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文史资料与口述史的差距及贡献

方兆麟

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于2004年5月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口述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作为天津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学术研究社团，不仅在开展口述史研究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对深入开展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也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学科，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学分支。它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口述史在中国的兴起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近年来很多大学和一些专门研究历史的机构都在开展口述史料的征集与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现代口述史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鲜明特点。口述史的现实性、开放性、群众性和民主性，给历史研究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周恩来同志于1959年提出搞文史资料时说过：把亲身经历留存下来，传之后代。从那时起，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到现在已经47年之久。从全国到地方积累了数十亿字珍贵的“三亲”史料。所谓“三亲”，就是当事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情况。在这点上与口述史所提倡的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及所见所闻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其一。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初期征集史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存史。现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也是把存史放在首位，在这点上与口述史所提出的以保存历史资料为主要目的要求也是相一致的，这是其二。文史资料工作是征集者与被征集者（或者说是采访者也被采访者）之间一问一答式的、有计划、有目的、在问答中互动的访谈。这与口述史的工作方法完全一样。在我从事二十多年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曾做过很多这样的采访，其中有知名人物、有名人后裔，也有普通百姓。在采访前以及整个过程中，要做很多准备，如了解被采访者的基本情况、所经历的事件和涉及人物的历史背景、采访中所涉及学科的基本知识等，只有这样才能征集到真实、有价值的史料。过去政协很多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老同志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全国各地政协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去征集史料的，几乎每一篇有价值的史料都是这样形成的。当然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采访中还要特别注意政策，否则会适得其反。除这点在口述史的田野调查方法中没有外，其他都完全一致。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口述史在采访中是采用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谈话内容，而文史资料则多是以笔录的方式记录谈话内容。之所以有这个区别，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科技还不发达所造成的，如果非把这个硬件差异作为一种区别未免有些牵强。在这个问题上，若干年前我与美国口述史专家威廉·莫斯先生交流时，他也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内容是否真实。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完全可以改变了，政协文史资料在征集中也开始使用录音、录像的方式了，这也是政协文史资料要借鉴口述史方式的原因，这是其三。政协文史资料曾制定过很多很具体的工作原则，如不拘长短、不拘完整、不拘题材的“三不拘”原则；不为亲者讳、不为长者讳、不为贤者讳的“三不讳”原则；尊重被征集者的观点、表述习惯，不溢美不贬损，客观记录的实事求是原则等等，这些也都与口述史所提倡的原则是相一致的，这是其四。文史资料作为当事人的“三亲”史料，是一种翔实、生动、有血有肉的史料，它对弥补档案、文献资料之不足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史料从过去不大为专家学者所重视，到现在在很多学术文章中被作为旁证资料大量引用，可以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点上，文史资料与口述史也完全是一致的，这是其五。两者在指导思想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就是文史资料和口述史所记录的不是帝王将相史，而是普通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及亲身感受，这是其六。除了以上几点外，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可以互相比较、借鉴之处。这里不一一细述。

一些专家学者在谈到文史资料时，注重强调口述史与文史资料的差异，认为二者不是同一回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我个人认为政协文史资料就是中国式的口述史。由于过去政协自己对文史资料工作宣传很不够，因此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政协文史资料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只知道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很有可读性，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此给很多人造成误解，不了解这些史料背后的故事，认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就像出版社，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是作者写了一些回忆录在政协文史资料刊物上发表而已，因此不是口述史。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且现在随着稿源的减少，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这也是文史资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也是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什么要创办口述史研究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创办口述史研究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政协文史资料作为当事人的“三亲”史料，是有较高历史价值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发现那些带有抢救性质的史料，如北洋军阀、国民党政要、工商实业家、遗老遗少等方面的“三亲”史料，如果那时没有去征集，就谈不上存史，对历史研究来说会是一大缺憾。所以政协文史资料部门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功德无量。政协征集这些史料不仅仅在为历史研究服务方面起到了作用，更重要的是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的实例是非常多的。如果说文史资料与口述史存在着区别，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但如果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二者又是相一致的。口述史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更注重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协文史资料缺乏规范性，按口述史的标准要求有一定差距。这是事实。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问题，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二者目的相同，关键在于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它的价值。口述史的学科标准是美国制订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已有的先进经验，建立我们自己的口述史标准呢？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国外的东西照搬过来，未必是科学的态度。从政协自身来讲，政协文史资料部门几十年来虽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理论研究，没能很好地归纳、总结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没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因此何去何从的问题成为困扰自身工作更好向前发展的一个问题。

前不久由上海当代研究所主办，举行了中国两岸三地首届口述史理论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们与各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仁进行了深入交流。我认为：今后中国口述史学的建立与发展，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仁不让。过去我认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单位成立了中华口述史学会，扬州大学建立了口述史研究基地，我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口述史学也搞得很不错，那么我们政协是否还能跻身于其中？这次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发现真正在做口述史研究，并且非常有成效的，在大陆就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这点上我们千万不能妄自菲薄。主要理由有4点：(www.xing528.com)

1.从全国到地方政协都有健全的、专门的组织机构，即文史资料委员会，而且已有47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积累了数十亿字的口述史资料。这是我们的优势，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家能与政协相比。中华口述史学会目前仍为尚未正式注册的二级学会；扬州大学的口述史基地也尚未正式开展工作；我国台湾口述史研究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家正式口述史研究机构，其口述史研究在近代史所中属附带性工作。

2.目前大陆范围内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以外的口述史研究非常缺乏规范性，缺乏史料价值的判断，很多成果是急功近利，抢卖点争市场，缺乏科学性、严肃性和严谨性，甚至违背历史真实，严重贻误后人。在这方面政协文史资料可以说是经得起考验的，不但有成熟的工作方法，也有严格的要求和一定的理论指导，而且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人大多有一定的史学研究功底。

3.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存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内容的丰富、广泛、翔实及其价值，是目前国内任何一家搞口述史研究的单位或个人所不能比拟的，这为政协成立口述史研究机构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

4.大陆和港、台地区目前有些比较好的口述史成果，大多为个人行为，与之相比，政协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组织优势。虽然一些媒体也在下功夫搞口述史料，如风凰卫视、阳光卫视、中央10套等，但由于从事采访的多是年轻的记者或主播，因此与政协的文史资料相比仍显肤浅，缺乏严谨性。

鉴于上述理由，我认为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大旗应由政协举起，这不仅有利于今后政协文史资料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口述史研究的发展。有人认为“口述史”是泊来品，政协还应该叫文史资料。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只是名称而已，而且多一块口述史的牌子更利于开展政协工作。口述史现在已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通行说法，在中国已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与世界接轨，更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增加一个名称，多增加一个民间学术社团，还有什么不好，只会更有利于政协文史资料的发展。

天津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创办口述史研究会，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拓展文史资料的功能与作用，使政协文史资料向学科化、群众化发展，在史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全国各级政协征集的史料已达数十亿字，加之政协有联系面广的优势，这为文史资料向口述史方面发展奠定了非常雄厚的基础；而口述史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研究方法等也为政协文史资料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为文史资料工作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文史资料与口述史的结合是“双赢”，只有二者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更大作用，才能为我国史学宝库提供更丰富的史料。

（作者系天津市政协学文委专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