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蕃字永元，庐江人也。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始为尚书郎，去官。孙休即位，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驸马都尉。时论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称焉，还为夏口监军。
王蕃字永元，庐江郡人。他博览群书，见闻广博，兼通天文历法。起初担任过尚书郎，后来辞去官职。孙休登位以后，与贺邵、薛莹、虞汜一同担任散骑中常侍，都加授驸马都尉的职衔。当时的舆论对他们有很好的评说。王蕃被派作使者到蜀国，蜀国人也称赞他，回来后，任夏口监军。
孙晧初，复入为常侍，与万彧同官。彧与晧有旧，俗士挟侵，谓蕃自轻。又中书丞陈声，晧之嬖臣，数谮毁蕃。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时或迕意，积以见责。
孙晧即位初年，王蕃又入朝担任常侍，与万彧官职相同。万彧和孙晧有老交情，一些见识肤浅的庸俗士人也挟制欺侮王蕃，认为他与万彧为伍是自轻自贱。又加上中书丞陈声，是孙晧的宠臣，多次用谗言诋毁王蕃。王蕃是个有高风亮节的人，不愿干察言观色、阿谀迎合旨意的事，时常违背了皇上的心意，事情积累多了就因此而遭到指责。
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晧大会群臣，蕃沈醉顿伏，晧疑而不悦，輋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晧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请，不能得。[1]
甘露二年，丁忠出使西晋归来，孙晧聚集群臣宴饮，王蕃大醉倒伏，孙晧猜疑王蕃是装醉而很不高兴，用车子将王蕃载到外面去。不一会儿，王蕃请求回来，醉意仍然未消。王蕃气质秉性有威严，行为举止如平常一样，孙晧大怒，喝令左右武士在殿阶下斩掉王蕃。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为王蕃求情，也没有能豁免。
丞相陆凯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处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昔事景皇，纳言左右，景皇钦嘉，叹为异伦。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郡内伤心，有识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时年三十九，晧徙蕃家属广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马起事，不为马用，见害。
丞相陆凯呈递奏疏，说：“常侍王蕃心存美德而通晓事理，懂得天文历法，在朝为官忠诚正直，这确实是国家的柱石，吴国的关龙逢啊。从前侍奉景帝，在皇帝左右进献良言，景帝钦敬嘉奖，赞叹他是个非凡杰出的人物。陛下却怨恨他的忠诚劝谏，厌恶他的直言对答，在殿堂前将他诛杀，尸骨弃露，郡内百姓无不伤心，无不哀悼。”陆凯痛惜王蕃的死到这个程度。王蕃死时三十九岁，孙晧流放王蕃的家属到广州。他的两个弟弟王著、王延都是人才，郭马反叛时，不肯被郭马利用而被杀害。
楼玄字承先，沛郡蕲人也。孙休时为监农御史。孙晧即位，与王蕃、郭逴、万彧俱为散骑中常侍，出为会稽太守，入为大司农。旧禁中主者自用亲近人作之，彧陈亲密近识，宜用好人，晧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应其选，遂用玄为宫下镇禁中候，主殿中事。玄从九卿持刀侍卫，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迕晧意，渐见责怒。后人诬白玄与贺邵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谤讪政事，遂被诏诘责，送付广州。
楼玄字承先，沛郡蕲县人。孙休在位时担任监农御史。孙晧登帝位后，与王蕃、郭逴、万彧一起都任散骑中常侍，调出京城担任会稽郡太守，又调入朝廷担任大司农。按惯例，皇宫中执掌事务的人从来是由亲近人担任的，万彧陈说皇帝身边的亲近心腹，应当选用忠顺的人，孙晧就命令有关官吏，寻求忠诚纯正的人，以供皇帝选择，于是选中楼玄为宫下镇禁中候，执掌殿中防卫。楼玄由九卿的高官改任持刀侍卫的武官，亲身做出榜样，带领众人，按照法度行事。但因应对深切而直率，多次违逆了孙晧的心意，逐渐被孙晧斥责怒骂。后来有人诬告楼玄与贺邵某次相遇，停住车马彼此低声耳语又转而大笑，诽谤国家政务，于是招致孙晧下令追查，流放到广州。
东观令华覈上疏曰：“臣窃以治国之体，其犹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总其条目，为作维纲，众事乃理。《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优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事无大小，皆当关闻，动经御坐，劳损圣虑。陛下既垂意博古，综极艺文，加勤心好道，随节致气，宜得闲静以展神思，呼翕清淳，与天同极。臣夙夜思惟，诸吏之中，任干之事，足委仗者，无胜于楼玄。玄清忠奉公，冠冕当世，众服其操，无与争先。夫清者则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终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责其后效，使为官择人，随才授任，则舜之恭己，近亦可得。”晧疾玄名声，复徙玄及子据，付交阯将张奕，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奕令杀之。据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随奕讨贼，持刀步涉，见奕辄拜，奕未忍杀。会奕暴卒，玄殡敛奕，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2]
东观令华覈呈递奏疏，说：“臣认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就犹如管理家庭一样。管理田间农作的人，都应该贤良忠实。还应当有一人总揽各项事务，统一布置，各项事务才能料理好。《论语》说：‘不必事事亲自所为而使天下大治的人，也就是虞舜吧！以恭敬严肃的态度约束自己、端坐在帝王宝座上就是了。’讲的是所任用的人很得当，因此自己优游安逸啊。如今四方尚未安定，天下多事，事情无论大小，都须过问，凡事都要经过皇帝的话，一定会劳苦损伤圣上的精力。陛下既然关注远古，遍览群书，加上心意勤勉而笃好天道，秉承自然时节而处理政事，应该处身闲静，养怡思维，呼吸清纯大气，身与天地共长久。臣日夜思考，众官吏中，能担负事务，足可信任依靠而又具有才干的，没有人能胜过楼玄了。楼玄清正廉洁，忠诚不贰，奉公守法，是当代的楷模，众人钦服他的品德，没有人与他争先。清廉的人就必定心境平和而意念耿直，忠诚的人就只遵循正路行事，像楼玄这种性格的人，是始终可以保证做到的。请求陛下赦免楼玄以前的过失，让他能重新好好干，提拔他主管朝廷事务，观察他今后的表现，使他替国家选择人才，按才干授予职位，那么像舜一样恭肃地端坐帝王宝座，陛下也会办到的。”孙晧妒忌楼玄的名声，再次将楼玄和他的儿子楼据流放充军，交付给交阯郡的将领张奕，让楼玄父子在战争中自行效力，又暗中下诏令，让张奕杀死他们。楼据到交阯后，生病死去。楼玄独身一人跟随张奕到处征战，持刀奔走，每当看到张奕就恭敬地行礼，张奕不忍心杀死他。遇上张奕突然死去，楼玄为张奕办理丧事，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诏令，楼玄回到军营后就自杀了。
