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于廑教授的无私奉献与开拓精神

无私奉献、开拓进取——深切怀念吴于廑教授

一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在主持六卷本《世界史》编务会议上发言时突然发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这是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生涯，既反映了他个人的追求，也反映了新中国世界历史科学发展的历程和趋势。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和开拓进取精神，使他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史的重要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和精辟阐述，并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给予极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多年来的研究紧紧扣住一个中心主题：历史是怎样从分散发展逐渐转变为整体发展，并终于形成为世界历史的。他创导并奠定了整体世界史观的基础，初步勾勒了世界史发展的蓝图。因此，称他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他出身贫寒，早年没有受到完整的中学教育，高中毕业时，以优异成绩升入东吴大学，学习历史。1938年冬，他以才思敏捷、卓尔不群获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陈序经先生的赏识，免试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研究经济史。在两年多时间里，读了经济史和各家的经济学说，读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夏尔、钱贝伦等的原著，也读了历史和经济地理。1941年秋，他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赴美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后又以优异成绩于194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个期间他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又涉猎有关中古前期西欧封建诸国君权和法律的书籍。上述经历，使他对中外历史、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和法律等学科都有了深厚功底，成为一位学识渊博、融贯中西的学者。

他在青年时期，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1947年，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享有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他一贯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留学回国后，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民主进步活动，同情并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自觉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教学和研究。武汉解放后，他以很高的热情在历史系倡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全系教师共同开设历史唯物论课程，深入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学习唯物史观同研究世界历史结合起来。他考虑到史学同社会的联系十分密切，认为研究世界历史应同中国革命和建设任务紧密联系，他把15、16世纪世界史的研究与我国发展商品经济、对外改革开放联系起来，从过去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很多启迪，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他积极热情地担任各种行政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担任多种学术、行政和社会职务，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湖北省主委、名誉主席、中国史学会理事及主席团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北省人大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武汉大学副校长、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及多种学术团体的理事长和学术刊物的主编、编委。对每种职务，他都尽心尽力地做好。20世纪50年代初，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前线，他深入连队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回国后又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期间，他积极发挥一个人民代表的作用。在各种学术职务和学术活动中，他发表意见，作学术报告，起着引路导航的作用。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豁达大度，顾全大局。在工资、待遇、建立科研机构、申报科研成果奖等各种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他都是先人后己，宁可委屈自己，决不亏待别人。吴于廑老师把他的毕生精力与卓越才能全部贡献给了党的学术和教育事业。无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他都坚信党的事业必然胜利。

他爱护青年，奖掖后学，诲人不倦。他的教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极富感染力。1948年我考入武大历史系，他当时讲授西洋通史，选此课的除历史系学生外，还有文科各系和法、理、工科的不少学生，他讲课时文学院最大的101教室座无虚席。他的讲课、各种场合的发言和学术报告，都以渊博的学识，严密的论证、深刻的分析和令人折服的讲演才能，赢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和高度赞誉。把他的讲课、发言和报告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不作任何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文化大革命”后，他参加一些文章和著作的撰写，他善于从各种意见中找出合理可取的部分并加以提高。善于找到解决学术难题的途径，从而发挥一槌定音的作用，被同行称为解决难题的能手。20世纪70年代初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编辑部约武汉大学历史系撰写一篇批判霸权主义的文章。写作组确定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推行世界霸权的国家都遭到失败或走向衰落的事实来论证这一主题，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的题目最后接受他的意见，确定为：霸权决定不了世界历史的命运。他诲人不倦，他的学生和助手撰写的文章大多经过他的审阅和修改，很多书稿编写大纲都请他提过意见。不仅在他身边的学生和助手受过他的教育，得到较快的提高，不少从不相识的年轻人写信或登门求教，他都热情相待。1979年在芜湖会议上南京教育学院一位姓周的女教师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当时作了一般的回答，返校后虽然工作很忙，但他挤出时间查阅材料，进一步给予了解答。他精通英语，外文系老师在翻译中碰到的困难也常向他请教。

他在学术活动中，从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超越自己。对与自己学术观点相左的各种意见，总是虚心听取，吸取其合理部分，补充自己的不足，从而赢得一些开始对他的学术观点不完全理解的人的理解和尊敬。20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创导对世界史进行宏观研究，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全局进行综合考察。他主张研究历史须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观察问题视野要宽广，研究问题要具体深入，既要防止就事论事而失之见树不见林，又要防止脱离具体史实而流于空泛。他一直强调要做扎扎实实的研究，不许他的学生和助手在外面宣扬。他在晚年，已经系统地阐述他酝酿已久的世界史观和据此构思的世界史著作体系，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反响。这时，他还多次表示，提出问题和考虑研究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一项工作的开始。他强调在学术问题上必须百家争鸣，不能以权威为据，只能以真理为宗。因此，他热烈欢迎学术界对他的见解提出不同的意见。

