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皇帝：鞑靼帝国最强悍的皇帝

从古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的旅游读物大概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了。据说这部作品是由马可·波罗口述、他的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记录而成。如果马可·波罗没有忽悠他的牢房伙伴的话，他极有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见到中国皇帝“龙颜”的西方人。他所见到的皇帝，不是别人，正是叱咤风云、横扫亚欧大陆的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对这位让无数被征服者心惊胆战的帝王的描述是这样的：

君临天下的王中之王名叫忽必烈大汗，他长得是这样的：他身材很好，不矮不高，正好适中。他的筋肉分布匀称，不胖也不瘦，每个部位都长得很好。他的脸是白色的，有些部分泛着玫瑰色的红光，看上去仪容非常和悦。他的眼睛又黑又漂亮，鼻子也很漂亮，不但长得好，而且在脸上的位置也很好。

《卡塔兰地图》中的忽必烈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这段描述乏善可陈。元世祖除了脸上有红光之外，在相貌上跟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笼统的描述，使得早期西方画家在画忽必烈时无所适从，因而也就将西方人的面孔安在了他身上。克里斯哥（Abraham Cresques）完成于1372年的《卡塔兰地图》（Atles català）上有一幅忽必烈的像。这位绘图家笔下的元世祖一头金发。他头顶皇冠，手持权杖，虽然无人侍立左右，但仍显出满满的王者之相。

《卡塔兰地图》上关于忽必烈的说明是：

鞑靼最强悍的皇帝名叫忽必烈，意思是大汗。这位皇帝比世上任何一个皇帝都富有。一共有12000名骑兵保护他，其中四位上尉每年住在宫中三个月。

此段说明来自《马可·波罗游记》。克里斯哥很可能于绘制地图的时候参考了早期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而现存最早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中的忽必烈形象也基本上跟《卡塔兰地图》中的一样，带着明显的西方人的特征。如1412年手抄本中的忽必烈有高挺的鼻子和卷曲的大胡子。

1412年《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插图，表现的是波罗一家三人觐见忽必烈时的情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忽必烈面容细部，可以看出他非常和悦

1525年《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插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而1525年手抄本中忽必烈的胡子虽然比较直，但他深陷的眼窝还是相当明显。

上面两部手抄本都描绘了忽必烈在宫中的情形，而早期印刷的地图中的忽必烈则常与帐篷相关联，这么做也许是考虑到了印刷地图的成本与技术，印帐篷总比印宫殿省事，且不占什么空间。当然，克里斯哥手绘帐篷的灵感也出自《马可·波罗游记》：

首先，他举行朝会的帐篷确实很大，容得下1000个骑兵。这个帐篷的大门朝着正南。帐篷里有个像门厅的地方，王公贵族可以待在那里。在西边，还有另一个帐篷与这个帐篷相连。大汗就住在那里，因为那儿也像他的私人住所。那个帐篷跟第一个帐篷连在一起，并且有一条从一个帐篷到另一个帐篷的通道，当他想和任何人说话时，他会让他进来。

1522年由罗伦茨·弗瑞斯（Lorenz Fries，约1490—1531）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托勒密地图册》（Claudii Ptolemaei）中的东亚地图右侧有一幅插画，画中忽必烈正坐在帐篷中。他头戴王冠，右手持宝剑，左手持权杖，脸上露出微笑。

此后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在1570年出版的《寰宇地图集》中收录了一幅《鞑靼或大汗帝国地图》，图中有若干帐篷散布在鞑靼各地，其中最大的一顶则属于忽必烈。

《托勒密地图册》中的忽必烈（原图为梯形）

《鞑靼或大汗帝国地图》局部。图中的拉丁文说明意为“大汗（在鞑靼语中，其含义为皇帝）为亚洲最高首领。”

奥特里乌斯的《寰宇地图集》初版时并没有单独收录中国地图，不过此书1584增订再版时中国地图就有了一席之地，此幅名为《中国新图》的地图是西方出版的最早的独幅中国地图。在《中国新图》的右侧空白处散布着一些帐篷，其中忽必烈的帐篷上面飘扬着三面旗帜，忽必烈端坐帐中，他的卫士则坐在帐篷门口。

除了忽必烈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元代君王形象在西方流传。

如果说西方文献中元代皇帝的形象是忽必烈的一统天下，那么明代则基本上是崇祯皇帝一人的舞台。虽然明代正德年间葡萄牙派药剂师皮列士（Tomé Pires，约1465—1524或1540）率使团访华，并且有学者认为皮列士在南京见到了明武宗，但武宗的形象并没有流传到西方。

