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培中山巷头村人，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

胡天培（Tin Poy），中山县巷头村人，报称出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的父亲胡笋（Woo Sun）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来到澳洲，定居于昆士兰州北部的小镇烟厘时非炉（Innisfail）。这是一个位于昆士兰北部重镇坚市（Cairns）南边不到一百公里的滨海小镇，气候湿润，也是澳洲香蕉和甘蔗（蔗糖）的最重要产区之一。早年来自中国的淘金客，于十九世纪末在昆士兰无金可淘之后，许多人就辗转聚集在烟厘时非炉一带，开辟土地种植香蕉和甘蔗，曾经一度拥有面积广葇的香蕉种植园，盛极一时。胡笋就在这个镇子里，经营一家以其名字命名的果蔬杂货店，生意还算稳定，为人也平和，在当地颇有口碑。

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胡笋向位于墨尔本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提交申请，为他刚满十岁的儿子胡天培赴澳留学申领护照和办理签证。他以自己的店铺作保，承诺每年为其子供给膏火一百澳镑，包括学费、医疗保险和生活费以及往返中澳之船资等相关费用。同时，他为儿子选择入读的学校是当地的今利士礼堂学校（Convent School）。由校名可以看出，今利士礼堂学校是一家教会学校，不是公校，因为一九二六年之后，来澳留学的中国学生只能上私校。为此，在提交护照和签证申请之前，胡笋还于二月五日向今利士礼堂学校的校长要到了其录取胡天培为该校学生的亲笔函。

因当时总领事宋发祥尚未到任，四月二十九日，由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代理馆务刘领事为胡天培签发了中国留学生护照，号码539/S/29。三天之后，刘领事就备函将胡天培的护照和申请资料寄送澳洲内务部，请领签证。

内务部接到胡天培的签证申请之后，自然是循程序对其监护人亦是其父亲的胡笋作一番调查，以确认其提供之资料正确并具有财政担保之能力。胡笋的经营和经济状况一如前述，当局对此没有什么异议，唯对于胡笋财政的担保人Lee Sye（李协？译音），因其在当地经营赌场，当局认为其有前科，印象不好，只是他在当地有物业，也在银行有相当的存款，财政状况良好。从这一点来说，他担保胡笋之供给其子膏火，将不成问题。

内务部依据条例，调查了胡天培与胡笋的关系。根据警察对胡笋的询问以及海关记录，此前胡笋共有三次回中国探亲的出入境记录。其一，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乘坐“炎派”（Empire）号班轮从坚市回国，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乘坐“衣市顿”（Eastern）号班轮返回；其二，一九二○年三月，从坚市乘坐“获多利”（Victoria）号班轮回中国，到次年八月十一日乘坐“坚那拿”（Kanowna）号班轮返回坚市；其三，一九二三年一月乘坐“太原”号班轮离开坚市返回中国，到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乘坐“丫拿夫拉”（Arufura）号班轮返回汤士威炉（Townsville）。

可能海关人员将胡天培的出生日期搞错了，误认为他是一九二一年初出生，因而在海关的报告中，他们对于这个年龄段（亦即十岁以下）的中国孩童来澳洲留学，持保留态度。而内务部在接到这个报告后，便于六月十一日函复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认为一九二一年初出生的胡天培此时才年方八岁，年龄太小，不适合在澳之留学生活，决定不予提供签证。(www.xing528.com)

虽然内务部对胡天培的拒签是以其年龄太小为由，仔细推敲起来，胡天培与胡笋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成问题的。从上述海关的出入境记录来看，胡笋首次返国探亲回到澳洲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而他声称其子出生是在次年的十二月，这中间隔了十四个月。如确实是按照申请表上所说的日期出生，则胡天培是其亲生儿子就不成立。或许是胡笋将儿子的出生年月日期记错了，造成错误。当然，也许海关提出的胡天培是在一九二一年初出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与胡笋第二次回国探亲的时间相吻合。或许胡笋在接受警察和海关的询问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借此机会对此予以了修正，而海关也接受了他对此问题的改正。

无论是什么原因，胡天培最终被拒签，亦未见其父胡笋再提出上诉，日后也未发现胡天培再次申请来澳留学。

左为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胡笋为儿子胡天培来澳留学事宜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请护照和签证所填写的申请表。右为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驻澳总领事馆代理馆务Liu Shih为胡天培签发的中国留学生护照。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日，内务部助理秘书致中国驻澳总领事宋发祥说明拒签胡天培理由的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