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繩的著作主要有七種：《史記志疑》三十六卷、《人表考》九卷、《吕子校補》二卷、《瞥記》七卷、《誌銘廣例》二卷、《元號略》四卷、《蜕稿》四卷。後六種著作彙編爲《清白士集》二十八卷，嘉慶間刊刻行世。
《人表考》九卷：《人表考》與《史記志疑》爲梁氏史學研究代表性成果，對此兩書，梁氏頗有自信，《寄弟處素書》有曰：“二書俱（錢）竹汀及盧學士、孫侍御審定，當無大舛謬處。”[18]《人表考》是對班固《漢書·古今人表》的考證，既有補充、疏釋，又有辨正、糾誤，乾隆五十一年（1786）成書。《人表考》内容極爲豐富，搜羅材料細緻廣博，梁啓超評此書爲“《古今人表》之注也。從古籍中搜羅諸人典故殆備，可稱爲三代前人名辭典”[19]。吴廷燮曰：“旁征博引。原《表》（即《古今人表》——引者注）之可貴者，在補《史記》未載之人。是書（即《人表考》——引者注）之可貴者，又在補師古所未注，而可資參證者，雖間有可不引，然實薈萃皇古以來至秦名人之專書。……所謂本人爲之甚勞，後人檢之甚便，洵乙部可貴之編也。”[20]均給予很高的評價。《人表考》除《清白士集》本之外，尚有《廣雅書局叢書》本、《史學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等，皆可利用。
《吕子校補》二卷：畢沅校刻《吕氏春秋》，梁氏曾參與其事，畢氏書校刻行世之後，梁玉繩重讀《吕氏春秋》，得剩義二百六十多條，遂成《吕子校補》一書，乾隆五十三年（1788）成書。《吕子校補》涉及《吕氏春秋》原文、高誘注文、畢沅諸人校語等三方面，既有補充、疏釋，又有辨正、糾誤。孫人和評此書曰：“其間有正前説之誤者。其餘或補前之不足，或别有所獲。其餘講論地理，廣引史事，自可備考。”[21]同時指出此書某些結論武斷，有“輕於立言”[22]之病。《吕子校補》除《清白士集》本之外，尚有《式訓堂叢書》本、《校經山房叢書》本、《槐廬叢書》本等，皆可利用。
《瞥記》七卷：梁氏此書乃其讀書筆記，全書按照經、史、子、集排序，卷一、二雜考經文注疏，卷三、四雜考諸史，卷五雜考諸子，卷六雜談詩文，卷七爲雜事，皆爲讀書有所得而作之文，多有創見。梁氏憶此書有云：“余三時學暇，每有所得，輒舐筆以備遺忘，短書瑣語，積久遂多，删存爲《瞥記》七卷。”[23]嘉慶三年（1798）成書。《瞥記》一書涉及内容甚爲廣泛，《史記志疑》《人表考》主要代表玉繩史學成績，而《瞥記》則反映出梁氏多方面的治學成就。《瞥記》除《清白士集》本之外，尚有《食舊堂叢書》本，又有《皇清經解》本，然而此本止爲一卷，乃是將《瞥記》中與經學内容相關者摘録而成。
《誌銘廣例》二卷：北宋時金石學興盛，關於金石義例之著作，元明之後已有不少。清人盧見曾將元代潘昂霄《金石例》、明代王行《墓銘舉例》、清代黄宗羲《金石要例》彙編爲《金石三例》，頗有影響。梁玉繩在《金石三例》的基礎上糾謬、補遺，成《誌銘廣例》一書。梁氏嘗評《金石三例》，言曰：“標採雜錯，兼多漏略，覽者病之。余據耳目所及，别其類而補其遺，摘舊增新，次爲《廣例》二卷。”[24]《誌銘廣例》一書代表了梁氏金石學之成就，嘉慶元年（1796）成書。《誌銘廣例》除《清白士集》本之外，尚有《式訓堂叢書》本、《校經山房叢書》本等，均可利用。光緒十一年（1885），朱記榮繼盧見曾《金石三例》之後，輯有《金石三例續編》，亦曾收録《誌銘廣例》一書。