崇祯之所以为西方所知，最大的功臣当数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他于165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了《鞑靼战纪》一书详细介绍了明朝覆灭的过程。关于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书中写道：

《中国新图》中的忽必烈与卫士

就这样，他们（指清军）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于1644年的一天黎明之前，从一座为他们打开的城门进入全中国的京城，没有受到长时间的抵抗，就连忠诚于皇帝的人也没有反抗。因为那些潜伏在城中的流寇制造了很大的骚乱，以至没有人知道该去抵抗谁。在一场巴比伦式的大混乱、大屠杀中，李自成胜利地穿过城市进入皇宫，他在那儿虽然遭到一些忠心的太监的抵抗，却等于没有受到抵抗就进入了那座著名的宫殿。最可叹的是敌人穿过第一道围墙和禁城时，皇帝还活着，还不知道京城已莫名其妙地陷落。因为掌握大权的叛变了的宦官害怕皇帝逃走，迟迟不肯提醒他处在危险中，也不告诉他京城已经陷落，直到他们认为皇帝不可能逃走时才告诉他。他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首先想要逃走，可是所有的出路都被堵塞，据传他留下一封血书，向他的后代控诉将军们的背信弃义和不忠诚，表明他可怜的老百姓是清白无罪的，向李自成要求，既然上天把王权交给了他，就应该惩罚那些不忠实的叛徒。他有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为了不让她落到坏人手里受侮辱，他要了一支宝剑，亲手斩了女儿，然后走进一个果园，用腰带在一棵李子树上上吊自杀。这个不幸的皇帝不光彩地死在一棵普通树下，这样结束了一个朝代，结束了一个长期繁荣富强的帝国和一个辉煌的皇朝。

《鞑靼战纪》1654年拉丁语初版时除了一张地图外，别无其他插图。但同年在阿姆斯特丹由出版商伯劳（Blaeu）出版的德译版中则有另外几幅插图，其中一幅描绘了崇祯一家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不过在插图中，公主是被鞑靼士兵杀死的，这跟书中的记述不符。

而1696年左右德国画家朗特（Hans Hinrich Rundt，约1660—约1750）所作的一幅画中，正确地还原了崇祯皇帝正举着短剑刺向自己女儿时的情景。

1654年德译本《鞑靼战纪》插图。崇祯在宫门外的树上自缢

《崇祯杀死女儿》，朗特绘，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也有描述崇祯自缢的一节，并配有插图：

1644年5月，当一个宫门被叛徒打开后，在外面包围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虽然忠于皇帝的人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城里一片混乱，已经无法控制。人人自顾不暇，任凭强盗宰割。

……

皇帝写完了血书后，恍恍惚惚地走到女儿的闺房，在那里杀死了她，以免她受到暴徒的玷污。他的女儿十七八岁，还是处女。皇帝然后横下一条心，不在这不幸的变故中苟活，他走到花园，用衣带将自己吊死在李树上。这就是崇祯皇帝的悲惨结局，他在位期间诸事不遂，最后大明的皇座丧失在他的手上。

《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的这幅插图后来又被其他画家用来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其中最出色的当属法国人裴瑞佛（Antoine Fran ois Prévost，1697—1763）编辑的《世界游记大观》（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第七卷（出版于1749年）中的一幅插图。此图将原来的横向图改成了纵向图，使得画面的焦点更集中。崇祯依旧在前景，但背景人物的动作幅度明显加大，加剧了紧张的气氛。

1654年伯劳出版的德译本中还有两幅有关崇祯的插图，一幅在书名页上，崇祯站在书名的左侧，手里拿着一把短剑，显然是指他用来杀死女儿的武器。

在另一幅插图中，崇祯坐在龙椅上。他头戴方帽、身着披风，胸前的补子上则绣着两个珍禽。

这幅崇祯的坐像流传很广，也被许多书籍和地图用各种方法加工使用。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中北直隶地图上的题花就是崇祯及其皇后的坐像。但由于此地图集的作者是卫匡国，出版商是伯劳，与《鞑靼战纪》德译本的出版团队是同一套人马，因此用崇祯坐像是顺理成章的事。

