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周中期的公元前897年前后[12]，居于西犬丘的中潏的第六世孙大骆的庶子非子，因为“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养马获得很大成功，周孝王分其为附庸，并“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大骆适者（即居于西犬丘的大骆的嫡长子成），以和西戎”[13]。所谓附庸，是周代分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男爵”之下的末等政治实体，地方不到五十里。《孟子·万章》：“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仔细分析，当时的秦应该是“附庸”于周王室的，这个秦地也必在王畿之内。自此非子离开祖宗故地犬丘而至秦，嬴秦便与其大宗大骆长子成一族分离别居，不仅开始以嬴秦氏族称，而且获得了封土秦地，并建立城邑，这标志着自周初140余年来，处于“坠命亡氏”状况的嬴姓秦人先祖，于此才真正走向历史的前台，迎来了复兴的重大机遇。郑樵《通志》之《氏族略·序》：“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以及“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地缘因素而获政治权力）的论说，最能阐释这段史实的政治历史意义。《说文》：“秦，伯益之后（笔者按：非子）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可谓正解。这便是后来秦族、秦人、秦国、秦朝之名秦的本源。
祝中熹先生本于《史记》之《秦本纪》原文，会解古今诸说后认为，秦之初义“当为一种可作佳酿的谷类作物”，非子所始封之秦地在今陕西宝鸡西部汧渭平原的周畿内。但西周末年厉王开始，“戎狄寇掠”，“厉王出奔”，这里成了是非之地，非子以下经秦侯、公伯两代，当非子的曾孙秦仲时便西越陇山，来到渭水流域的秦亭、秦谷所在的今甘肃张家川、清水境内，于是有了陇上之秦。古籍所载“东方之秦氏”也非伯益之封国，与西方之“嬴秦”更无关系。[14]徐日辉先生的意见正好与此相反，他认为秦本在陇上，秦亭、秦谷来源于秦这一种本为“黍”（糜子）的农作物，而早在7800年前，“秦”就盛产于陇右渭北大地湾地区。[15]但细加分析，秦之起源确实存在着由关中西部之秦向陇上之秦的迁徙过程，若据《史记》原文，祝先生的研究可谓正解。当然秦地之孰早孰晚以及具体地望，或是一复杂问题，亦非本文所讨论重点。但两秦地都与“禾”有关，非子一族至秦仲所拥有的秦地，无论是今陕西宝鸡西部的汧渭流域，还是甘肃东部渭北地区的张家川、清水县一带，其对于秦的兴起一样重要则毋庸置疑。而且这个新兴的农业部族，一开始就立足富饶的关陇农业区域，“附庸”于周室，接受周人先进文明和农业文化的熏陶。及至转徙于陇原，避开强戎及其他方国的侵扰，做长期定居发展的准备，逐渐转变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建立起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从根本上保障了其后来的建国及东向经营，占据整个周人兴国的关中旧地，争霸称雄、一统神州。非子邑秦地以命氏族的意义，可谓重大而深远。
这里引论秦地的最主要目的，即在强调嬴姓部族受封秦地、“获命秦氏”不仅为其后建国之源，且之于其民族复兴至关重要。事实上正是这一支庶出的西垂嬴姓部族，最终担负起了复兴民族、建立国家的历史责任。
《秦本纪》：“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显然，当时的西周王朝面临几类于“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16]的严重统治危机，西戎侵暴中原华夏政权主体的西周及其文明，形势异常严峻。作为西周王室着意扶持和培养，以在西垂抵御西戎进攻为主要政治任务的新兴政治力量嬴秦，开始兴起之时就要应对周秦与诸戎势不两立的大难题，于艰难的军事斗争环境和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开创生路，谋求发展。西犬丘大骆一族的被戎攻灭、非子曾孙秦仲的受封大夫讨戎及其为戎所杀，即是惨重而沉痛的事实。这客观上迫使秦人“入乡随俗”，必须积极适应战争并学习西戎先进的军事斗争经验。他们很快炼就出了坚毅、勇敢的民族性格，形成了善于征战的传统，不久，秦庄公兄弟大破西戎，收复其祖大骆的故地西犬丘，使秦地与犬丘相接壤，秦庄公晋升为西垂大夫。传世的“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17]，这篇金文无疑是当时秦人战斗历史最真实生动的“时政报道”。(www.xing528.com)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面对猖獗的戎人，秦庄公及其长子世父就秦西垂大夫权力关系的移接转交，以及继续积极讨伐西戎的事业，无疑为其后襄公的建国，奠定下坚实的政治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而另一方面，秦襄公元年（前777年），当周、秦与戎冲突激烈之时，襄公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远在西垂之东千里之遥、“建于西周旧都—丰京故地”的“戎族丰国”之王，[18]试图通过政治联姻的和平外交，为刚刚复兴的政治实体嬴秦，在东方谋求新的重大发展，创造出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来。这一政治谋略和发展思路，是长远而具有开创性的。而这个发展的机遇，则是戎人对西周中央毁灭性的进攻，在客观上为秦襄公的东向经营战略提供了用武之地，秦终于在这场大事变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走向更大的成功。
《国语》《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等古籍同载，早在周幽王九年，亦即秦襄公五年（前773年），新任周朝司徒的周厉王少子、宣王庶弟公子友深感周室面临严重的危机，欲为周室谋定后路。他听从史官伯的建议，拓土于今河南中部，相继灭掉郐、虢二国，都于郑父之邱（今河南新郑），是为郑国的第一代国君桓公，其子武公与秦襄公共护周平王东迁后十年，才正式被东周承认诸侯国的地位，以为郑国。[19]当时的郑桓公同即将建国的嬴秦统治者及列国诸侯一样，密切关注着天下的大势，他曾垂询史伯哪些地区安全，自己应往哪里安身。史伯分析了各国的形势后认为：“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所以，姜姓之齐，嬴姓之秦，必然兴起。因为：“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桓公又追问：“姜、嬴其孰兴？”史伯答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
综上所引，史伯当周室衰微之时，认为将会有齐、秦两大“皆不失祀”而“有德”的政治集团兴起，周即将就要衰落了。这里他所说的秦仲，事实上已死去48年，当是秦仲之孙秦襄公，他分析嬴秦族的这位秦仲后人，和东方大国的齐庄公一样，是才智出众的俊杰人物，其施行德政而且实力强大，将会和齐侯一道兴起。可见，嬴秦获复兴以来，至其建国之前秦襄公初年的实力与动向已为有先见之明的周室史官所察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极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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