《元號略》四卷：元，改元；號，年號。梁氏《元號略》一書廣考歷代改元及使用年號之内涵意義，綜考與年號相應之帝王謚、名、字、年數、陵號、事迹等，旁採曲收，考譌校異，對於研究歷代改元及年號使用諸問題頗有參考價值。孫光圻評此書曰：“頗能探討源流，故其所著，雖間失之瑣碎，而義例謹嚴，不失通儒面目也。”[25]乾隆五十八年（1793）成書。《元號略》付梓之後，諸以敦、陸準、蔡雲三人針對《元號略》作有補充和糾正，梁氏將諸位文字收録入《補遺》中。
《蜕稿》四卷：此書前三卷收録梁氏創作之詩三百餘首，第四卷則爲六十篇雜文。詩乃《蜕稿》主體，徐世昌評曰：“諫庵詩雖不多，而清迥蒼堅，不作當時體，亦足稱其所學。”[26]梁氏之詩按照創作時間先後排序，豐富多彩，内容廣泛。第四卷雜文，文體衆多，有序、書、記、論等，對研究梁氏交遊、學術皆有極高的價值。嘉慶十八年（1813）成書。
嘉慶十五年（1810）元和人蔡雲撰寫《清白士集校補》一書，共計四卷，包括《〈漢書人表考〉校補》一卷[27]、《〈吕子校補〉獻疑》一卷、《〈元號略〉補遺》一卷、《續〈漢書人表考校補〉》一卷，附《續〈吕子校補獻疑〉》一條、《讀〈瞥記〉校補》四條、《補校〈庭立記聞〉》兩條、《〈元號略〉續校補》三條。《清白士集校補》收入《元和蔡氏所著書》，有道光七年（1827）刊本，又光緒間貴池劉世珩校刊《聚學軒叢書》第一集亦收録有蔡氏此書。
梁玉繩的著作，《史記志疑》《清白士集》之外，尚有《南史摘略》《岳忠武王年譜》《清白居士傳》三種。《南史摘略》二卷，清清吟閣抄本，收藏在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乃是摘録《南史》中的史迹名語、奇聞異事等，以供文人“漁獵”之作，[28]於史學無多大意義，[29]故《清白士集》不録入。《岳忠武王年譜》一卷，清嘉慶十二年（1807）廟塾刻《岳忠武王文集》八卷，卷末附梁氏《年譜》，乃是梁玉繩爲岳飛撰寫，今國家圖書館有藏。《清白居士傳》一卷，當是梁玉繩自傳。清同治間管庭芬編《待清書屋雜鈔》四百九十三種，稿本，收藏在今之天津圖書館，包括初編二百零五種、續編八十九種、再續編七十一種、補編六十二種、附録三十三種、拾遺三十三種，《清白居士傳》收録在初編。
今略談《清白士集》的成書。
梁玉繩《清白士集》的刊成非一蹴而就，而是續有補加，始刻的時間在嘉慶五年（庚申，1800），最終刻就的時間則在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
孫志祖爲梁玉繩《清白士集》寫序，最後署“嘉慶五年庚申冬十二月”[30]，而梁玉繩撰寫的自序亦是署“庚申秋三月”[31]，嘉慶五年庚申乃刻《清白士集》的時間上限。梁氏自序有云：“乾隆癸卯，余年五八，著《史記志疑》成，迄今十有七歲矣。年與時馳，意與歲去，續刊拙集，合六種爲二十八卷。癸卯之前載，余自竹巷出居别宅，大人書‘清白堂’三字以賜，海鹽張君燕昌謂余曰：‘《淮南鴻烈》稱清白之士不爲古今易意。洪氏《隸續》有清白士子，清修愛古，非若世之號爲士者。’因篆小印見贈，遂取以名集。”[32]梁玉繩生於乾隆九年（1744），四十八年（1783）則已四十歲，後十七年乃嘉慶五年，此年始刊《清白士集》。(www.xing528.com)
