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超
1971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回生产队种田了。因当时“极左”思潮肆虐，唯成份论横行，高考被停止，上大学要通过各级组织推荐、政审，组织上认为你根正苗红才会被推荐。我的祖父为了生计而为驻扎在当地的一支国民党部队当过三个月账房先生，就成了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我曾渴望参军，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证明我家的历史是清白的，但因政审不合格，三次被刷掉。
历史问题成了我背上沉重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家人都劝我别瞎折腾，以免别人再念这点陈年旧事的经而弄得全家不舒服、不安宁。我心里不服，又没有摆脱这种煎熬的好办法，因此对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像推荐上大学这等好事，对于我来说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且当时的名校也很少有光顾红安县这种穷乡僻壤的。经过几次政审的挫折，我也就死了那份蠢蠢欲动的心，决心扑下身子当一辈子农民。
因为心里苦闷，我不愿老待在家里干活，所以只要哪里有外出干活的事我就争着去，红安县很多水利工地都留下了我的身影。1975年，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上马，需要修一条从长江引水至轧钢厂的渠道，我积极报名当了一名民工，在这个挖民渠的工程上苦干了两年。1977年3月份工程结束，因在工地宣传工作中展露的一点文字功夫，我被当时的工地指挥部领导垂青推荐到红安县广播站当了一名“土记者”(月工资37.5元，交生产队20元，记10个工分)，从事采编工作。
1977年10月，我在县城听说要恢复高考，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是报考还是不报考?我纠结再三，不敢轻易定夺。一来高考太神秘、太陌生，功课丢的时间太长，高中期间学工学农，本来就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心里没有底；二来现在还有一份临时的还算体面的工作，怕考砸了，无颜面对单位的同事和领导，也可能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临时工作。思前想后，我还是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心不计后果地背水一战。
为了备考，我将高中的课本从老家搬过来，主要突击复习数学和物理，前后总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期间，一位高中同学问我一道函数题，我也不会，就一起攻关做出来了，不承想当年湖北省的高考数学中就有类似的一道问答题，让我捡到了10分，当时的侥幸心理自不必言说。复习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人好像被上满了发条，有使不完的劲儿，不知疲惫。待高考体检时，称体重才发现轻了十多斤，眼睑都凹下去了，人瘦得变了形。母亲看到我的高考登记照，心痛地大哭了一场。
通过复习期间获悉的各种消息，我感到在红安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如果自己考不上大学，就没有人能考得上。这让我增添了巨大的自信和力量，看到了光明和前途。后来事实证明，武汉大学是红安县考生当年考取的最好学校，与我同时考取武汉大学的还有一位下放的武汉女知青，她被外文系录取。其他人考取的多为一般院校。我考取名校，且是本地考生，这个消息传开，一时轰动了小小的红安县城，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美谈，确实让我风光了一回，为家里人争了光添了彩。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姐姐还买了糖果发给全村人吃，以示庆贺。
11月份，我踌躇满志地回老家的镇上参加了高考。当年湖北省的语文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这对于一个“土记者”来说不难。我回想了不少在采访中得到的具有浓郁乡土味的素材，故胸有成竹，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考数学就麻烦了，前面的几道计算题大多能做，但后面的几个问答题，除了一道题是复习过程中巧遇而会做外，其他一概不能动笔，估计只能得二三十分吧。考完走出考场一问，做不出的大有人在，我的心也就坦然了一些。地理题有一道是京广线经过哪些省份、城市、河流、山脉，对于我这个没有出过省、没有坐过火车的人来说，只能瞎猜了。
高考发榜，我的通知书寄到了老家的镇上，被镇上的一位乡干部收到，他立即高兴地打电话通知我。我正在县广播站做猪圈。这位田姓干部说:“你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我一听有点懵，心想:我没有填报历史系呀!历史系是干啥的呀?毕业后回家乡来当中学历史老师吗?因为当时填报志愿时，我不知道大学里设置有什么专业，自认为学文科的就填中文，学理科的就填数学。愚昧吧!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当时流行过一句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人们不读书不看报，也没有什么书报可读可看，大多数老百姓也不知道大学的门往哪里开。我填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不知怎么会被历史系录取。到校以后才知道，犯我这种低级错误的人不在少数，是在招生录取时被调剂的。(www.xing528.com)
说来也真有趣，我此前不知武汉有什么大学，在一米七工程当民工时曾到武汉大学去玩过一次，才知道这所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美丽大学。那是1976年的暑假期间，看到武汉大学古朴、美丽的校园，看到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在茂密的树林里高声朗读英语的情景，鸟叫蟾鸣，书声琅琅，好一幅夏日美景图，让我沉醉、唏嘘、嗟叹。我还曾望校园兴叹，赞叹武汉大学校园的幽静和美丽，真乃世外桃源，理想的读书治学宝地；感叹命运的不公，感叹与我这一生无缘的大学梦。
没想到幸运之神真的降临到我的身上，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圆了我的大学梦。多年后听说首先提出恢复高考倡议的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查全性教授(后来被评为院士)，是在邓小平主持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更感到能进入武汉大学读书是我的荣幸和自豪。后来在武大工作时，我曾拜访过查先生，对他当年的义举表示过感谢。
数十载时光流转，只在两张旧影之间
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师资力量雄厚，当时有著名的唐长孺、吴于廑等教授执教，我们这届学生受到了良好的大学基础知识训练，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
那时的武汉大学由年富力强、睿智开明、具有改革精神的校长刘道玉执掌，实施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措施。学分制让我们这届学生受益良多。各学科均开设了很多选修课。我们可以随意选修，大大扩大了知识面和眼界，改造了知识结构。我选修了中文系、哲学系、法律系、经济学系、图书馆学系的很多课程，有的只听不考，有的是既听又考。4年的学习，使我积累了较为厚实的文史知识，终生受益。
大学毕业后，我又幸运地留在武汉大学人事处学生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大学生招生分配。1986年11月，我调至当时的副校长吴于廑先生任总编辑的学校出版社，在他老人家的直接领导和教诲下工作，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这一干就是近30年，直至在出版社退休。高考让我这一生与这所梦中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所大学给予我很多很多，我也把一生献给了这所美丽的大学。
(作者系历史系1977级校友，稿件来源:《北京考试报》2017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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