沿线山城向前推进，则有孤军深入、前后跋滞的威胁；如果冒险强攻，则有丧失自身优势，陷于被动挨打的危险。就是在这种进也不是、退也不行的困境之中，蒙古军不得不在这里顿师半个世纪之久。
图1-13 “上帝折鞭”钓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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