嘉慶五年雖已刊刻《清白士集》，然非完帙。考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子部十之八“《清白士集》四種，嘉慶庚申刊本”條，有云：“集本六種，爲三十一卷，尚有未刻二種，其已刻者已另記，今皆存其目如左，以俟其刻全而續記之。《人表考》九卷，見史部傳記類。《吕子校補》二卷，見子部雜家類。《元號略》四卷、《補遺》一卷，見史部。《誌銘廣例》三卷，未刻。《瞥記》七卷，見子部雜家類。《蜕稿》四卷，未刻。”[33]梁玉繩自序云《清白士集》“合六種爲二十八卷”，計“《人表考》九卷、《吕子校補》二卷、《元號略》四卷、《誌銘廣例》二卷、《瞥記》七卷、《蜕稿》四卷”[34]，而周氏此處所云“三十一卷”當是誤計，當云三十卷，即比梁氏自序所云二十八卷多兩卷，亦即多《元號略補遺》《誌銘廣例》各一卷。周中孚所見《清白士集》只有四種書，其時，《誌銘廣例》和《蜕稿》二書尚未刊刻。今觀《蜕稿》有嘉慶八年（1803）陳壽祺跋、嘉慶十三年許宗彦跋，又有嘉慶十八年梁玉繩自序，可知此書的刊刻時間必在嘉慶五年之後，亦可證周氏之語不虚。今考梁玉繩《清白士集總序》自注曰：“六種中惟《蜕稿》至癸酉始定，余年七十。”[35]嘉慶十八年癸酉，此是《清白士集》成型的時間下限，亦即《蜕稿》乃《清白士集》最後補刻完成的一部書。[36]《清白士集》雖然遲至嘉慶十八年始成完帙，但嘉慶五年初刻時，此集的總卷數及其所包含的書目和各書卷數皆已確定，今觀嘉慶五年梁氏所寫的《清白士集》自序可明。
嘉慶五年至十八年，《清白士集》續補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蜕稿》四卷。今據上述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梁玉繩《清白士集總序》自注可知，初刻《清白士集》之時尚無《蜕稿》，遲至嘉慶十八年乃刻就此書，故《蜕稿》一書之梁氏自序、陳跋、許跋分别寫於嘉慶十八年、八年、十三年，始可理解。
第二，《誌銘廣例》二卷。今據上述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可知，初刻《清白士集》之時尚無《誌銘廣例》，但梁玉繩《清白士集總序》自注云“惟《蜕稿》至癸酉始定”，則嘉慶十八年癸酉之前，《誌銘廣例》已經補刻完成，故用“惟”字。蔡雲撰寫《清白士集校補》一書，在自序中曾説到他見過陸準手中的《清白士集》，並據此本而作有校字，同時撰寫意見若干條，託付陸氏交給梁玉繩，以供其採擇。[37]蔡雲自序署“嘉慶庚午”，則是嘉慶十五年，故知蔡氏見到的《清白士集》尚非完帙。今難能可貴者，蔡氏在自序中將其見到的《清白士集》所包含的書目一一交代，此時仍没有《蜕稿》和《誌銘廣例》，故蔡氏没有爲此兩書撰寫校補，則《誌銘廣例》一書當是嘉慶十六年或十七年時補刻而成。
第三，《元號略補遺》一卷。梁玉繩《元號略》的撰寫，時間甚早，乾隆五十五年（1790）開始，五十八年（1793）寫畢，爲四卷。[38]今觀嘉慶年間最終刻就的《清白士集》本《元號略》卷末所附的《補遺》一卷，除梁氏自己的補正之外，尚有諸以敦、陸準、蔡雲三人的補正。
