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史：攻占大沽炮合的代价

（1900年6月17日）

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早已云集大沽口海面；他们早已调兵遣将，准备着要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自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出发之后，“它的危险处境是各位舰队司令知道的。一个水兵首要的天职，他所应尽的最紧要的义务，是要在具有任何预防的方法的条件下挽救他的派遣部队不致被歼；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显然必要的步骤就是维持或打开交通路线”，以便对西摩尔联军实行增援；当时“在天津还有一千七百名俄国军队，他们从旅顺口来得太晚，没有来得及参加西摩尔的部队，还有五百六十名不同国籍的水兵，以及足够的志愿兵，可使天律外军总数达两千四百人”。但是，沙俄东亚舰队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A1exeiff，Evgeni Ivanovitch）认为，要争取积极发动对大沽口的攻占，要由一个俄国军官指挥，“以便与企图担任领导角色的西摩尔海军中将相抗衡”。6月15日，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以“保全铁路和保护天津外侨”为借口，在巡洋舰“露西亚号”上邀集了各国海军头目开会，商议进攻大沽炮台。300名日本兵立刻被派到塘沽，占领了塘沽车站，另有250名法军和俄军被派去天津铁路线上更远的军粮城，占领军粮城火车站，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蓄意已久、毫无理由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否则，为什么美国海军上将开姆夫在6月14日就通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海军上将布鲁斯说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我国保持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行为”呢？为什么他在15日又以“不能参加对中国政府财产的占有”为理由而拒绝参加对塘沽车站的占领呢？当然，美军由于已经参加了西摩尔联军而发动了对华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之所以不参加攻占大沽炮台乃是另有打算，我们在这里引用这几句话无非说明联军之进攻大沽炮台纯属挑衅，强词夺理。

6月16日，各国海军将领已知西摩尔联军于6月14日在廊坊遇阻，便于上午十一点在“露西亚号”上集会，决定次日凌晨进攻大沽炮台，立即部署对炮台的水陆围攻计划：

在陆路方面，除昨日已派兵进占塘沽车站和军粮城车站以外，本日下午又派出一个由935名六个不同国籍的士兵（其中英军250人，俄军180人，德军150人）所组成的陆战部队在大沽登陆，“皆由德国水师统兵官保赫统带，当由保君留日军一百名，驻扎于东沽之车站，以便防护其余各军，及所占据之处，得以进攻大沽炮台”。

在水路方面，由于“大沽湾系泥泞之斜堤，水流最属迂回”；“所以有极巨之兵舰及巡洋舰二十二艘，不能驶至该湾之内，以其炮火协力助战”。因此，在16日黄昏以后，有10艘浅水炮艇开进了海河大沾炮台的内侧即西边停泊下来。这10艘浅水炮艇是：“一曰毛拿加西（Monocacy），系美国水师。二曰亚打告（Jkagero），系日本炮船，载有军械粮饷，以及动用之杂件，为数最钜，该船有防护东沽车站之责。毛拿加西一船，受派与东沽之戍兵相联合，若有意外之虞，可将本地之妇孺，接待上船。三曰力勇（Lion），系法国炮船。四曰倚而的（Iltis），系德国炮船，均下锭于海关附近处，该处居于东沽下流，在大沽之前面。五曰灰丁（Whiting，即前译之”鳕鱼号“），六曰发霉（Fame，即前译之“声誉号”），系英国兵船，皆监视缠缚于此间之中国鱼雷船四艘，第一次开炮数门，即将该四艘鱼雷船拖带至东沽，并无阻拒。七曰日爱立亚克（Gilivak），八曰保布（Bohr），皆系俄国炮船。九曰稿烈（Koreets），系俄国巡洋舰，均停泊于大沽之下流。十曰亚尔舍林（A1gerine），系英国小巡舰，停泊于大沽之北”。