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也。[3]孙休即位，从中郎为散骑中常侍，出为吴郡太守。孙晧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
贺邵字兴伯，会稽郡山阴县人。孙休登帝位后，由中郎升为散骑中常侍，调出朝廷担任吴郡太守。孙晧登上帝位后，贺邵调回京城任左典军，升为中书令，兼任太子太傅。
晧凶暴骄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谏曰：
孙晧凶残暴虐，骄横自负，朝廷政治日益败坏。贺邵呈递奏章劝谏说：
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贤表善，以康庶政。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陛下处九天之上，隐百重之室，言出风靡，令行景从，亲洽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将谓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闻。
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能隐居深宫之内而知晓万里以外的情况，垂衣拱手坐在床席之上，就能够光耀八方极远之地，是任用贤人的功绩。陛下凭着至高的德行和贤良的资质继承皇业，应该以身作则，履行正道，恭敬地奉守帝位，表彰贤人善行，以安定各项政务。自近些年来，朝臣安置纷乱错误，贤臣与劣吏倒换，大小官员形同虚设，文人武士不得其用，地方上没有得力的将帅，朝廷内没有忠勤的侍臣；谄媚阿谀之徒飞黄腾达，干预朝政玩弄权术，欺世盗名攫取利益，忠诚贤良的人遭到排挤迫害。因而正直的人被摧折棱角，平庸小臣却苟合献媚，揣摩顺承旨意，各自迎合当时流俗，人人操持违背正理的品评，个个口吐欺骗诡诈的议论，因而使原本正直的人变成了污浊的人，忠诚敦厚的臣下不敢讲话。陛下身处最高位置，住在重屋深宫之中，话一出口百姓就顺风而从，诏令一发布臣民就如影子般依附，亲近那些邀宠取媚的佞臣，每天听到的是阿顺心意的言辞，就会认为这帮人真是贤士，而天下已经太平了。臣心中不安，怎么敢不直言劝谏让皇上听闻呢。
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让以进贤，虚己以求过，譬天位于乘奔，以虎尾为警戒。至于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眩耀毁誉之实，沈沦近习之言。昔高宗思佐，梦寐得贤，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遗。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辅弼，以醉酒之间加之大戮。近鸿胪葛奚，先帝旧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后，礼所不讳，陛下猥发雷霆，谓之轻慢，饮之醇酒，中毒陨命。自是之后，海内悼心，朝臣失图，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诚非所以保光洪绪，熙隆道化也。
臣听说，想使国家兴盛的君主乐于听取别人指出他的过失，荒乱昏淫的君主喜欢听到讨好赞誉他的言辞；乐于闻过的君主过失会一天天地消除而幸福来临，爱听赞誉的君主赞誉会日益减少而祸难临头。因此古代的帝王，用恭敬礼让来招引贤士，用谦虚的态度来征求批评，将身处皇帝之位当做乘坐奔马一般的谨慎，像踩上老虎尾巴一般的警觉。待到陛下您却通过加强刑罚来禁止忠直的意见，用贬废贤士来对付谏争的臣下，看不清荣辱毁誉的实质，沉迷于宠媚小臣的花言巧语。过去殷高宗思念辅佐贤才，梦寐以求得到贤士，而陛下却好像忘记了求贤的事，疏忽得像遗失的东西一样。前常侍王蕃忠勤守职，奉公为国，才能可以担当宰相，因为喝酒醉倒就加以杀戮。近有鸿胪葛奚，是先帝时的老臣，偶尔讲几句违逆的话，不过是沉醉之后的言辞，酒喝过三杯，本来就是可以不拘于礼数的，陛下却滥发雷霆之怒，认为葛奚不恭顺，让他喝下烈酒，致使中毒身亡。从此之后，国内人人伤心，朝中大臣失去宏图大志，已经做官的人认为退隐是值得庆幸的事，京城为官的人认为到外地任职是福分，这样下去，确实不是用来保持光大皇帝宏业，兴隆仁德教化的做法啊。
又何定本趋走小人，仆隶之下，身无锱铢之行，能无鹰犬之用，而陛下爱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宠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国议，手弄天机，上亏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进奸利，定间妄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结罝山陵，芟夷林莽，殚其九野之兽，聚于重围之内，上无益时之分，下有损耗之费。而兵士罢于运送，人力竭于驱逐，老弱饥冻，大小怨叹。臣窃观天变，自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参之典籍，皆阴气陵阳，小人弄势之所致也。臣尝览书传，验诸行事，灾祥之应，所为寒栗。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异，宋景崇德以退荧惑之变，愿陛下上惧皇天谴告之诮，下追二君攘灾之道，远览前代任贤之功，近寤今日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夺奸势，如是之辈，一勿复用，广延淹滞，容受直辞，祗承乾指，敬奉先业，则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