梁玉繩的補正。今據梁玉繩《元號略補遺》自序，嘉慶十年夏（乙丑，1805），梁氏見到王覲宸從日本國帶回的《大成年代廣紀》，紙高一尺，博尺四寸，横列十二層，凡一百二十代，起周惠王十七年，至嘉慶五年，上記日本年代，黑字，下記中國年代，朱字，梁氏借閲旬餘，據此校勘《元號略》中所採的日本號名，所作的補正全部採入《補遺》中。[39]嘉慶五年初刻《清白士集》時，梁氏稱“合六種爲二十八卷”，同時列出具體的書目和卷數，然而並没有《元號略補遺》，故知嘉慶五年之時尚無此作。梁玉繩《元號略補遺》自序明言作補正的時間在嘉慶十年乙丑，是在嘉慶五年庚申之後無疑，故知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將有“《元號略》四卷、《補遺》一卷”的“《清白士集》四種”誤認成是“嘉慶庚申刊本”，實乃嘉慶十年乙丑之後的續補本。
諸以敦的補正。《元號略補遺》在梁玉繩自己的補正之後，是諸以敦的補正，前有一序，曰：“予友梁諫庵著《元號略》四卷，搜考極博，在鍾廣漢、趙月聲二書之上，間有疏漏，予爲補之。年來，予有纂述，每就正諫庵，隨時削改。此所校，亦以報也。諸以敦。”[40]此序署名諸以敦，乃是諸氏自序，則此補正文字，是諸氏自己的添加。此序又不署年月，只云“此所校”，考諸以敦爲《庭立記聞》寫序，明言嘉慶十七年（1812）曾助梁學昌刊定《庭立記聞》，並附梓《清白士集》後以行世，[41]則諸氏《元號略補遺》序必是寫於此年，而“此所校”即指嘉慶十七年刊定《庭立記聞》之事。
陸準和蔡雲的補正。前言蔡雲曾撰寫《清白士集校補》一書，交由陸準寄上，以供梁玉繩採擇。梁玉繩將其《元號略》補正方面的文字，採入自己的《元號略補遺》中。《元號略補遺》在諸以敦補正的文字之後，是陸準和蔡雲的補正。梁玉繩寫有兩序，前序曰：“陸君果泉，洽聞之士也。好蓄古錢，嘗搨示佚號若干品，既得見所未見，又摘列張敏菴《泉寶録》、龔震西《年號類編》、馬紹基《年號考證》、瞿中溶《續泉志》、錢東垣《建元類聚考》，所載佚號爲余未及者，繫以案語，手鈔見遺。亟補刻如左，用誌良友雅貺。果泉名準，字萊仲，吴縣學生。”[42]後序曰：“戊辰季夏，陸君綴補《元號略》四紙，既付梓矣。閲一歲，寄札云：‘近見通州張學誠《紀年經緯考》所採元和馬紹基《紀元韻覽》較鈔本《考證》尤詳，又有旁出他書及新得《泉文類聚》凡六十四條。’皆足以砭予之疏漏。其友蔡君，增校十三條，精審受益，今續並刊之。”[43]嘉慶戊辰，即嘉慶十三年（1808）。
第四，《庭立記聞》四卷。《庭立記聞》卷端附梁學昌識語，曰：“翁著《史記志疑》及《清白士集》六種，梓行之後，續有更加，不能刊改，隨筆識於刻本上，方恐歷久失遺，謹摘次之，其已見《瞥記》中者不載。”[44]是即此書成因。
徐時棟論及《庭立記聞》稱名，有云：“梁玉繩有四子：長曰學昌，次曰耆，三曰衆，四曰田，各述其庭訓一卷，顔曰《庭立記聞》。余謂大約玉繩自著，而分屬於其子者。夫‘庭立’者，本之《論語》者也。《論語》中：立於庭者，孔子也，父也；趨而過者，伯魚也，子也。既是子記父語，宜曰‘趨庭記聞’、‘過庭記聞’，何得云‘庭立’乎？若云‘庭立記聞’，則是其父作矣。將所記者何聞乎？且此時玉繩之父山舟侍講尚健在，家無二尊，庭立之位當屬山舟，不當屬玉繩也。此意顯而易曉。何著書立説之父子而昧昧耶？”[45]張舜徽亦論曰：“此爲玉繩自記以補《瞥記》者，乃嫁名爲其四子所分輯。子録父言而名《庭立記聞》，則立于庭者誰乎？所聞之事，又得之自誰？其後徐時棟《烟嶼樓讀書志》已斥其名之不通。蓋《論語》言‘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則立於庭者孔子也。故後世言子承父訓，但云‘趨庭’、‘過庭’，而不言立庭。玉繩標題時乃未之省，亦見其疏。《記聞》既署名爲其子所輯，故語及玉繩悉稱爲‘翁’。