正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刻信念和执着追求，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变成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使他在“文化大革命”后进入高龄时在学术事业上焕发了青春。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实践，倡导整体世界史观，发表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吴于廑老师作为一位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在教学、行政和社会活动繁重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包括一本《古代希腊和罗马》专著和一系列论文，如《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等，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从60年代开始，他与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这部巨著是我国第一部世界通史教材，以后，他又与周一良教授主编了《世界通史参考资料》，他还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9种)，并直接担任普鲁塔克《传记集》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的选译，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世界史系列教材，为国内高校普遍采用。

他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从不满足。他在回国后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中，碰到两个涉及史学思想的问题，一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二是机械运用历史分段法，把各国历史分段排列的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这两个问题都与引进的外国学者著作中的观点、理论有关。他感到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学科，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为此，他对它们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深入思考。

怎样看待研究世界史的各种中心论？他认为写作世界历史而抱有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不始于近代西欧，19世纪的德国兰克也非始作俑者。近代以前，史学家为其当时已知的世界写历史，东西方都有。他们所知的世界受各自时代地理知识的局限，不可能包括今日所知的整个世界。由于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及文化的偏见，他们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各有其独特的中心论，如，波里比阿的罗马中心论，奥托的基督教国家中心论，塔巴里的伊斯兰国家中心论等。这些中心论，还有近代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的西欧中心论，都是史家在其所处时代的各种影响下形成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揭示了各种中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尤其是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的今天，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克服这些中心论就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了。他认为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过去，包括19世纪西欧列强凌驾世界的最近的过去，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及文化的偏见，在各种进步、革命力量的冲击和空前密切的国际交往的影响下，开始在部分史学家中，减弱了上述各种偏见对他们世界史观的支配作用。即使在西方史学界，也已有人对曾经披靡一世的西欧中心论提出疑问，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时代的变化，历史条件的改变，并非要用一种中心论代替另一种中心论。世界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以世界为一全局，而不是以主观规定的某一地区或某一种族为中心，来考察、研究、撰写世界的历史。他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世界观点。

用“世界观点”取代各种中心论，这可以联系上面说的第二个问题。历来编著世界史的学者的一个共识是：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英国史学家坎普贝尔等人从1736—1765年编了一部世界历史汇编《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多达38卷，最明显的反映了这个认识。到了19世纪后期以迄21世纪，随着西方史学自身发展条件的日益充分，概观全世界历史的著作或汇编也日益增多。但欧洲特别是西欧是世界历史中心或本体的思想，世界史就是各国各地区历史汇集的思想，则依然存在。兰克和杜夫编的《世界通史》是这两种思想的糅合品，它把哥廷根学派提出的15世纪以后的欧洲中心说扩大为贯彻古今的欧洲中心说。这类思想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代表西方史学最高水平的英国“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代史》和《剑桥近代史》，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为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代表社会主义苏联最高水平的另一部巨著是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原为10卷，后加了战后部分3卷，共13卷。与西方著作相比，它的最大特点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对世界史学科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框架下，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而关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没有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主题加以对待。总之，西方的、苏联的世界通史著作都不是以世界为一全局对它的发展行程进行综合考察的世界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史学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编著和译述世界史，一个较流行的体系是按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以“先进”地区或国家进入某一新阶段为断，如封建社会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开端，资本主义社会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社会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起点，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的历史。吴于廑老师说他参与编写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就是沿用这个体系。这多少是一种分期的各国历史汇编，看起来很全面，但还不是综览世界全局、从全局考察其演变过程的世界历史。他对世界历史的这一认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他提出的不仅是我国也是外国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也是关系世界史学科能否成为科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要考察世界历史的全局，改变目前这个体系很有必要。对此，他作了深刻的论述：以某一个“先进”地区的历史分期为准，把各地区、各国的历史分大小段落排比起来，姑且不说这对列于“先进”之外的各地区、各国的历史，是强其削足适履；更值得商榷的，是用这个方式写出来的世界历史，必然会成为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历史的堆积。堆积不能构成一个整体。世界历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历史相加而得的总和。所以要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必须摆脱沿袭已久的这个旧格局，寻找另外的途径。这里明确提出改变在我国世界史学科中行之已久的旧格局，即将分期的各国历史汇编改变为综览世界全局，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这对于世界史学科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是使世界史成为真正的科学的一场变革。

为了说明吴于廑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有必要谈谈国外史学界的发展趋势。在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这个问题上，西方史学中出以新说的大概始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它超越地区，国别的局限，以鲜明的世界观点考察世界历史，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物采取一种通观全局的看法，即从国际的角度来思考，他不局限于讲西方世界，而是把人类世界历史看作是一出巨大的戏剧，欧洲只是这出戏剧里较后的一幕，而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是人类这出戏剧里的一部分，作者自认为《世界史纲》描绘了世界从古到今这幅巨大的图景。约与韦尔斯著作同时问世，在理论上为世界历史认真提出新体系的，是所谓形态学派，代表人物及著作起初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来是汤因比的《历史的研究》，把世界史看做是许多文明的历史，既不同于把世界史看作是各国历史的总和，也不同于把欧洲或西欧看作是世界史的本体，欧洲文明不过是世界历史上先后发生的诸种文明之一。这些说明形态学派已具有从世界全局考察人类历史的思想。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早在50年代编写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里，就已提出必须放弃兰克史学的传统，抛开欧洲中心论，为西方史学重新定向的说法。他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及其文字说明，提出“放眼世界，展示全球”以及“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的观点。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斯塔夫里诺斯的《全球通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70年代后期，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分析了50年代中叶以来欧美和亚非拉各国历史研究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认为当代历史学的变化(新目标和新方法的发展)是历史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即当代历史学的变化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导致的革命，堪与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相提并论。他把这一变化看成是历史学从伪科学向科学过渡。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需要用全球观点取代欧洲中心论，需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历史。这里说的全球观点，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世界史与国别史的拼凑完全不同，历史学家遇到的问题是：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哪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而哪些不具有这样的重要性。巴勒克拉夫的这些看法是考察了世界各国近几十年史学发展趋势后提出的，反映了当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富有启迪意义的。但他还停留在提出问题上，他的全球观点也只着眼于地理范围的扩大，未着力于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相比之下，吴于廑老师不仅更明确地提出了问题，而且不满足于问题的提出，并进而探索问题的解决。这里他提出的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世界史学科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共同问题。(www.xing528.com)