再说何定本来不过是个跑腿的小人，地位在一般奴仆之下，自身没有丝毫德行，能力还比不上鹰犬的作用，陛下却喜爱他善于巧言谄媚，给予他威权，使得何定依仗着宠幸而肆意胡为，嘴控制着国家舆论，手掌握着国家机密，于上损害皇帝的日月之明，在下堵塞正人君子的言路。小人一旦求得宠信，必定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何定近来妄自兴起事功劳役，征调长江沿线守卫的士兵去追猎麋鹿，在山中布设兽网，砍伐森林草木，驱赶各地的山野兽类，聚歼于重重围猎之中。这种行为对上没有补益时政的成分，对下却有损耗人力物力的浪费。况且兵士因运送而疲劳，人力因驱逐而竭尽，老的弱的饥饿挨冻，上上下下的人愤恨哀叹不止。臣私下观察天象的变异，近些年来，星象运行阴阳错乱，四季的节气反常，有日食、地震，五月竟然降霜，参酌书籍记载，这都是因为阴气压倒了阳气，有小人玩弄权势而造成的。我曾翻看典籍记载，验证现行的政务，预示着将发生灾异，真是为这些灾祸害怕得发抖。昔日殷高宗修养自身的德行，消除了飞雉落在鼎上预兆的灾异，宋景公崇尚德义，免去了荧惑星预示的祸患，希望陛下在上敬畏皇天的告诫责备，在下则追随殷高宗、宋景公排除灾祸的做法，远观前代帝王任用贤良的功效，近悟今日错授官职的过失，清理朝廷官位，表彰奖励有德才的人，斥退邪恶小人，抑制压倒奸邪势力，诸如此类的人，统统不再任用，广招被压抑的人才，宽容采纳直言忠告，恭谨地秉承皇天的旨意，崇敬地奉守祖先大业，这样，就会使仁德遍布，天上人间的怨恨就止息了。
《传》曰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陛下昔韬神光，潜德东夏，以圣哲茂姿，龙飞应天，四海延颈，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于旦夕也。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抒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梪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戚。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愿陛下宽赋除烦，振恤穷乏，省诸不急，荡禁约法，则海内乐业，大化普洽。夫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左传》说：“国家兴旺的，那一定是君主将百姓像婴孩般爱护；国家败亡的，就是君主对待人民像草芥一般。”陛下往昔蕴蓄着神圣光辉，在国家东部深修德义，凭着超凡的聪慧和美好的资质，如龙腾飞，顺应天意而登上帝位。于是海内民众伸颈期待，八方百姓拭目盼望，认为昔日周成王、周康王时的太平景象一定会在眼前兴盛。然而，自从您登上帝位以来，法律禁令变得苛刻，赋税征收日益繁多；宫廷里的小人弄臣，分布到各州各郡，无端兴起事役，竞相谋取私利；百姓遭受搜刮一空的困厄，人民疲竭于无休止的勒索，家家老幼饥寒交迫，户户百姓面有菜色。而各个地方的负责官员，迫于害怕承担罪责。就使用苛刻的法律酷刑，苦逼人民按要求办理。因此百姓不堪承受，家庭离散，哀怨声声，损伤了国家的和顺景象。再说在长江沿线防卫的士兵，从长远的目标考虑，需要他们开拓国土扩大边境，从目前的任务来说，需要防守国界应付战祸，应该特别优待养蓄，以便到了有战事时使用。现在却向他们征收赋税，如烟云一般密集，弄得他们连粗陋的衣服都穿不上，吃饭有了上顿没下顿。他们出征要担当刀箭的死难，归来后又面临无所依托的悲伤。因此父子互相离弃，背叛的人成群结队。希望陛下放宽赋税，除掉繁杂的征收，赈济抚恤穷苦无靠的人，减去一些不急需的项目，尽除苛烦的法令禁约，那么天下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仁德教化就会融和普遍。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食物是人民的生命。现在国内没有够用一年的储存，家中没有够用一月的蓄积，而皇帝的后宫里坐享食用的有一万多人。宫内有女子无夫的旷怨，在外造成国家费用的巨大开支，使得仓库空着无用，臣民饥食糟糠。
又北敌注目，伺国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敌之不来，忽四海之困穷，而轻虏之不为难，诚非长策庙胜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体，创基南夏，割据江山，拓土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余庆遗祚，至于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爱民养士，保全先轨，何可忽显祖之功勤，轻难得之大业，忘天下之不振，替兴衰之巨变哉？臣闻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号，据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倾覆。近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可谓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任授失贤，一朝丧没，君臣系颈，共为羁仆。此当世之明鉴，目前之炯戒也。愿陛下远考前事，近鉴世变，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而圣祖之祚隆矣。
再则北边的敌国集中注意力，日夜注视我国的盛衰变化，陛下不依仗自己的威德治理好国家，而是依赖敌人不来入侵，忽略四境之内老百姓的困顿贫苦，掉以轻心地认为敌国不会发难，这确实不是长远的良策，稳操胜券的措施。往昔大皇帝亲身劳苦，创立基业于江南，割据江山，开拓了万里疆界，虽说承蒙上天的帮助，也着实是靠了人为的努力啊。留下的洪福伟业，传到陛下身上，陛下应当努力崇尚德才，来光大祖先功业，爱护人民、蓄养士卒，保全先祖的治国法则，怎么能够忽视显扬先祖的赫赫功劳，轻视艰难开创得来的皇业，忘却天下的衰败，废弃国运兴衰巨变的思虑呢？我听说祸福没有常规，吉凶取决于人，长江天险也不可长久依仗，假如我们不加防卫，一叶小舟即可渡过。从前秦始皇建立皇帝的尊号，据守殽山、函谷关的天然险阻，却不施行仁德，法律政令苛刻残酷，祸害人民，忠臣闭口不敢进言，因此一人呼号万人响应，致使国家灭亡。眼前的蜀国刘禅，占据有三关天险，把守重重山岭，称得上是金属铸造的城池，岩石修建的房屋，遗传万代的事业。却因为任用臣僚时没有用贤人，瞬息间国家丧灭，君臣投降，都成了拘系在异国他乡的奴仆。这是当代明明白白的事例，眼前清清楚楚的教训啊。希望陛下远察前代的事迹、近鉴当世的事变，丰厚国家基础，加强根本措施，割弃私情，遵循正道，那么周成王、周康王一般天下大治的景象就会出现，而先圣开创的帝业也会兴隆了。
书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贞正，亲近所惮。乃共谮邵与楼玄谤毁国事，俱被诘责。玄见送南州，邵原复职。后邵中恶风，口不能言，去职数月，晧疑其托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无一语，竟见杀害，家属徙临海。并下诏诛玄子孙，是岁天册元年也，邵年四十九。[4]
谏书奏知皇上，孙晧深深痛恨贺邵。贺邵奉公正直，宠臣佞臣都害怕他。于是合伙诬告贺邵与楼玄诽谤国家政务，二人都遭审问。楼玄被发送广州，贺邵被原谅赦罪复职。后来贺邵严重中风，口不能说话，离职数月，孙晧疑心他是假托生病，就拘捕交付管理酒务的官署，拷打上千次，贺邵始终没有讲出一句话来，最终被杀害，家属被流放到临海郡。同时发出诏令，诛杀楼玄的子孙，这年是天册元年，贺邵四十九岁。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也。[5]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县人。少年时代就好学，善于写文章，从丞相掾改任西安县令，回京都担任尚书郎，再迁升为太子中庶子。
