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理文獻的撰修成果

宋代在隋唐時代大量撰修地理文獻的基礎上更有所發展，編纂了數量更多的地理文獻，并且在地理文獻的撰修方面帶有宋時代的特色。首先，宋代地理文獻的撰修與經世致用的政治理念相結合，使地理文獻直接爲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服務。四川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馬强的博士學位論文《唐宋時期中國西部地理認識研究》對此有所闡述，他認爲宋代地理學的研究重心在時、空觀念上呈現出兩個發展趨勢：其一，地理學研究的空間重心由“禹域”（内地）向“荒徼”（邊土）發展。其二，地理學研究的時間重心也由古代轉向當代^[7]。這一趨勢是與宋朝所處時代密切相關的。宋王朝疆域之外一直都有强敵臨境，北宋時期北部有與之對峙的遼、西夏、吐蕃，南宋時代淮河、秦嶺以北就是金國的版圖。這些國家（或部族）隨時都對宋王朝的立國搆成極大的危脅，研究這些敵對國家或部族的情况，知己知彼，爲朝廷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决策提供歷史的依據，就顯得很重要了。另外，宋王朝南、北部邊土還有大量的少數民族存在，對於宋王朝來講，這些化外民族時叛時服，也影響到國家政權的鞏固。廣西蠻儂智高的叛亂、湖南溪洞蠻的叛亂，在當時都曾經對中央朝廷産生了極大的震動，因此這些區域的安定與否直接關係中央王朝的統治，對這些地區的關注自然也成了當時的重心。時代的需求最終促進了宋代地理文獻的繁榮。

其次，宋代的地理文獻在表述的内容上較之前代有新的發展。宋代以前的地理文獻，其描述的重點在於行政區劃的變遷、地名的沿革、人口户數的增减、賦税數量的變化，也就是説記載的内容偏重於“地理”，而記載山川名勝、風俗民情、人物傳記方面的内容偏少。這一特色與其編纂宗旨是直接相關連的。宋代編纂的地理文獻，則有較大的變化，增加了更多的文化、歷史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地方志，還增加了名宦賢達事蹟、詩文辭賦、文獻目錄的記載，使方志真正成爲全面反映該地區歷史的著述，而地理文獻從前注重的反映區劃變遷、地名沿革的内容縮小爲較少的部分。這就賦予了地理文獻具有更多的文化層面的意義。另外，從修志的體例來看，志書有時也借鑒了傳統正史的撰寫方法，創設了紀、表、志、傳的體例，使之成爲一種能全面而又準確反映某一地區的區域歷史的史志文獻。(www.xing528.com)

第三，宋代地理文獻的撰修方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色，朝廷官方撰修與私家撰述同時並行。宋代的地理文獻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全國性的總志，記載宋時代全國的地理知識；一類是地方志，記載了某一地區的歷史地理知識。這兩類文獻的撰修呈現出一種較爲複雜的情形。以總志而言，北宋時代主要是由朝廷委官編修，而南宋時代則主要由私家撰修。北宋時代的幾種大型總志，像《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一類的總志，都是由朝廷委派官員完成的；北宋末、南宋時代所纂《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雖然也是全國性的總志，却均爲私人撰著。宋代的地方志一般則是由當地政府的長官主持纂修，具體擔任修書一職的則往往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仕宦、耆學之士。雖然從其組織形式來看仍然是一種地方官府行爲，但是這些參與修志的人大多學識淵博，熟悉地方掌故文獻，因而融入了較多的個人因素，反映在方志的内容方面往往是文獻與感知並重，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廣徵博引、考證詳密，比前代的地理文獻單一的表述方式就顯得更勝出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