联军在水陆军事部署妥当后，即由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向我大沽炮台守将、天津镇守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说什么“本提督欲以两造情愿之主张，或以兵力从事之目的，暂据大沽各炮台。该各炮台，至迟限于十七号早晨两点钟，一律退让。此系已决之事，望即达知直隶总督及各炮台官急速勿延云云”。据罗荣光说，6月16日“亥刻，突有俄水师参赞副提督，以英通事二员，来营面称：……现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约定，限两点钟要让出大沾南北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并交有各国水师提督公函一纸。……如两点钟不让出营台，定即开炮轰夺等语。口气强横已极，势非决裂不止”。在最后通牒上签字的联军将领除俄国的基利杰勃兰特和英国的布鲁斯外，尚有德国的裴德满，法国的库尔诺尔，日本的东乡平八郎和意大利的卡泽拉等海军上将和中将，他们都是各国的舰队司令。罗荣光在接到通牒后，因津、沽间“电线铁路均已不通，当一面专差赴津飞报，一面严饰南北岸各营，加意备战，一面专弁密约海军统领叶祖珪所部各鱼雷艇管带，赶紧预备战事，由海神庙夹攻，并商定与副将韩照琦督守南岸大营炮台，营官卞长胜督守南滩炮台”。1900年6月17日凌晨零点五十分，距通牒规定时间七十分钟前，联军便首先向大沽炮台搞突然袭击，爆发了侵占大沽炮台的激战，经过情形如下：当时，

“各国停泊余家埠之兵船十余艘，一齐开炮，用电灯照定南北岸各台轰击。该提督督同副将韩照琦，率领南岸各台并勇，奋力开炮，瞄准该兵船电光灯路还击。当将电灯击毁，该兵船受伤，起轮躲避。该提督亲自挂线，横腰一炮，击中船身，船即偏侧不支；复赶紧针对正面，连击数炮，遂将该船（“日爱立亚克号”）击坏。韩照琦亦在海字炮台，督饬勇丁，打沉兵船一只（似指被火焚烧之“稿烈号”）。其余船只，均往里河退避；因被民房遮掩，炮不能击。遂饬左营，就对面攻击。复差人密约鱼雷艇开炮协攻，诓该鱼雷船，始终并未援应。左营与之鏖战时许，击坏敌船二只。随赶调铁帽桥三营留营之官弁兵夫一百人，齐赴万年桥前营，拉炮上墙，帮同夹击。旋据前营报称，亦毁敌船一只。四点钟时，细察情形，似可获胜，奋督各营，尽力猛击。敌船亦抵死回攻，炮弹如雨，各营并兵，均有损伤。左营迫近敌船，官弁兵勇，伤已大半。敌见该营墙台人少，以小舟载洋兵登岸，迭次分道扑营。该营放枪迎敌，轰毙洋兵甚多，敌锋大挫。余（罗荣光）仍折回兵船，用炮苦击。该营药库火发，管带封得胜血战阵亡，兵舅死伤相继，敌遂越墙破门，将北岸左营炮台占据。而练军副左营势孤，亦相继被夺。敌得北岸两营炮台，即将兵船驶靠左营，以大炮遍击南岸各营垒；并用左营左哨之炮，直击南滩营炮台。经营官卞长胜用大炮击毙洋官兵十余人。至七点钟时，敌船开花炮弹，落入南岸练军副营子弹库中，火箭子弹，一齐被焚，……势孤力竭，……不得不召集各营余队，打通后路，现已退至新城，收查共约一千余人。“

直隶总督裕禄根据罗荣光报告来写的这篇奏折，基本上是真实的，描述了清军在敌人围攻下坚守大沽炮台的应战情形。它代表了中国爱国官兵，也同英勇的义和团一样，誓同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血战到底。保卫大沽炮台之战的意义，也不下于三天前拳民在廊坊血战联军；因为炮台尽管最后失守，它却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再可能去增援西摩尔联军了。