时蔡颖亦在东宫，性好博弈，太子和以为无益，命曜论之。其辞曰：
当时蔡颖也在东宫任职，生性爱好博局和围棋，太子孙和认为没有益处，就叫韦曜写文章。文章说：
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故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宁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待旦之劳，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囹圄，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
我听说有志向的人羞愧年富力强之时而不能建立功业，悔恨人之将死而名声不显扬，所以说追求知识犹恐赶不上，生怕失落。因此古代有志向的人，悲叹年华虚度并害怕名声没有树立，所以殚精竭虑、砥砺节操，早起晚睡，无暇安歇。长年累月地坚持，逐日努力地积累，像宁越一般的勤勉，像董生一般的笃实，渐渐浸渍在仁义道德的意蕴中，栖身于学问技艺的领域内。就连西伯、姬公那样的圣王贤才，尚且还忙得日头过了正午还来不及吃午饭，思考政事而直至天明，因此能使周朝兴盛，使自己名垂万代，何况一般的群臣百姓，可以停止追求吗？纵观自古及今建立了功德名望的贤士，都有着日积月累、非同一般的经历，劳苦身体，竭尽心思，平时不放松追求的事业，不得志、遭受挫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因此卜式在牧羊耕种时立下富贵之志，黄霸在狱中拜师获得学问，最终都获得了荣耀显贵的幸福，成就了不朽的名声。所以仲山甫日夜勤劳，吴汉终日在公署守职，哪有闲逸懒散的呢？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陈，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
现在世上的人大多不致力于经学儒术，喜欢玩博局、围棋，荒废抛弃事业，忘记寝食，从白天玩到天黑，点上灯烛又继续。每当身处棋局中，胜负未分之时，则专注精神，弄得心劳体倦，事务废置不理会，宾客和使者也不接待，虽然有丰盛的饮宴，动听的《韶》、《夏》乐典，也无暇顾念。甚至于赌光了身上的衣服，移情棋局而改变了应有的品行，廉洁知耻的意识废弛，愤怒蛮横的丑态显露。然而，这些人的志向不超出棋盘之外，所进行的不过是方格之间的争夺，胜过对手没有进封爵位的赏赐，获得了棋局上的地盘没有兼并土地的实际意义。技能不属于儒学经典，功用不能治理国家；想建树功名的人不可能以这种特长作为进身之术，想被征用提拔的人也不可能以这一途径作为通途。研究战阵的布置，却并不是孙武、吴起那一类真正的军事家；考核儒学技艺，也不属孔子的后学门生。致力于机变诡诈，则不是忠诚的事业；以劫夺凶杀为名声，也不是仁爱者的愿望；却白白地浪费时间、荒废正业，最终毫无补益。这同树一根木杆又击倒它，放一块石头去投掷它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君子居家就劳累身心来提高修养，在朝廷就竭诚效力奉献忠心，遇事还将要无暇进食，又哪能有闲沉溺于博局、围棋呢？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忠孝的品行树立，贞洁正直的名声显扬啊。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骛，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
当今大吴国承受天命，天下没有太平，圣朝自强不息，致力于求得人才。骁勇善谋的人担当熊虎般的猛将重任，儒雅的读书人就担任龙凤般的高级文官，各种人才兼容包揽，文臣武将一齐奋进，广泛地选择良才，表彰与选拔俊秀，设立按规程考试的科目，悬赏金印紫绶的爵位，真是千载一逢的时刻，百代一遇的良机啊。当代的贤士，应该努力追求最高德义，热爱事业珍惜气力，用以辅助圣明的时代，使姓名载入史册，功勋记入盟府，这才是君子的头等正事，当今最急迫的事情。
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一块木制的棋盘哪里能比得上方国的封赏？三百个没有生命的棋子哪里能够比得上统率万人的将领？身着饰有龙形的贵族礼服，享受钟磬演奏的音乐，是足以取代博局和围棋的乐趣的。如果当代的人能够将博局和下围棋的精力转移到攻读诗书上，这就会有颜回、闵子骞的志向；将精力用于智谋方面，这就会具有张良、陈平的谋略；将精力用于积聚贸易，这将会获得猗顿一样的豪富；将精力使用于射箭驾车，这将会具有将帅的才能。这样就可以树立功名而远离鄙贱了。
和废后，为黄门侍郎。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覈、薛莹等皆与参同。孙休践阼，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又欲延曜侍讲，而左将军张布近习宠幸，事行多玷，惮曜侍讲儒士，又性精确，惧以古今警戒休意，固争不可。休深恨布，语在休传。然曜竟止不入。(www.xing528.com)
孙和被废掉太子之位后，韦曜担任了黄门侍郎。孙亮登帝位后，诸葛恪辅持国政，上表举荐韦曜为太史令，撰写《吴书》，华覈、薛莹等人都参与这项工作。孙休登位后，韦曜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孙休叫韦曜效法西汉刘向的做法，校定各种典籍，又准备请韦曜给自己讲论群书。左将军张布是皇帝的亲近宠信之臣，品质、行为有许多问题，畏惧韦曜这类担任侍讲的儒生，加之韦曜个性精明刚强，也担心韦曜用古今历史来警戒孙休，就坚持争谏不许可。孙休十分怨恨张布，具体记载在《孙休传》中，然而韦曜也终究没能入宫侍讲。
孙晧即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时所在承指数言瑞应。晧以问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又晧欲为父和作纪，曜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如是者非一，渐见责怒。曜益忧惧，自陈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书，以从业别有所付，晧终不听。时有疾病，医药监护，持之愈急。
孙晧登帝位后，封韦曜为高陵亭侯，担任中书仆射，以后机构简省，担任侍中，曾经兼任左国史。当时四处奉承迎合皇帝旨意多次报告天降祥瑞。孙晧询问韦曜，韦曜却回答说：“这都是平民百姓很平常的言论。”另外孙晧想要为他的父亲孙和作《纪》，韦曜坚持认为孙和没有登皇帝位，应该称为《传》。像这样意见不一致的事不只一回，渐渐地韦曜受到孙晧的责备斥。韦曜也一天比一天忧虑恐惧，自己申述已经衰老了，请求免除侍中、左国史两项官职，乞求说想要完成自己所要撰写的书，因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另有所托，孙晧始终不允许。这期间韦曜经常生病，孙晧派人医治监护，挟制他越来越严密。
