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括户、治赋与分封及其影响

蒙哥即位的第二年（1252年），即遣使籍汉地民户。从窝阔台七年（1235年）胡土虎籍民以来，“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500]。1238年，华北大蝗旱，“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赋仍旧，天下病之。公（耶律楚材）奏除逃户三十五万，民赖以安”[501]。邢州是被封为答剌罕的巴歹、乞失里黑的封邑，受封之初，民万余户，其后日减月削，到蒙哥即位时，才五七百户。这表明：当时逃亡的情况确十分严重。但另一方面，诸王投下却又大量招收户口，以为私属。这就从根本上危及政府的财赋收入。这次检括重申了“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的规定，对乙未（1235年）分封之诸投下户数，又“从新再行抄数”。无论什么人所有之人户，均以现居登记入籍，与本处民户一体依例当差，违者本人处死，财产没官。所有军前俘到人户寄居在外者，即就本处入籍纳税，“主人不得识认起移”[502]。经过这次检查，结果，“视乙未之数增二十余万户”。以后，政府又一再在某些地区进行了户口检括。在这个基础上，蒙哥曾先后多次分封。《元史·食货志·岁赐》所列之“壬子年元（原）查”或“壬子年查认过”之说，屠寄认为：“元查云者，不过将前此赐户之逃亡者重加检核而已。”[503]亦即检核其实有民户数而加以正式之认可。1256年，正式拟定了诸王岁赐钱谷。

当时，蒙古统治者于正额赋税之外，临时性的征派很多，且催缴急迫。于是真定的地方官“以公需数敛烦民，会其岁费征之，以纾急一时。其后天下例之”[504]。蒙哥即位后，它便作为一种正式的税收确定下来，每户岁纳银六两，名之曰“包垛银”或“包银”。由于百姓无法交足，1255年政府下诏征逋欠钱谷。史楫上言：“兵后生意未苏，民恐不堪。如银与物折，各减二数，庶民力少宽，且无逋负。”[505]它得到了蒙哥的同意，改为只征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百姓多加了一重负担，但临时性的征派依然如旧。

户口调查在西方诸省以及斡罗思等处，都曾依照诏令普遍执行。《元史·宪宗纪》载：三年（1253年），“遣必阇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根据蒙古军前所俘掳，即为私属的惯例，此类私属多有寄留外地的习惯，不单是术赤后王在华北有其属民，蒙哥等人在西征中也在西方留有自己的属民。西欧来蒙古的教士鲁不鲁乞在取道高加索西归时，经过铁门关，“来到一个阿兰人的市镇。这个地方属于蒙哥汗所有，因为他已经征服了那个地区。”[506]必阇赤别儿哥的任务，可能就是对此类人户的清查。(www.xing528.com)

在呼罗珊，阿儿浑也奉诏进行了户口调查和整理赋税的工作。“因压榨和勒索的实施超过了极限，特别是农民被临时赋课（‘avāriz）的征收搞得倾家荡产，乃至他们谷物的产量尚不到向他们征收的赋税（mu’ūnāt）的一半，所以他下命叫所有斡脱和财政、行政总管在他们和百姓打交道时应自我节制。每人应视其等第和物力，按照估定交纳派给他的数字，例外的是那些因成吉思汗和合罕的法令而被蠲免了赋课之扰者，即：穆斯林中的大赛夷（sa’id）和优秀的伊祃木（imam）；他们称为也里可温（erke’ün）的基督徒中，僧侣和学者；偶像教徒中，他们叫做脱因（toyin道人）的教士、著名的脱因们；还有在所有这些种类的人中，那些年老和无力谋生者。”[507]赋额大体规定“一个富人交十个的那（dinar），一个穷人交一个的那”。牲口税及百抽一，不及者免之。从前此的取民无限制到比较合理的定额征收，无疑是一个进步，因此颇得中亚人民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