1665年《荷使初访中国报告》荷兰语初版插图。可见两位女性卧倒在地，崇祯则在一棵大树上自缢而亡。叛军正在杀戮，而宫中尚未逃脱的人则望着吊在树上的崇祯，惊恐万状

《世界游记大观》中的崇祯自缢插图

《鞑靼战纪》德译本书名页

《鞑靼战纪》德译本中崇祯坐像

《中国新图志》中《北直隶地图》题花

但同一年在伦敦出版的曾德昭《大中国志》英译本中所附的一张地图上的《中国国王像》显然是借用了《鞑靼战纪》中崇祯的坐像并将之改成了站像。

1660年德国学者斯皮哲尔（Gottlieb Spitzel，1639—1691）于莱顿出版了汉学名著《中国文献评论》（De Re Li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其书名页上也移植了崇祯的坐像，但抄袭的对象不是《鞑靼战纪》，而是《北直隶地图》，因为崇祯旁打华盖的仆从也一同被移植了过来。

1655年伦敦版曾德昭《大中国志》英译本所附地图中的《中国国王像》

而《北直隶地图》中崇祯夫妇相对而坐的形象后来又陆续出现在其他西方人所编写的著作中。如1667年德国人吉歇尔编写的《中国图说》拉丁文版，1683年出版的法国人马勒编写的《寰宇志》，1688年德国人哈佩尔（Eberhard Werner Happel，1647—1690）编写的《域外珍闻集》（Thesaurus exoticorum）以及1719年法国人夏特兰（Henri Abraham Chatelain，1684—1743）编写的《历史图集》（Atlas Historique）等。

除了崇祯皇帝外，南明的永历皇帝也许曾经在西方人的笔下亮相。比卫匡国仅大两岁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忠于南明王朝，他画的《中国地图集》中的《南京省地图》右侧有几个宫廷人物，并且标注了“皇上”两字。如果他描绘的是南明王朝宫廷内的情景的话，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人就很有可能是永历皇帝了。

《中国文献评论》书名页

吉歇尔《中国图说》拉丁文版插图

《寰宇志》中的崇祯夫妇插图，图中说明文字为“鞑靼入侵前之中国国王和王后”

《域外珍闻集》中的崇祯夫妇，图上的文字说明为“中国前朝皇帝”

《历史图集》中的崇祯夫妇像，图中文字说明为“中国鞑靼国王和王后的衣着”

西方人见到的第一位清朝皇帝是顺治。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使团到达北京，得到了觐见顺治的机会。纽豪夫在《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说：(www.xing528.com)

卜弥格《南京省地图》局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

这位非凡的君王就这样端坐了大约一刻 钟后，他跟所有侍从一起起来。大使们退下时，雅各布·德·凯泽观察到皇帝回望了 他们。他看到皇帝很年轻，肤色白皙，身材中等，身体匀称，衣服闪着金光。对于皇 帝没有跟大使们说话就让他们离开，我们感到很惊讶。但这不仅在中国人中，而且在 其他东方人中，都是一个习俗，即他们的国王和皇帝很少出现在自己臣民的面前，在 外国人面前则更少了。而且，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皇帝们都遵守这样的习俗，即从不 让陌生人看到自己，只让内臣看到，而且要端坐在御座上。

吉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提到了顺治，说他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Maffa），即“父亲”或“可敬的父亲”的意思，说明他对汤若望感情很深。吉歇尔也提到了康熙，说“皇位的继承人是一个14岁的男孩，曾经接受汤若望神父的教导”。《中国图说》中附了一幅《中国-鞑靼帝国至高无上之君王图》，但没有说明此图画的是顺治还是康熙，因此后代对这幅图的解释也有分歧。

哈佩尔认为是顺治皇帝，因此他在《域外珍闻集》中为《中国君王图》前厅中的人物作说明时，标上了“中国皇帝顺治”的字样。

《中国图说》1667年两个拉丁文版中的两幅略有差异的《中国君王图》

《域外珍闻集》中的顺治像

但也有学者、画家及出版商人把《中国君王图》中的人物当作康熙。如约1690年巴黎出版商郎洛（Nicolas Langlois，1640—1721）和诺林（Jean-Baptiste Nolin，1657—1708）分别印制过以《中国君王图》为蓝本的肖像，肖像下均有“康熙，东鞑靼皇帝顺治之子……”的说明文字。而博学的荷兰政治家魏岑在其1692年出版的《北鞑靼与东鞑靼》（Noord en Oost Tartarye）中附了一幅康熙的插图，图下的说明是：“在位的中国鞑靼皇帝康熙（亦称博格达汗）的肖像，于1679年在北京绘制，经外贝加尔和蒙古国寄给了本书的作者。”但这幅所谓的来自北京的图像极有可能也是根据《中国君王图》改绘的。