晧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愆过，或误犯晧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曜以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使不济济，非佳事也，故但示难问经义言论而已。晧以为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遂积前后嫌忿，收曜付狱，是岁凤皇二年也。
孙晧每次宴饮，没有不是一整天的，赴宴的人不论能不能喝酒都以七升为标准，即使有的人不能全部喝到口中，也都要灌着喝干。韦曜向来饮酒不超过二升，当初受到特殊礼遇时，常常替他减少，有时就秘密地赐给茶水代酒。待到宠信衰减，就越发受到逼迫，总把它当做罪过。孙晧又常在酒后指使亲近侍臣为难、折辱大臣，以嘲弄欺侮，揭发隐私、短处作为乐趣。有时或有失误，或无意中冒犯了孙晧的忌讳，就遭到逮捕捆绑，甚至杀戮。韦曜认为肉体上相互损伤，内心又滋长怨恨，致使臣僚不能和洽，不是好事情，因此只是讲些难于解答的经籍典故而已。孙晧认为韦曜不顺从诏令，心里对皇帝不忠诚，于是集中前前后后的嫌隙怨恨，将韦曜拘捕交付监狱，这年是凤皇二年。
曜因狱吏上辞曰：“囚荷恩见哀，无与为比，曾无芒
有以上报，孤辱恩宠，自陷极罪。念当灰灭，长弃黄泉，愚情
，窃有所怀，贪令上闻。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犧，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写始毕，会以无状，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闻，谨以先死列状，乞上言秘府，于外料取，呈内以闻。追惧浅蔽，不合天听，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韦曜托付狱吏呈上奏文，说：“罪囚领受皇恩得到怜爱，无与伦比，过去没有丝毫功绩可以上报，辜负辱没了您的恩爱宠信，自己陷入了死罪。想着本该像死灰一样消灭，被永远抛至黄泉之地，但愚昧的情愫仍是殷勤黾勉，心里有些想法，希望得到皇上的听取。罪囚往日看到社会上流传着古历注，它所记载的那些事很多都是虚假没有根据的，而且记载入书中的人事又多有错谬。我搜寻、查考史籍传记，考核异同，采集耳闻目睹的材料，用来撰写为《洞纪》，起于庖犧时代，止于秦、汉，共作三卷，还应当从黄武年间东吴立国以来，另作一卷，这事还没有完成。又看到刘熙所作的《释名》，确实有许多好的材料，然而种类众多，难得详尽考究，因此间或存在失误之处，而其中对于爵位的记载，又有不正确的地方。我认为对官爵的记载，是当今急需探求清楚的，不宜错误。我不顾自己最卑微的地位，又写出《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准备写表奏呈皇上。刚刚完成，遇上无礼获罪，囚禁等候处置，死亡之曰，遗憾此书不能使皇帝知道，谨在死前陈述，乞求皇上告诉私府的官员，前往收取，呈入宫内让皇上知悉。回想起来害怕我的浅薄愚昧不合圣听，害怕得如鸟一般轻轻呼吸，乞求布施哀怜省察。”
曜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书之垢故，又以诘曜。曜对曰：“囚撰此书，实欲表上，惧有误谬，数数省读，不觉点污。被问寒战，形气呐吃。谨追辞叩头五百下，两手自搏。”而华覈连上疏救曜曰：“曜运值千载，特蒙哀识，以其儒学，得与史官，貂蝉内侍，承合天问，圣朝仁笃，慎终追远，迎神之际，垂涕敕曜。曜愚惑不达，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系史官，使圣趣不叙，至行不彰，实曜愚蔽当死之罪。然臣
，见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伏见前后符瑞彰著，神指天应，继出累见，一统之期，庶不复久。事平之后，当观时设制，三王不相因礼，五帝不相沿乐，质文殊涂，损益异体，宜得曜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谨通进表，叩头百下。”晧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学也。
韦曜希望因为这些撰写的书籍而求得免罪，孙晧却又责怪他撰修的书卷脏污，因此又责问韦曜。韦曜回答说：“罪囚撰写这书，确实是准备上表呈奏给皇上的，因为担心有错误，多次省察阅读，不觉污损了。受到责问我浑身发抖，心慌舌结。谨补充说明并叩头五百下，两手抽打自己。”华覈接连上书营救韦曜说：“韦曜有幸身处千载难逢之机，特别受到皇上的怜爱赏识，凭着他的儒家学问，得以受任为史官，成了显贵的近臣，承听应答皇上的垂问。圣明的朝代仁爱忠信，庄重地对待父母丧祭大事，追怀先祖的伟绩丰功，迎神的时候，曾流着泪吩咐韦曜给孙和作《纪》。韦曜愚昧糊涂而不通达，不能播扬陛下大舜般的美德，却拘束于史官旧规，致使皇上的意趣不能叙于史册，最高的美德不能显露，这实在是韦曜愚昧该死的罪行。然而臣再次恭谨地进言，看到韦曜从小勤恳地学习，现在虽年老而不知疲倦，研究古籍，温习旧书能够有新的见解，及其思维所至，能辨析古今行事，其他官员中少有超过韦曜的。过去李陵身为汉将，军队战败没有回到汉朝而投降匈奴，司马迁不加憎恨，反而替李陵游说，但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良史的才能，想让他完成所撰写的《史记》，容忍而不加诛杀，《史记》终于得以完成，流传万代。今日韦曜在吴国，也相当于西汉的司马迁。观察到近来吉兆显明，神灵、天象，接连多次出现，统一的日期，将不会太久。统一之后，当要依时局而订立制度，三王不因袭礼仪，五帝不沿袭乐章，质朴和文采有不同的风格，减少与增加有不同的体现，应当依靠韦曜一类的人才依照古代法则，有所变革制定。汉代承接秦朝，就有叔孙通制定一代的礼仪，韦曜的才学与汉代叔孙通也属同一等次。再则《吴书》虽然已基本成形，但叙赞还没有写。往昔班固撰写《汉书》，文辞典雅，此后刘珍、刘毅等人撰写的《汉纪》，远远比不上班固的《汉书》，而所作的叙传尤其低劣。当今修撰的《吴书》将要流传千载，编排各种史料，然后由有才学的人评定善恶，非得有良史才能如韦曜这样的人，确实不能够使他缺漏了这部不朽的书。像臣这样的愚笨浅识的人，确实不是合适的人。韦曜的年龄已有七十岁，余下的日子没有多少了，乞求赦免一等的罪，判处为终身服役，使他完成修史的事业，永久示于后人，使它流传百世。谨此进呈奏表，叩头百次。”孙晧不准许，接着诛杀了韦曜，流放他的家属到零陵郡。韦曜的儿子韦隆，也有文才学问。
华覈字永先，吴郡武进人也。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
华覈字永先，吴郡武进县人。起初担任上虞尉、典农都尉，凭着他的文才博学，被召入京城任秘府郎，升为中书丞。
蜀为魏所并，覈诣宫门发表曰：“间闻贼众蚁聚向西境，西境艰险，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
