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礼仪及青铜器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孔子在《礼记·礼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夫子言下之意，人对饮食男女﹑死亡贫苦的好恶反应，皆是人之本性，无可无不可，好此恶彼，皆是心的大端变化。但人心的不可测度，守则或逾矩，无法知悉，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论语·里仁》），还得依靠礼法去教化。所谓大欲大恶的大，皆是人的欲望渴切，饮食，就是物欲，男女，就是性欲。

饮食可分两种层次，第一层次是充饥渴，第二层次是提升为美味佳肴，也就是朱熹说的“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宋人认为，必须要以天理胜人欲。但说来容易做时难，往往懂得道理，要用道理去克制人性的欲望却很难，正是“以理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易；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若甚难。以事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却甚易”。由此可见，要克制第二层次的美味欲望，不是一天可以做到之事，“以理言，人欲自胜不过天理。以事言，则须事事去人欲，存天理，非一蹴即几，一下即成”。

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饮食美味与天理人欲是一种辩证式的正反矛盾，一方面我们要求天理胜人欲，另一方面又觉得美味是人类文明史的一种成就。许多明清食谱，如李渔《闲情偶寄》﹑袁枚《随园食单》，也就是今日我们的饮食文化，多是欣赏讨论如何选取食品材料﹑如何炮制﹑如何臻达美味，这些论述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里，显然不被重视，好像申引出美味享受是闲事小道而仍非正事大道。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儒家以礼来约束饮食男女人性大欲是可以理解的。孔子述而不作，追寻已被诸侯遗弃败毁的周礼，最大关切仍在恢复祭祀礼仪，以便把最初事鬼神的祭祀礼仪转化为人伦的礼仪规范。祭典一切在乎礼，祭祀的献食享用，无论是鬼神或人，都与饮食密切相关。《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那就是说，最早的礼仪，始于饮食，将黍豚（黄米﹑猪肉）用火燔烤，再凿地为尊（污，音wā），以手掬水而敬饮（抔）。用草把竹木缚成鼓槌（蒉桴）来击土鼓作乐，这样就可以祭祀鬼神了。古代肉食稀贵，用来祭祀，代表最高贵的崇敬。(www.xing528.com)

但是祭祀中除了饮食以外，还有饮食的容器，在宗庙举行的祭祀大典，就不像在郊祀那般就地取材，掘地为爵，竹木为槌，掬水为酒而敬饮，击鼓以作乐了。青铜时代的饮食器，它们的功能除了用于祭享，同时亦发展为贵族餐饮用器。也就是说，用来作饮食用的青铜祭器同时也应用为天子与贵族士大夫的飨宴器具。孔子尝云：“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所谓“器以藏礼”，就是指这些飨宴器具一旦用于关涉贵族人际关系的饮宴，就有尊卑上下之分，反映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礼仪。以铜鼎为例，周朝天子最大，拥有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阶级森严。相传“周有九鼎”，是早在大禹治水时用九州岛进贡的铁铸成的，它们世代相传入夏﹑商﹑周三朝，至为威重，俨然王朝正统至尊的象征。

铜器除数量最多的祭天祀祖礼器外，主要为日常生活及飨宴宾客的炊食饮器。其实生活用器与礼器经常重叠，由于对祖先神的崇拜祭祀，商朝相信人死后进入的领域与生人无异，因此亦能享用生前一切用品，故而用铜器陪葬之风极盛，甚至用生人马匹陪葬。而祭祀之神祇（包括祖先）享用之物亦与人无异，因而一部分生活用器，尤其饮食酒水用器，亦演变发展为非实用性的祭祀用器，按照一定的形式组合，而成礼器。例如食器组合，就有鼎﹑簋﹑鬲，酒器组合有爵﹑觚﹑觯﹑斝，出土时均如此。安阳殷墟妇好墓起出陪葬铜器四百六十件，其中仅礼器就有二百一十件之多。

青铜器在古文物中脱颖而出﹑冠绝群雄，给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典型丰富优秀的遗产楷模。青铜器物反映出夏﹑商﹑周贵族的社会活动，更在种类与实用功能上，提供不同层面的活动细节，主要有日常生活及飨宴宾客的炊食饮器或乐器，祭天祀祖的礼器，及军事兵器用具如剑﹑戈﹑矛﹑戟﹑斧或马车用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