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与新莽政权的关系-匈奴发展史研究成果

呼韩邪单于死后，相继在位的复株累单于、搜谐单于、车牙单于、乌珠留单于都遵从呼韩邪单于的遗嘱，与汉王朝保持和平往来，或遣子入侍，或遣名王奉献，甚至亲自入朝觐见汉帝。成帝河平四年（前25），复株累单于朝汉，汉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其他皆如竟宁年间时。元延元年（前12），搜谐单于欲朝汉，未入塞，病死。哀帝元寿二年（前1），乌珠留单于入朝，并将随从人员由原先的二百人增至五百人。汉所赐财物丰厚，一如河平年时，另又加赐单于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汉自元帝以来，也一直秉承汉匈间的约定，厚遇匈奴使臣，善待匈奴来者。而这样的友好关系至王莽时被破坏了。

王莽在汉成帝时作为皇太后王政君的外戚之一正式踏入仕途。从此，他通过诛亲、献国、素食等手段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并诬陷忠良以排除异己，一步步由“秉政”“居摄”到篡夺皇位成为天子。在篡位的同时，王莽对匈奴及其他周边少数民族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而事实证明，王莽实行的这些民族政策是极其错误的，直接导致边塞战事重起、汉匈和睦关系破裂。

汉平帝元始二年（2），王莽欲取悦于太后，乃讽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针对西域车师后王姑句、婼羌国去胡来王唐兜降匈奴之事，王莽向匈奴颁布四条规定：“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54]王莽还一并收回宣帝所为约束的封函。新颁四条规定背弃了宣元时期与匈奴的故约，直接介入匈奴的内部事务。同年，王莽又“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55]，“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56]这有悖于匈奴人的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

公元8年，王莽正式代汉建立新政权。第二年，王莽即策命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57]于是遣“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58]。其中，北出者至匈奴单于庭，更换汉所赐单于印绶，将“匈奴单于玺”更换为“新匈奴单于章”，实际上使匈奴从汉朝的藩属变为新室的藩属。单于见印玺有所变更，乃遣右骨都侯欲向王莽使者索回汉印，辩解道：“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即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59]但故印早已被使者毁坏。王莽将原来与汉天子玺相同制式的玺印变为与汉诸侯王印同一级别的章印，明显是对匈奴单于地位的贬低，也违背了宣元时期匈奴单于“位在诸侯王上”的原则。因此，单于大怒，“遂寇边郡，杀略吏民”[60]。

始建国二年（10），匈奴单于不顾王莽所颁四条，接受车师后王须置离之兄狐兰支所将二千余人和陈良、终带所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的投降；又令南将军右伊秩訾王将兵寇击西域诸国。对于匈奴单于表现出的不满和反抗，王莽不仅没有反思、调整政策，反而采取了报复性的措施。他将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单于，并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韩邪单于稽侯狦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灭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狦子孙十五人为单于。”[61]王莽于是遣各路将军出五原、云中、代郡、西河、渔阳、张掖等地，“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62]，欲逐匈奴于丁零。王莽同时还派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到塞下，招诱单于弟咸及咸子登、助三人，胁拜咸为孝单于，送登至长安拜为顺单于[63]。王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打击单于囊知牙斯的背叛，却也破坏了匈奴内部的统一和稳定。单于因此极为愤怒，扬言：“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64]单于遂出兵入侵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后，单于遍告左右都尉和诸边王，入塞寇略，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亦数百；杀朔方太守、都尉等，抄掠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衰耗。咸在勉强做了几天的孝单于之后也出塞逃归单于庭。王莽分立十五单于的阴谋破灭。王莽对单于知的打击未遂，反受其害，因而恼羞成怒，对单于的报复变本加厉；甚至在天凤二年（15）遣使匈奴时，“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65]。(www.xing528.com)

新莽政权实行的这些错误民族政策使汉匈关系重新紧张起来，使边境战事重开。王莽不仅对此置若罔闻，反而一错再错，企图用武力制服匈奴。当时，诸将在边，以大夫未集，未敢出击。将军严尤上书王莽力谏不可轻易征伐匈奴。王莽不听，“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66]。此时，匈奴屡屡寇边，杀掠吏民，驱略畜产甚众，北境深受其害。自“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67]。

始建国五年（13），乌珠留单于囊知牙斯死，其弟咸继立为乌累单于，即求和亲。天凤元年（14），王莽遣和亲侯王歙及其弟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并购求叛臣陈良、终带等。第二年，汉匈既已和亲，王莽复遣王歙及五威将王咸、伏黯等至匈奴，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封骨都侯须卜当为后安公，当之子奢为后安侯，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让单于进献马匹和牛三万头、羊十万只并还回所掳的汉民生口。单于受此大辱，虽因贪图王莽之金币财富而“曲听之”，但仍寇盗如故。天凤三年（16），“长平馆西岸崩，邕泾水不流，毁而北行”[68]。群臣以为“以土填水”是匈奴灭亡之兆。王莽听此昏言，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结果与第一次出征一样，仍是“至边止屯”。两次出兵匈奴未成，王莽于天凤六年（19）不顾国内盗贼横行、流民遍布、起义迭起的严峻形势，再次大肆招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编为锐卒，命名为“猪突豨勇”，并广募有奇技者，“待以不次之位”，以征发匈奴。直至新莽政权行将灭亡的地皇二年（21），王莽还在下令“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69]。而他试图征服匈奴、建不朽功业的妄想始终未能实现。

天凤五年（18），单于舆当政，贪利赏赐，乃遣大且渠奢与伊墨居次云（王昭君之女）女弟当于居次子醯椟王共入长安奉献。而后，王莽遣和亲侯王歙诱云及其婿须卜当至塞下，以兵胁迫至长安，欲立当为单于。大司马严尤劝阻王莽说：“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置长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70]须卜当是当时匈奴的用事大臣，也是匈奴贵族中的亲汉势力，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匈奴自然要比被安置在长安对新莽政权有利得多。但王莽未听从严尤的劝说，一意孤行，强立当为须卜单于，且欲遣严尤与廉丹出击匈奴，诛灭单于舆而辅立当。须卜当死后，王莽又欲出兵辅立当之子奢为单于。此举使匈奴单于十分愤怒。匈奴单于发兵并入北边诸郡，“北边由是败坏”[71]。

王莽对匈奴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对匈奴内部事务的妄加干涉，不仅没有达到制服匈奴的目的，反而将汉匈关系一步步推向恶化最终破裂的境地，导致北方边境狼烟四起、兵戈再现，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直到东汉初期，汉匈关系仍没有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