蜀国被魏国吞并，华覈来到宫门呈递奏章说：“近来听说敌国兵众大规模地集结攻打蜀国，蜀国地势险阻，本以为不会有意外。直至陆抗呈报，才确切地得知成都失守，蜀国君臣散离，国家灭亡。从前卫国被北翟攻灭而齐桓公使卫国重建，现在蜀国距离我国路途遥远，不可能挽救光复，丧失了依附于我国的土地，丢失了贡献物产的属国，臣虽位卑人微，也心中不安。陛下圣贤仁德，恩泽普降远方，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心生哀悼之情。我心中不胜忧伤，谨叩拜并呈递奏章给您。”
孙晧即位，封徐陵亭侯。宝鼎二年，晧更营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工，农守并废，覈上疏谏曰：
孙晧登帝位后，封华覈为徐陵亭侯。宝鼎二年，孙晧要另外营建新的宫殿，规模扩大，用珠玉来装饰，花费巨大。这时正当盛夏兴起工役，农耕、防卫一同废弃，华覈递上奏章劝谏说：
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于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
臣听说汉文帝时代，天下安定，曾在秦朝统治下的人民悦于除掉了惨毒的奇政，归附于刘氏的宽仁政治之中，减免劳役，制定法规，与人民一道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分封王室子弟藩卫汉家天下，这个时候，人人认为汉朝安如泰山，建立了万代基业。而在贾谊看来，偏偏认为值得为汉朝痛哭流泪的有三个方面，值得为之深深叹息的隐患有六个方面，甚至说当时的汉朝政局无异于置火种于堆积的柴草之下，却睡在它上面，火还没有燃起来，于是以为平安无事。后来发生的变乱，都如贾谊所说的一样。臣虽是下等愚夫，不明察政局大势，姑且以昔日的历史事实，来推考当今的时势。
谊曰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余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唯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办。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当时贾谊预言再过数年，诸分封王正当盛年，而汉王朝委派给诸侯王的辅政大臣都会因老病退位，想在这时候治理好国家，即使尧舜也不能做到。现在强敌占据中原领土，拥有天下大半民众，世代传授攻战的各种战术，人民习惯于戎马生涯。如果打算与晋国争相吞并，那情形如楚、汉一样势不两立，不只是像汉代分封的淮南王、济北王那样。贾谊为之痛哭的隐患，比今日吴国的危机要轻缓得多，将汉朝的政局比喻为抱着火睡在柴草上，却比今天吴国人的心情更焦急。大皇帝观览前代历史教训，是那么深刻，明察今日局势是如此严峻，所以广泛开辟农田、蚕桑事业，积聚起不可估量的物资储备，体恤人民的沉重劳役，致力于保养战士，因此人人感恩戴德，个个愿意竭力效命。统一的局面还没有实现，大皇帝却早早地离开了广大臣民。从此以后强臣把持政务，上逆天时而行，下违众议胡为，抛弃安定图存的根本，求取一时的功利，屡次兴发军旅，耗尽库府钱财，军队疲劳，百姓贫困，没有时候得到安宁。如今幸存的百姓不过是些饱受创伤、历经哀苦后遗留的民众罢了。终于弄得军用物资缺乏，仓库空虚，布帛的供给，寒暑不能周全，再加上人民失去了谋生的产业，家家户户不能自给。而北边的敌国积储粮食，修养民众，一心想吞并我们，没有别的敌人要警戒。蜀国作为我们西边的藩篱，地势险固，加之承接先主统治策略，都说他们的防御足以持久，没料到一时间，忽然亡国。唇亡齿寒，是古人都惧怕的。交州各郡，是我国的南部疆土，交阯、九真二郡已经失去，日南郡也形势孤立危险，存亡难以保证。合浦郡以北，民心都已动摇，由于连连逃避劳役，许多人离散背叛，防备的军队减少，威慑的作用越来越弱，经常担心瞬息之间又有变乱发生。昔日海盗伺机劫掠沿海各县，掳掠了许多百姓，既熟悉地理，又在海上行动，比往年更加习以为常，没有一天不劫掠。如今前后都有仇敌，两头受难，真是国家多种困厄交集之时啊。实在应该停止建筑宫殿的劳役，优先制订防备的计划，鼓励开恳种殖的事业，以作为民饥国乏的疗救。现在唯恐失去农时，春季种植的作物正在趋向成熟，若遇上危难时刻，该做的防备一项都没有。如果放弃当务之急，尽力营建宫殿，突然发生风云不测的变乱，定当要丢开建筑的事，来应付紧急的战火。在那种时刻驱使怨苦的民众，奔赴刀剑拼搏的战场，这正是敌人想要利用的资助。如果只是坚守，天长日久那么军粮必然空缺，不等到交战，战士就早已萎顿了。
昔太戊之时，桑榖生庭，惧而修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于身而感异类，言发于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余锱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征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觌，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舆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已，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
昔日殷帝太戊时代，在宫廷的院内长出了桑树榖树，太戊警觉而修明君王之德，这种不好的征兆消失而殷朝兴盛起来。宋景公时火星占住心星的位置，宋国认为将有灾祸，景公屈身听从史官的劝告崇尚德义，火星退避，景公长寿。修明自身的道德就能感动异类，忠言出口就能通达神明。臣资质愚钝蒙蔽而充数作为近官，没有能够帮助宣扬皇上的仁泽来感动天地神灵，俯仰惭愧，无地自容。退身而低头思考，火星桑树榖树之类的异怪，是上天警示二位帝王的，至于其他细小的异常现象，大概就是百姓家中供奉的小神兴起的，放到天地中验证，没什么大变化。然而吉凶征兆前后多次发生，比如明珠显露于世，白雀相继出现，则说明亿万年的国运，确实是由神灵主宰的。帝王以国土为房屋，以天下为家业，他迁移的行为与普通百姓轻易地流转迁移是不相同的。加上现在的宫室，是先帝时营建的，经过占卜才奠定屋基，并不是不吉祥。同时，杨市的土地与宫殿相连，如果新的宫殿建成，皇帝大驾迁往居住，那么众多的门神、行业神，都应转移过去，恐怕想要长久保存，就未必胜过故旧的处所。多次迁不合适，留在原来的地方就会产生疑忌，这是愚臣日夜忧虑焦灼的原因啊。我省察《月令》，农历六月不可以大兴建筑，不可以大会诸侯，不可以兴师动众，举大事一定会遭受大灾祸。如今虽说并没有大会诸侯，但是集合诸侯的军队都来建宫殿与大会诸侯也就没有两样。农历六月间，土德正旺，本已不可侵犯，加上又是农事繁忙月份，农时不可错过。昔日鲁隐公于夏季在中丘筑城，《春秋》记载下来，传示后人引以为戒。今日建筑宫殿为的是万世大业，却冒犯天地的大禁，沿袭《春秋》上所批评的事情，废弃了恭敬地劝勉人民致力于耕作的头等大事，以我个人愚昧狭小的见解，私下实在心怀不安。
