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研究现状

（一）关于我国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的研究

客观而言，国内学者对普通本科高校内部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较多，而对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专门研究重视度还不高，相关的专著更少。目前，以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于学术期刊。如李宏昌（2015）在《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与创新问题探讨》中指出，中国高职院校当下已经放弃盲目扩大规模的发展方式，转向注重内涵发展模式。为了高职教育更好的发展，高职院校要健全内部治理结构，这既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高职院校内部自我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如有的学者（2016）以法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认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治理结构是指高职院校为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或者机制，并且提出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保障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吸纳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

有的学者（2006）通过研究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在高等院校的权力分配与设定上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分权的方向，校级职能机构需要发展为服务性质的部门，在院校内部考虑实施“系—所—中心”分层制度，同时强化外部监督管控，全面实施院长负责制。有的研究者（2011）细致研究了我国地方高校治理结构的现状，提出地方高校应加强推进院、系（部）二级管理，保证学校治理的科学民主。有的研究者（2010）对职业院校内部治理能力不足的弊端进行分析后，提出民主科学化的决策、法制化的实施、客观化的分析等是提升地方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

有的研究者（2018）通过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提出我国职业院校的治理结构经历了从校长负责制初步建设，到校长负责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整个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政治核心领导，逐步对校长负责制进行完善，并且加强了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更注重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有的学者（2016）在优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方面提出，首先，要对学校进行合理定位，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本；其次，要优化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最后，要精简学校的组织机构，将权力重心下移。通过这些改革，高职院校可以健康、可持续地运行。有的研究者（2016）提出，高职院校要建立对治理结构调整和完善的评价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根据高职院校治理对象的不同，将其治理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内部评价指标体系、外部评价指标体系。在开展高职院校治理结构评价时，应尽量使其科学化、合理化和客观化。张文远和刘爱萍（2015）在《分权与制衡：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重要着力点》一文中指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存在领导权和监督权失衡，有时会出现两个“一把手”的现象；学术权与行政权失衡，滋长了高职院校内部的不正之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民主监督管理流于形式；权责分配不合理，服务意识差四方面问题。因此，做好高校内部治理的核心就在于处理好分权与制衡的关系，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内部治理上要转变管理理念，明确价值定位和管理框架；整合管理部门，促进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实现二元交融互补，重建校内权力机构；推行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母中旭（2015）在《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多元内部治理结构探究》中梳理了高职院校内部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等各种权力的关系，分析了高职院校的治理理论和治理文化，指出高职院校是一种明显的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组织，高职院校要建立符合现代职业教育特征的、有相关利益者参与的多元内部治理结构。孙云志（2014）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高职院校治理模式的新路径》中指出，“府管校办”是高职院校治理的一种传统的模式，但面对社会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这种旧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出现了政府对公立高职院校关注不够、拨款不足、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与相关治理主体权限界定模糊以及对高职院校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制度供给缺位等问题。为此，我国高职院校治理模式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要面向未来，探索实施“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新治理模式。

（二）关于我国高职院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研究(www.xing528.com)

高职教育治理是高职院校治理的上位概念，在分析高职院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时，有必要先对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内涵进行研究。例如，有的研究者（2014）认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治理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外部治理是职业教育机构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与手段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与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2018）研究认为，高职院校治理体系是高职院校自身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教育制度或方法，包含治理体制、规章制度等内容。

有的研究者（2019）认为，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规范的制度、合理的结构和充分的绩效。其中，规范的制度是基础，合理的结构是支柱，充分的绩效是特征。关于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的研究，有的研究者（2015）认为，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其自身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以治理体系为依据，借助制度、机制、政策等因素，促使高职院校多元治理能力保持协调进步、务实高效的一种趋向与动态过程。又如李强在《职业院校内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17）中，对职业院校内部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要做到四化，即民主科学化的决策、公开法治化的执行、客观标准化的评价以及严格规范化的监督，要通过完善“党委领导、校长办学、教授治学、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提升职业院校内部治理能力。

（三）不同理论视角下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研究

当前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改革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郭静（2016）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参加培训的第50期高职院校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当面访谈和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就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存在的制度困境进行研究。提炼总结认为高职院校要提升其治理能力，一是需要在法人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加强正式制度建设，二是需要在社会文化、大众认识和个人观念层面健全非正式制度。有的学者（2016）基于权变理论的开放性、动态性、整体性和整合性等特点及高职教育的跨界属性、治理目标等实际，从权变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该理论运用于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可行性，提出了包括建构长效化开放型的校企合作机制、建设扁平化动态型的内部组织体系、培养灵活化高素质型的管理服务队伍以及形成以人为本的工作机制和校园文化在内的治理策略，旨在为高职院校治理实践提供借鉴。还有的研究者（2018）运用复杂性理论对高职院校组织系统内外部要素进行分析，认为高职院校是一个开放、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系统；是一个多层次、超循环结构的分形系统；是一个具有文化基因、不断进化的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高职院校治理结构改革的三个策略：主动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建立起耗散结构系统；厘清组织内外权责关系，形成超循环系统；充分运用内外信息资源，触发“巨涨落”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