三

吴于廑老师认为，从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确实需要有所开拓，有所跨越。没有开拓，没有跨越，世界史学科就不能发展。为此，他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读到这样的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他感到这句话有很深刻的含义，应当引起从事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研究者的注意，他对此话的理解是，世界历史不是自始就是世界性的，所以说它并非一直存在；世界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说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这个看法，也见于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中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受到很大启发，他认为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不能以逐个考察世界的各个局部为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考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怎样打开彼此的闭塞，怎样在愈来愈大的范围里相互交往、接触，最后怎样汇合为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宏观历史，称它是宏观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全局而不是把它分解为若干局部来考察，更不是看到某些局部却又撇开另一些局部来考察。他说，世界历史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没有全局在胸，画不成这样的长卷。把世界历史比喻成长卷的江山万里图，是何等形象！又何等深刻！它要求历史学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从全局来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启迪下，经过长期的深刻的思考，逐渐形成他对世界史学科的系统看法，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世界史学科的对象和范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内容在于对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怎样由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它不是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也不是包含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把中国史和世界史视为两门平列学科的概念是不恰当的，把世界史视为国别史总汇也是不恰当的，世界史的探索目标并不等同于各国国别史相加起来的目标。他明确地说，要把世界史从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这样一个包罗无遗的高大地位上请下来，让它成为一个有限定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一个并非高踞于国别史、专门史之上的分支。让世界史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分支。这样，世界史学科有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这一界定对于世界史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关于世界历史学科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世界史学科要探索和说明的主题是：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人类历史由原始的彼此闭塞的人群的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其自身是一历史过程。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最早都处在彼此隔绝的分散发展状态，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彼此交往和联系的逐渐加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十五十六世纪开始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转变，以至发展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世界也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实现了从分散到整体的转变。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整体发展的新阶段。可见，世界历史不是自古就已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既然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世界史学科就应把研究和说明这一过程列为它的主要任务。不认真对待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人类各族原始闭关自守状态怎样逐步被打破和趋向密切联系的问题，就很难对世界的过去，很难对世界何以有今天，何以形成像今天这样一个全局，作出充分的、切合客观实际的说明。把研究和说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主题，就使世界史学科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并成为一门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分支学科。

第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和主线。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促进历史的纵向发展，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的这种反作用尤其明显，西方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导致世界各地区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总之，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也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条途径和两条主线。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早期人类的出现，直到当前的世界，是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由极端缓慢到加速前进的结果。只讲历史的纵向发展，不讲历史的横向发展及其与纵向发展的相互作用，就无法说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第四，关于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要说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要进行综合的全局研究。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的全局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吴于廑老师提倡对世界历史作宏观研究。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制定“六五”科研规划会议上，吴于廑老师在发言中集中讲了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提出四个结合。即经济基础研究与上层建筑研究相结合，历史纵向研究与历史横向研究相结合，专门问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世界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相结合。这四个结合就是宏观研究方法的主要点。这样的研究就是全局研究，不进行这样的全局研究，长卷的江山万里图就难以描画出来。他在提倡宏观研究的同时，丝毫不忽视微观研究，他说研究世界史须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观察问题的视野要开阔，研究的问题要具体，要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但不可离开具体问题的研究。这些就是要求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世界历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吴于廑老师关于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途径、主线和研究方法的一系列看法构成他创导的世界史观的基本点。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史的重要思想的启迪下，经过长期研究实践和思考后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如何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因此，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亲自组建了武汉大学“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在他的精心指导下，研究室成员对人类历史的这一转折时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探索，先后出版《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一、二、三编。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专业用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集》，从文字与地图的有机结合上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行程。他亲自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若干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四篇重要文章，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这一高度概括他对世界历史看法的总条目。这些具有很高水平的鸿篇巨制，集中阐述了他创导的整体世界史观，初步勾勒了世界史发展的蓝图，受国家教委委托，他与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的新的六卷本《世界史》，正在陆续面世。

吴于廑老师虽然远去，但他的无私奉献和开拓进取精神和建设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丰功伟绩将永远留在人间，必将激励人们奋力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