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新式织布织是清末织布业改革的基础。它发生于抵制洋货运动之前，在北洋实业新政中即已开始了。
北洋实业新政的总帅袁世凯，于1903年3月派遣周学熙（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到日本三个月，详细地视察作为日本的富国强兵的基础的工商业。同年9月，根据周学熙的建议，作为北洋实业振兴的中心机关，开设了北洋工艺总局。在这下面又设立了考工厂及北洋工艺学堂（1904年改称为直隶高等工艺学堂）。翌年（1904年），设立了实习工场，1905年设立了教育品制造所。其中规模最大的实习工场，官费工徒有200名，此外，还接受各州县的委托培训工徒，以六科（以后是十二科）作技术指导。至1907年为止的三年期间，毕业生仅官费生达671名。其中，织布方面的织科、染科、提花科的三科有583名，即占全官费生的87%。这数字明显地表示，北洋实业振兴，实质上，是作为织布业振兴运动展开的。[45]在这个过程中，引进的新式改良织布机使以往的织布业发生了质变。
所谓新式织布机，引进至天津，是在1903年天津教养局总办凌福彭赴日，介绍各种织布机时开始的，教养局可看作实习工场的雏形。它设置了织布、地毯、染色三科。收容少年乞丐80名。最初工艺法教以学理大要，然后教染物、织物二科简易法以及机械染织法等。从日本招聘技师三人。两年教育后，“其成绩颇好，完全合格的毕业生，十人中有八九。”[46]那时，教养局总教习藤井恒久[47]，因试验性地采用人力织布机取得好成绩，便向袁建议说应在天津振兴织布业。之后，由袁的委任，教养局总办凌福彭伴随藤井，于1903年10月，到日本的和歌山县，详细视察了织布工场，确信了织布业作为中国的民间产业，是颇有前途的。他们立即在和歌山购进织布机，同时，雇聘了一对织工夫妇。
当时他们带回的“织布木机140副”。其中，40副装置齐全，其余100副只购买了铁轮和织梭，在天津自行装配。这些织机，为了培训女工拨给广仁堂40台，100台设置在教养局。这100台中的40台，是在民立半日学堂的学生在教养局掌握技术后，或出租或让与给他们的。[48]
上面所说的“织布木机”是哪一种机种呢？当时日本人技师笠原参观教养局，这样说到：“教养局是对贫民子弟传授职业之场所，……随意参观了有关染织方面的工场。机台都是称为松田式的日本制自动脚踏机，织棉法兰绒的条子布及其他两三种布。”[49](www.xing528.com)
因此，凌福彭购进的织机，不叫铁轮机、脚踏机，而是被记载的“木机”，但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脚踏机。
教养局，培养出第一届毕业生后，于1904年末由新设的实习工场来接办而关闭了。实习工场，如前所述，把重点放在掌握织布技术上，而这里拥有的织机，特以脚踏机为多。不久，脚踏机由在日本租界的加藤洋行等商行供给，而且实习工场、北洋劝业工厂也开始出售自家产的脚踏机了。[50]
开发模仿洋布的技术，不断积蓄在教养局实习工场的数百名工徒中。实业新政本身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解决游民就业问题及确保财源，但新兴企业家也可以和这些工徒联合起来，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里予以他们自身的价值。这也就是说，他们经过1905年抵制洋货运动，明确地把实业振兴与抵制洋货结合起来，为夺回洋布市场，对技术愈加精益求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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