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灾害史话：考古新发现、地震与洪水重大改道

往事悠悠已越数千载，《尚书》《史记》等典籍关于大禹治水、建立夏朝的记载构成了中国古代儒家正统意识形态体系的根基，2000多年来中国人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直到20世纪20年代，疑古学派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虫）”的论断一出，在学界立即引起剧烈反响。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又说：“禹尽可以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从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见的材料而论，他确是一个神性的人物。更古的材料，我们大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至于春秋以下的材料，我早已说过，他确是人了。”^[5]顾颉刚最终推断，禹可能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当时撰文支持顾颉刚观点的著名学者有童书业、杨宽、丁山、茅盾等人，都力图将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传说。现代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人也把大禹治水的传说看作是远古的神话，并不太相信真有过这样的伟绩。总之，千百年来，人们对史前大洪水和夏朝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

近年来，我国考古学和地质学工作者根据现场考察和发掘，推断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黄河下游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广泛的堤岸破坏和支流河口的堆积会造成干流河道的不稳定，引起反复的洪水泛滥直到新河道形成为止。黄河下游平原广泛的洪灾会对当地的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洪水事件本身及其后果可能留存在社会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中，并最终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形成公认的大洪水传说……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具备古文献所描述的传说大洪水的主要特征。除了巨大的洪峰流量之外，下游平原的次生洪水可能长时间地持续，正如传说中的大洪水持续22年才用疏导法（而非堵住天然堤的决口）成功地加以治理。”^[6]

青海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位于黄河北岸二级阶地前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这里是一处史前灾难遗址，灾难的原因是地震与洪水。

喇家遗址面积很大，约为20万平方米以上。199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根据遗址的分布规模以及出土的玉璧、玉环、玉刀、玉斧等高级礼制文物分析，喇家遗址应该是一个中心聚落或一个古国城堡。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堡没有被敌人攻破，没有被内乱搞垮，却被一场突发的灾害给摧毁了。

喇家遗址清理出房址15座，其中绝大多数房址中都堆积了洪水沉积物——红胶泥土，并发现地震裂缝穿过房址。最多一处房内埋人骨14具，人骨遗骸呈不正常姿势被埋于黄土层之中，证明是房屋垮塌将人砸死。成年女性与幼儿相拥的场面甚为感人。(www.xing528.com)

地层关系表明，地震在先，洪水在后。在遗址其他地点也发现了地震裂缝、地面褶皱起伏和地震的沙管现象，这表明灾难应是地震所致。发掘显示，地震对遗址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洪水则对遗址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王城岗遗址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在探索夏都过程中发现的。遗址为两座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城堡，两城均近方形，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两座小城堡位于颍河上游支流五渡河右岸高岗上，高于河底10米左右。“但当时东城却被河水冲毁，故只能用原来留下的西墙作东墙，另筑西城。西城的东墙及北墙以后又为洪水冲毁，致使现在仅存南墙和西墙。在该地区还发现只有大蚌才能制成的蚌刀、蚌镰和蚌箭头。”^[7]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大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墙基本上圈围起了龙山时代的整个遗址。

位于黄河上游的喇家遗址和位于黄河中游的王城岗遗址，以及其他同时期的考古遗址所发现的洪水遗迹，揭示了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出现的灾难事件。由此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的可信性，及对黄河流域人类生活的影响，得到了初步的证实。

大禹不仅治理了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他留给后人不畏艰险、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精神财富，现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感召中国人努力奋进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