名之不正，孰甚於此。考《方言》六：‘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蓋翁即公之語轉，與傁、艾皆長老之通稱，今語猶稱年長者爲某公，本非父之别名也。雖《史記·項羽紀》有‘吾翁即若翁’語，不悟此乃劉邦與項羽肉搏危急時相詈語，逞口而出，原不符於雅訓也。况‘翁’既爲年老之通稱，則《記聞》寫定時，玉繩之父同書猶健在，則所謂‘翁’者，人必以爲同書矣。似不如遵循當時常例，稱其父爲‘家君’或‘家大人’之爲愈也。”[46]考陸準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爲《庭立記聞》作有一跋，曰：“梁二萊子與予弟甫元爲乙卯同年。予向時遊杭，謁尊甫諫庵先生，始識萊子。未及與諸昆季定交。戊辰冬仲，復至武林，得讀萊子昆季所輯《庭立記聞》，出經入史，援據精確，四傑並萃一門。惜叔也不禄，與予弟甫元同。而予爲鮮民，以視慶集重闈，聽承祖父之彝訓者，何樂如之！吾吴惠氏代傳經學，名重儒林，著述布海内，梁氏足可頡頏也。準雖不敏，書耕筆鋤，相與俛焉而已。”[47]又考諸以敦嘉慶十七年（壬申，1812）爲《庭立記聞》所作序，曰：“學士梁先生，父執也。諫庵又與余同受知於前學使錢文敏公，相契舊矣。諫庵閉室嗜書，謝絶人事，而余宦遊四方三十餘年，始歸衡下整理故業，與諫庵晨夕過從，互以所著反覆質難，恨砥礪之晚也。己巳重九，小集清白堂，諸郎出草册示余，且乞爲名之。展讀終卷，皆記乃翁考古答問之語及撰造所未刻者，因題曰《庭立記聞》。諫庵子四：長學昌，字蛾子；次耆，字萊子；次衆，字成子，早卒；次田，字力子。闈闥之間，自爲師友，朝經暮史，樂以忘榮，豈尋常高門世胄比耶？閲三歲，仲季先後出宦，惟蛾子秀才侍親家居，請余刊定此編，附梓《清白士集》後，固雅志也。學士今年九十，夫人九十有一，康彊純嘏，遠近欽仰。諫庵年六十九，長余二歲。他日諫庵更以聞於學士者，詔子姪濡筆記之，余尚能少助參校焉。”[48]學士梁先生即梁同書，梁玉繩適其爲嗣子。今據陸跋、諸序，可得以下兩點認識：一、《庭立記聞》草册撰就的時間下限在嘉慶十三（戊辰，1808）、十四年（己巳，1809）間，三年後，即嘉慶十七年（壬申，1812），諸以敦做最後的刊定工作，附梓《清白士集》後；二、《庭立記聞》雖皆述梁玉繩“考古答問之語及撰造所未刻者”，然此“考古答問之語”乃有一部分是梁玉繩接聞於其父梁同書者，亦即梁學昌兄弟四人輯録其父梁玉繩接聞於祖父梁同書之語，亦即陸跋所云“聽承祖父之彝訓者”、諸序所云“諫庵更以聞於學士者”，故稱“庭立”。
《庭立記聞》的撰寫在《史記志疑》及《清白士集》後，則嘉慶五年初刻《清白士集》之時，當無《庭立記聞》。前揭蔡雲《清白士集校補》自序寫於嘉慶十五年，序中交代其時所見《清白士集》書目中有《庭立記聞》，但蔡書將其題作《補校〈庭聞録〉》，自注曰：“新刻改名《庭立記聞》。”[49]今據此可知：嘉慶五年初刻《清白士集》時，尚無《庭立記聞》一書；嘉慶十五年之前，《清白士集》已附有《庭立記聞》，當非完書，且其時稱作《庭聞録》；嘉慶十七年，諸以敦刊定《庭立記聞》，附梓《清白士集》後，《庭聞録》改稱《庭立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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