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代价是：

1．在部队人员伤亡方面，共计达216人。”那天晚上，联军的损失是死者共四十六人，其中有六名军官，伤者则有一百七十人“。一说伤亡总计255人：“是役也，联军之在陆路丧失者，计有死者三十三人，伤者一百零三人；在兵舰中丧失者，计有一百十九人，内有俄军死者十九人，伤者七十人；与其现有之兵数较之，约已去百分之二十八矣”。当17日四点半钟中国军火库被敌军开花炮击炸之后，拂晓他们冲锋去夺取北岸左营炮台，日本“亚打告号”炮艇统带官喀秀（Hattori）以殿后部队而争先恐后地去抢头功，不料被坚守阵地，不屈不挠的中国守军所“继续施放的猛烈的排枪”所击中，在离炮台仅数码之处毙命丧生。

2．在炮艇损失方面，亦属不轻。从6月17日凌晨零点五十分起，直到四点半，将近四个钟头内，双方炮击是始终不曾间断过的。炮战一开始，“唯一受到重创的船是俄船稿烈号”。“它承受了一个中国炮台在四百码射程内的全部火力，在炮轰中它的水兵十六人丧生，其中包括四名军官，伤者达四十五人”。“稿烈船被弹击穿其身，现出五孔，亦被火焚”。当“灰丁号”和“发霉号”掳走中国四艘鱼雷艇去塘沽途中之际，“灰丁号”为“一颗五英寸的炮弹所重创，穿透其煤仓，使四号汽锅和锅管受损”，“倚而的船被八颗炮弹击中，它的指挥官兰茨（Lanz）被打掉了一条腿，一个军官和六名士兵丧生，九名受伤。力勇船被击一次起火，死一人，四十六人受伤。日爱立亚克船被击中四次，其中一次是在水位标下被击中，因而搁浅；八人丧生，其中包括两名军官，四十六人受伤”。“各兵舰中弹被伤，以日爱立亚克船为最重，该船被弹连击四次，火药舱立时爆裂，烟筒亦遭毁坏，竟至不救”。俄船“保布号”上亦“有一人受伤”。总之，在这些浅水炮艇中，以“日爱立亚克船”和“稿烈船”两艘俄国炮艇受创最重。(www.xing528.com)

帝国主义列强攻占大沽炮台，付出如此重大代价，乃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他们原来以为，在事先占领塘沽和军粮城火车站，切断津沽间一切交通并在海、陆军包围的情况下，大沽炮台可以在他们最后通牒的恫吓下不战而得。这本是鸦片战后数十年来列强对中国所实行的、累试不爽的炮舰政策的惯技；并且眼前就有叶祖珪所统率的清军水师巡洋舰“海容号”和鱼雷艇四艘的不战自降的现实例证。他们没有想到，仅仅是大沽炮台的守军竟自敢于抵抗他们万炮齐发的进攻，严重地惩罚了他们的挑衅。因此“各西人论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至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另一方面敌军付出的代价还是打了折扣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乘夜偷袭，减少了大沽炮台的威力。“幸此次之变，尚在夜间；若值白昼，则弹丸之标的，射得极准，各兵舰必全受伤。至亚尔舍林船，距北方之第一炮台，不及七百迈当，尚受一弹，亦可见该炮台之炮火，有异常之准的矣”。第二是由于大沽炮台本身的缺陷和军火方面的问题。守军在“还攻时，又多不适用之炮弹”。“炮台缺少藏避火药之栈，致联军炮弹所及，连轰数次，使其防不及防”。“所存军火之处”的火药库，“露出”在外，致使中弹爆炸，我方守军以此伤亡不少，并造成敌军乘机登陆，迫近炮台。第三是大沽守军没有得到中国海军的协同作战。当时停泊在海河内，在联军炮艇附近的鱼雷艇本来是可以发射鱼雷，击沉或击伤敌军炮艇的；不料当“灰丁号”和“发霉号”进犯时，艇上的清军水师只是“作出了一种类似怯懦的防御，放了几下手枪和来福枪后就冲向码头逃命去了。他们在造船厂的一个安全之处，并在军队的支持下向进攻英军和鱼雷艇放了一下速射枪。英军利用鱼雷艇上的炮去射击他们，立即终止了他们的骚扰”。就这样，四艘鱼雷艇成了英船“灰丁号”和“发霉号”的掳获物。巡洋舰“海容号”本来也可以配合大沽炮台守军在海河中同敌舰作战的；但是，这只“悬挂有上将旗帜的中国巡洋舰‘海容号’”，在日本炮艇“亚打告号”在其周围巡视并监督她时，“这艘中国巡洋舰，依然既无参战的倾向，也没有参战的愿望。她就这样被联军扣押起来了”。联军“勒令该船灭去炮火，停泊本处；该船亦遂安之”。至于四艘鱼雷艇，则分给了英、俄、德、法四国军队。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那么联军之进攻大沽炮台是很可能以失败告终的；即使他们能攻占炮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必将更加惨重。

