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性转折

1.伟大历史转折的先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重获生机。但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真正走上正轨，还在两年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

邓小平最早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反对，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编写党史研究大纲，形成《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内部讨论稿；1978年5月10日，讨论稿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发。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登发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题鲜明，开篇即提出：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说，这本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但“四人帮”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和破坏却使得这个最浅显的问题混乱不堪。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2]

一石激起千层浪，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一经发表，迅速激发全国范围的讨论。从思想理论界到党、政、军、社会各界，从中央到地方，人们纷纷撰文发声。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不同场合表态，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传统，也为毛泽东一直提倡。他们的立场又助推了讨论的进行，一时间报刊载文多达600余篇。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融化了人们思想的坚冰，挣脱了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牢牢束缚人们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主义、个人主义。它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挣脱思想禁锢的人们以实事求是为依据，强烈要求完全抛弃“左”的路线和错误。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3](www.xing528.com)

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邓小平的讲话为即将到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条件。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会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还恢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并最终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党和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它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改革开放事业的征程由此开启。但是人们不应忘记，思想解放是一切制度变革的先决条件。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会有波涛汹涌的改革大潮，也就不会有此后的一系列制度变革。

2.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4]农村何以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改革开放开始之时，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的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长期以来不正确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严重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78年，还有1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让农民吃饱饭是当务之急，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5]

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率先撕开了改革的口子。小岗村是安徽省有名的贫穷村、“讨饭队”，改革前几乎人人要过饭，户户外流过。1978年安徽大旱，10月正值秋种的节骨眼，小岗村18位村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开始了包干到户的生产实践。这一“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生产分配方式，大大提高了小岗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小岗村向国家交售粮食超过任务的7倍多，油料作物超过80倍之多。

小岗村的试验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之后的农村情况调查令万里非常震惊，他没料到，解放近30年后的中国农村还那样贫穷。1977年11月，在广泛调研、听取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安徽省正式通过《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范围内第一份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安徽特大旱灾发生后，万里支持“借地度荒”的办法，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耕种，并鼓励农民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这一措施立竿见影，它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灾热情，使全省最终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为在农村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小岗村的冒死尝试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虽然实践已经证明小岗村的试验是成功的，但这样的尝试还是遭到了多种多样的质疑和反对。1980年4月，在和胡耀邦、万里等人的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大包干说：“在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6]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的表态推动了事态的进行。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最终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谈纪要。这个文件是党在农村政策上的重大进展，它首次肯定了包产到户，打破了此前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自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猛发展，到1982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占总数的86.7%。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5个一号文件，肯定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属于集体经济。改革开放的大船就此扬帆起航。

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也逐渐开始。城市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改革方向如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部分企业下放、政企分开等等。对外开放也迈出较大步伐。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特区设立的目的是吸引和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经济特区很快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