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蔓。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于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又担心所征召的流民，有些人会不来，讨伐他们则误了建造并引起事端，不讨伐那么这种抗拒行为会越发滋长蔓延。如果全都来到，大众聚集到一起，少有不发生传染病的。况且，人心安定时能想到要亲切友善，受劳苦则会怨恨反叛。我国精兵，是北边的敌国难以对付的，他们预备用十个士兵来抵挡我们一个士兵。天下还没有安定，兵力是值得深深地挂怀和珍惜的。如果宫殿建成后，士卒却因劳累死亡或叛逃而损失五千人，那么北边的敌军就等于增长了五万；如果我们损失一万人，敌军等于增长了十万人。生病的人有因死亡而损失，叛逃的人传播不利于我国的言论，这是强敌最感到高兴的啊。当今以力量与中原争夺，以定强弱，正值关键时刻，敌人得到加强，我们蒙受损失，加上疲劳困乏，这是勇武的将军、智慧的谋士所深深忧虑的。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沉没，其余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
，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臣听说前代圣王治理国家如果没有三年以上的粮食储备，就认为国家称不上国家，太平时还要这样地戒备，何况在敌方强大的形势下忽视农业、忘却积蓄呢。如今虽说庄稼也有一定的种植，近来被大水淹没，其余保留下来的还有待除草、收获。地方上的负责官员害怕耽误建造用材上缴的期限，东部各郡的官员，亲自到山林中去督促，用全部劳力去砍伐树木，废弃正当的农事和政务。吏民的妻儿瘦弱幼小，栽种稀少，如果遇上水旱灾害就永远没有收获。各州郡现存的粮食，应当防备紧急情况；众多的官吏，全在官府中吃饭。如果国库、人民都空缺，没有粮食运送供应，再遇上北边的敌军来侵，即使有周公、召公再现，张良、陈平复出，也无法为陛下谋划，这是明摆着的了。我听说君主明察那么人臣就能尽忠，君主贤圣那么人臣就能耿直，因此尽情陈述，冒犯您的神威，乞求怜爱省察。
书奏，晧不纳。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覈上疏辞让，晧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常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
书文呈递上去，孙晧不采纳。后来让华竅改任东观令，兼任右国史。华覈上奏疏推辞，孙晧答复说：“收到你呈递的奏章，认为东观是儒林学士汇集之处，经常研究校阅文献经典，排解疑难，汉代都是要知名饱学的儒士才能担任这一职务，请求你再另选一些有才学的人。听说你精通典籍，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可称得上是喜欢礼乐笃好诗书的了。应该驰笔聘辞，颂扬时政，超越杨雄、班固、张衡、蔡邕这一班人，我奇怪你这种谦退的风度，过多地自我菲薄，应当努力处理好本职事务，争取超越先贤，不要再纷纭陈述了。”
时仓廪无储，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夫财谷所生，皆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抒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谓求其为己劳也，求其为已死也。三谓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则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实，民劳役猥，主之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报。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为味者口之奇，文绣者身之饰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物力之损。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雕文之伤农事，锦绣之害女红，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解带，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
当时仓库没有储备，社会习俗日益奢侈，华覈上呈奏疏说：“当今到处充满了寇贼，征战不止，平时没有多年的储蓄，出征应敌又没有军需的粮草，这真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深深忧虑的啊。财物粮食的来源，全靠人民生产出来，随着季节致力农耕，是国家的头等急事。而京城的众官员，所掌管的事务各不相同，各自向下面委派征调，不考虑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地只顾眼前。地方上的负责官员害怕获罪，白天黑夜地催逼人民，人民只好舍弃农事，急迫地奔忙以应期限，按日期送到了都城，有时却存积不用，白白地使百姓消耗劳力，耽误农时。而到秋收月份，又责令百姓按限定的数额交纳。侵夺了他们的种植季节，却要索取他们当年的钱粮赋税，如果有拖欠，就没收财产，因此弄得家家贫困，衣食不足。应当暂时停息各种劳役，使人民专心干农桑之事。古人说一个男的不耕种，就有人会遭受饥饿；一个女的不织布，就有人会遭受寒冻。因此前代君主治理国家，只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汉末战乱兴起以来，已经有将近百年，农民荒废了农田事务，妇女停止了纺织之业。由此可推测，以菜蔬为食而长年饥饿，衣着单薄而经受寒冻的人，确实不少了。我听说君主要求人民的有两条，人民期望君主的有三条。两条是君主要求人民为自己效劳，要求人民为自己效命。三条是人民期望君主对饥饿的人给予食粮，劳累的人能让他休息，立功的人能给予赏赐。人民做到了君主要求的两条而君主不能保证人民期望的三条，则怨恨之情就会产生而君主要求百姓做的事也不可能办成。当今国库空虚，百姓劳苦，徭役繁多，君主要求的两条已经齐备，而人民期望的三条没有回音。况且饥饿的人不必有美味佳肴才感到满足，挨冻的人不会等到有狐貉一类的裘皮衣才觉得是暖和，讲究味道是口的特别要求，文彩刺绣是身体的装饰。如今事端纷多而劳役繁重，人民贫穷而官场习俗奢侈，众工匠制造没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妇女做着绮靡的服饰。勤劳不用于制作粗布衣，都制作文彩华丽的礼服，互相效仿，耻于自己没有。普通军民之家，竟也追随官场风气，家中没有一石的储粮，而外出时却穿着绫绮之类的衣服，至于富商买卖人家，则又以金银装饰，肆意奢侈尤其厉害。天下没有安定，百姓不富有，应当统一确立维持民生的本源，发展耕织事业，现在却在浮华取巧的事情上浪费劳力，在奢侈靡丽的事物上耽误时日，在上没有尊卑等级差别，在下有耗费财物人力的损失。现在一般吏士的家里，很少是没有子女的，多的有三四个，少的也有一二个，如果每户有一女，十万户就有十万女子，每人的纺织物一年一束，就有十万束了。