这篇宣言是“向中国人民保证，他们的武力是，并且总是用来仅对拳民‘叛乱者’和那些反对救援北京的外交人员及其他外国人员的。这篇宣言证明，外国的海军上将们最后终于开始体会到北部中国这次骚乱的性质和原因了，宣言在直隶的有利影响甚微；但是，它却被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的领事官们所复制和重新发表，把它作为消除认为北部战争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

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先生在这里论述联军《大沽宣言》时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论点：第一，这篇宣言证实了联军统帅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的改变；第二，联军统帅发表这篇宣言并要求广为宣传的目的在于消除中国人民对瓜分中国的疑虑。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们表明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五六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和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

毫无疑问，联军统帅对时局认识的改变是由于他们以进军北京为目的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一再失利导致的。6月14日，第一次联军即西摩尔联军在拳民的血战下于廊坊受阻，只好撤退，不得前进。6月17日，第二次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准备由此登陆援助西摩尔军共同向北京进军。不料在清军爱国官兵的坚持抵抗下，“伤亡惨重，军火供应不足”，连去天津都“最迫切地需要援军”，“需要机关枪或野战炮”，当然更谈不上进军北京了。假定两次联军都能顺利地到达北京，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大沽宣言》的发表了。在各国公使和舰队司令差不多都拥有“自行决定采取最适合的行动步骤”的权力下，联军如果能够“到达北京”，那么“局势将是怎样”，那是“不可能预言的”。这个在两年前就发表过中国注定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的言论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今天又说出了局势的“不可能预言”的话，人们不难想象出它所意味到的瓜分的含义。更何况在半个多月前，即5月28日晚在北京外交使团的会议上，德使克林德曾经公开“表示赞成”“瓜分中国”的意见呢！并且列强都知道，沙俄立意要把东北从中国瓜分出去，在“满洲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那方面要求完全行动自由，因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铁路”的借口下，准备实行全面占领。所以，赫德就不无理由地说出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那句联军进京就“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话。如果他们能到达北京，联军统帅们也就用不着发表“并非另有他意”，“亦断不侵犯地方”的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言了。

战争形势本身的重大变化，迫使联军统帅们不得不改变他们对中国时局的认识。拳民的血战和清军的抵抗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本来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帝国主义侵略者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共同看法，中国人民“现在还是一个原始的群体，个人利益是其唯一的动力，盲目的愤怒取代了爱国主义的发愤图强”。“中国人像所有其他的东方人一模一样，都不尊重论据而只尊重武力，这样一个惯用语再加上中华帝国是由一群毫无活力的群众所组成的信条，所以西方国家能够对他们为所欲为而用不着害怕他们的抗议和憎恨”。这个“向来以‘睡狮’名称成为列强怀疑目标的中国，也因中日战争暴露了势力，身价降落到‘死骆驼’以下，列强于是各随心所欲，伸展他们的爪牙，对中国全境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促进了再进一步便是瓜分中国的局势”。他们对中国人民这样看，对清政府的军队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他们认为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从来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在每一个战场上都是望风而逃，并且把坚强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弃了；她的舰队，本来寄托着许多希望，却可耻地被驱逐到了设防港口的掩护之下；她的司令们的自我表现全都是无能的，很多还是懦夫；她的管理以缺乏效率和腐败而闻名于世，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和和平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侵略者认定，“中国的一切希望已成为泡影了”。

没有义和团同爱国官兵的血战联军，联军统帅们是不可能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认识的。当西摩尔联军在天津出发之际，当各国联军决定进攻大沽炮台之际，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进军北京，乃指顾股间事，朝发而夕至耳！他们瓜分中国之心已炽，那里想得到会被阻于廊坊，受创于大沽，又被痛击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呢！在到达北京的希望已成泡影之后，他们一想到如果拳民手中掌握了新式武器，如果拥有新式武器的清朝水师也参加卫国战争的话，就会是面对着全军覆没的前景而心有余悸的。世间一切东西，没有比事实更顽强的。这一被阻和受创的事实，就使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军队一遇到外国军队全都“望风而逃”的论点，也如同说少量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的胡说一样，被“永远彻底地消除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的人民起义和民族战争。联军统帅们在总结西摩尔联军和大沽口事件后，不得不“最后终于开始体会到北部中国这次骚乱的性质和原因了”。

根据上述事实，再加上遍及各地的人民起义，远在欧洲的西方人民也得出了同联军统帅们在某些论点上相一致的看法。1900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其社论《铁拳》中说道：

“在大沽，中国的海岸炮台和停泊在大沽口前的列强军舰已经展开了战斗。……并继续七小时之久。……由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两千名远征军，现在的处境也已非常危险。……起义并不仅限于直隶省，并且也在江苏和广西爆发了。……英国报纸认为，有关列强必须各派一万人到东亚去。然而，调配这样的兵力，是不是就足够应付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还值得怀疑。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应付中国的人民运动，列强想要扑灭它，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假使列强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及其正规军交手的话，列强的处境就不像现在这样不利。……反对所仇恨的外国人的人民战争，将使被称为怯懦的中国人，表现为另外一种光彩的好战士。……现在，这种侵略政策以及对中国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一切侵犯行为的后果，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我们的报纸上的殖民狂热和海军狂热，现在不能不因为他们所鄙视的那个民族爆发了民族起义而大为晦气了。……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当然，联军统帅们是为瓜分中国而进军，不会“同情”中国“维护本国领土”的斗争的。但是，他们在“晦气”的战争和“非常危险”的“处境”中是会体会到“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并想一想是谁给了他们以“瓜分中国人的国家”的权利的。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联军统帅们认识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罪行是一切问题的总原因，也不管是出于权宜之计还是什么别的打算，他们也只好声明他们“并非另有他意”，“亦断不侵犯地方”来粉饰一下自己，间接地否认他们有瓜分中国的企图，并请求各条约口岸的领事们把这份宣言作为布告，到处张贴，为的是消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疑虑。

联军《大沽宣言》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不是联军统帅们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慈善起来，不愿瓜分中国了。他们不是不愿，而是不能。瓜分中国的第一步是进军北京。现在他们连第一步都做不到，还侈谈什么第二步呢？促成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的真正力量，乃是6月14日在廊坊的拳民血战，乃是6月17日爱国官兵在大沽口炮台对联军的坚持战斗。“嗟乎！列强之于东亚，鹗顾鹰瞵，龙骧虎视，其视中国之地，则波兰耳，印度耳；其视中国之民，则奴隶耳，牛马耳。岂不谓瓜分之，豆剖之，惟我所欲；拉捭之，蹈藉之，任我所为。然而揆以理则未顺，度以势则不能也”。这里根本之点是“势则不能”；因为他们在军事上受到重创。否则，理虽“未顺”，波兰照样受到瓜分，而印度也照样曾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