假使全国的人同心合力，数年之内，布帛一定积聚起来。任随人民选用各种色彩，听凭他们的爱好去装束，只禁止罗绮锦绣一类没有作用的装饰。况且，美貌的人不必依靠华丽多彩的服饰来增添她的美，姿貌漂亮的人不必依靠彩绣来招人喜欢，各种色彩的装饰，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美丽了。如果浓施粉黛，极尽盛装，未必没有丑妇；废弃华彩，除去锦绣，未必没有美女。如果确实像这里说的，有了它并没有好处，而废弃它又并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又何必舍不得而不赶快禁止以便充实国库的急需呢？这是挽救困乏的上策，使国家富有的根本事业啊，即使管仲、晏婴再现，也没有什么来替代这一做法。汉代的文景二帝，太平时代继承皇业，天下安定，四方没有边患，尚且认为雕饰纹彩妨碍农事，制作锦绣妨害纺织，开辟富国的有益事业，杜绝产生饥寒的本源。何况当今天下分离，豺狼充斥道路，军队不离疆场，战士衣甲不解，国家却可以不广开生财的来源，充实国库的积蓄吗？
晧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圣，受恩特隆。越从朽壤，蝉蜕朝中。熙光紫闼，青璅是凭。毖挹清露，沐浴凯风。效无丝氂，负阙山崇。滋润含垢，恩贷累重。秽质被荣，局命得融。欲报罔极，委之皇穹。圣恩雨注，哀弃其尤。猥命草对，润被下愚。不敢违敕，惧速罪诛。冒承诏命，魂逝形留。”
孙晧因为华覈年老，诏令他起草表文，华覈不敢承担。又诏令他作草书，孙晧待在旁边等着他写。华覈写了一篇短文说：“可叹华覈细微之臣，形同草芥一般平庸，受到恩宠遇上圣明的人，沐浴浩大皇恩。从低下卑微的地位，忝居充位于朝廷，帝王之宫光彩生辉，玉殿琼阁人人依凭。舀取清凉甘露，沐浴和煦南风。没有丝毫报效，辜负巨大推崇。身受滋润包容，皇上恩赐深重。卑身蒙受荣耀，微命得以久存。欲求报效无法尽意，只好托求圣明苍穹。皇恩如下雨一般倾注，怜悯宽容臣下的过错。有辱君命承诏草书，皇恩润泽及于卑臣。不敢违背敕令，惧怕加速死罪。冒昧承受诏命，魂魄消逝形体存。”
覈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余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数岁卒。曜、覈所论事章疏，咸传于世也。
华覈先后陈述有益的建议，以及推荐贤良有才干的人，为忠臣辩解开脱，上书百多次，都对时政有所补益，书文太多不能一一记载。天册元年他因为小过失被免官，几年以后就去世了。韦曜、华覈论说政事的章表奏疏，都在社会上流传。
评曰：薛莹称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畅；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覈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予观覈数献良规，期于自尽，庶几忠臣矣。然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耳。
评论说：薛莹称赞王蕃气度不凡，知识渊博，通达事理；楼玄为人清白有节操，才思清晰而通畅；贺邵砥砺志向品质高洁，禀性清简而善于把握事物的关键。韦曜专精学问爱好古道，博览群书，有记述的才能。胡冲认为楼玄、贺邵、王蕃都堪称是当时清俊出色的人，大致不分优劣。一定要区分上下，楼玄应居第一，贺邵当处第二。华覈文章辞赋的才能，超过韦曜，而制作典章诏诏类的文书则赶不上。我看到华覈多次呈献有益的劝谏，目的在于尽自己的责任，也称得上是忠臣了。然而这些英才贤士，处身于变乱的时代而获得了名位，有人为坚持正道而被杀害，能够免于一死的就算是幸运的了。
[1] 《江表传》曰：皓用巫史之言，谓建业宫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迁都之意，恐群臣不从，乃大请会，赐将吏。问蕃“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其义云何”？蕃思惟未答，即于殿上斩蕃。出登来山，使亲近将掷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头皆碎坏，欲以示威，使众不敢犯也。此与本传不同。
《吴录》曰：晧每于会，因酒酣，辄令侍臣嘲谑公卿，以为笑乐。万彧既为右丞相，蕃嘲彧曰：“鱼潜于渊，出水煦沫。何则？物有本性，不可横处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质虎皮，虚受光赫之宠，跨越三九之位，犬马犹能识养，将何以报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无谬举之才，造父之门无驽蹇之质，蕃上诬明选，下讪桢干，何伤于日月，适多见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传云丁忠使晋还，晧为大会，于会中杀蕃，检忠从北还在此年之春，彧时尚未为丞相，至秋乃为相耳。《吴录》所言为乖互不同。
[2] 《江表传》曰：晧遣将张奕追赐玄鸩，奕以玄贤者，不忍即宣诏致药，玄阴知之，谓奕曰：“当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药死。
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无缘骤拜张奕，以亏其节。且祸机既发，岂百拜所免？《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3] 《吴书》曰：邵，贺齐之孙，景之子。
[4] 邵子循，字彦先。
虞预《晋书》曰：循丁家祸，流放海滨，吴平，还乡里。节操高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好学博闻，尤善《三礼》。举秀子，除阳羡、武康令。顾荣、陆机、陆云表荐循曰：“伏见吴兴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践三城，刑政肃穆，守职下县，编名凡萃，出自新邦，朝无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怅然。臣等并以凡才，累授饰进，被服恩泽，忝豫朝末，知良士后时，而守局无言，惧有蔽贤之咎，是以不胜愚管，谨冒死表闻。”久之，召为太子舍人。石冰破扬州，循亦合众，事平，杜门不出。陈敏作乱，以循为丹杨内史，循称疾固辞，敏不敢逼。于时江东豪右无不受敏爵位，惟循与同郡朱诞不挂贼网。后除吴国内史，不就。元皇帝为镇东将军，请循为军司马，帝为晋王，以循为中书令，固让不受，转太常，领太子太傅。时朝廷初建，动有疑议，宗庙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谘询，为一时儒宗。年六十，太兴二年卒。追赠司空，谥曰穆。循诸所著论，并传于世。子隰，临海太守。
[5] 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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