魏岑没有到过中国，当然无从见到康熙，他的受骗上当，也许情有可原。事实上，就在魏岑出版他的《北鞑靼与东鞑靼》的时候，有一些西方的传教士正服务于康熙的朝廷中，他们大都有机会跟康熙单独晤对，对康熙相当了解。法国传教士、“国王数学家”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甚至写了一本《中国皇帝的肖像》（初版于1697年），全方位地向欧洲介绍康熙。

诺林出版的康熙像

关于康熙的长相，白晋说：

这位君王现年44岁，已在位36年。他本人的资质足应拥有王位。他看起来很高大威严，腰肢匀称，脸部特征十足，眼睛炯炯有神，比一般的中国人要大；他的鼻子略有鹰钩，鼻尖稍圆；他的脸上留有出天花后的痘痕，但对显现出他具有个性的容颜毫无影响。

《北鞑靼与东鞑靼》书中的康熙像。注意其头部、手臂及腰部垂下的饰带

另一位“国王数学家”李明在其著作《中国近事报道》和书信里也多次赞美康熙，关于康熙的容貌，李明是这么说的：

他身材比普通人略高，比欧洲的美男子稍胖，但还未达到中国人希望达到的富态。他的脸很宽，有痘痕，前庭饱满，鼻子和眼睛比一般中国人小些，嘴很美，脸庞的下半部很耐看。虽然在脸上看不出君王之相，却能显现出足够的善良美德。他的举手投足，都有王者的风度。

《中国近事报道》法文初版第一卷扉页附有一幅康熙的肖像，画中的说明是：“中国与东鞑靼之皇帝，现年41岁，此画作于其32岁时。”

《中国近事报道》法文初版第一卷扉页

李明书中的康熙肖像一经刊出，几乎成了康熙的标准像。它不但出现在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a）第二版（1699年出版）的扉页，而且被法国作家杜赫德收入了他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年初版），而由于《中华帝国全志》是一本畅销书，康熙的肖像得以传遍欧洲。

康熙之后，欧洲人最为熟悉的中国皇帝便是乾隆了。在乾隆宫中服务的西方传教士中有不少艺术家，如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王致诚（1702—1768）、艾启蒙（Ignatius Sichelbart，1708—1780）、安得义（Jean-Damascène Sallusti，—1781）、潘廷章（Giuseppe Panzi，1734—1812）等。前四人曾经参与组画《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共16幅图，1765—1774）的绘制，这些图中时常出现乾隆的形象。这组绘画后来被送往法国制成铜版，因而为欧洲人所知。欧洲人除了想尽办法要得到原版原印外，还通过各种方法进行仿制印刷，如法国雕刻家埃尔芒就以较小的尺寸将原画稿仿刻出版，获利颇丰。

潘廷章虽然没有参与大型史诗级作品的绘制，但他因为给乾隆绘制了正面半身肖像而广为人知。此肖像的摹本曾被刊登在法国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 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c.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初版于1776年）首卷的扉页，欧洲一些陶瓷厂也根据此画创作了乾隆的瓷版画及瓷雕。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康熙像。注意图中左侧的科学仪器以及右侧的箭袋，康熙以热衷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及善于射箭闻名

原起稿者不明、埃尔芒仿刻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中《凯宴成功诸将士》图局部。乾隆坐在肩舆上

王致诚起稿、埃尔芒仿刻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中《平定回部献俘》图局部

《中国杂纂》扉页乾隆像。大图见本篇开篇页

《中国杂纂》扉页乾隆像的下面，还有四句法文诗：

不懈地普照关怀

我们所景仰的政府

宇宙中最伟大的君主

也是帝国中最好的学者

《中国杂纂》丛书收录的都是欧洲传教士发自中国的书信和文章，从这首诗中可见乾隆在当时居华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种评价到了乾隆的晚年仍有人呼应。曾随英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团于1793年访华的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就说：“老皇帝很少观赏这种娱乐节目，就像他告诉马戛尔尼勋爵的那样。事实也是，考虑到本朝统治的方方面面，这个帝国的辽阔疆域和几乎数不清的子民，他一定是朝惕夕虑，日夜操劳；而过去的四个君王也一定耗费了他们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才干，以保证取得超越前朝历代的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他善良爱民，就像在所有面对臣民的场合所显示的那样。他在灾荒时期减免赋税，救济饥民，同时对他的敌人睚眦必报，残酷无情。”对于乾隆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他也是赞誉有加：“83岁的乾隆毫无一丝龙钟老态，有着一个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60岁之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锐利，鼻子鹰钩，即使在如此高龄，面色仍相当红润。我估计他身髙约5英尺9寸，腰板极其挺拔。虽然83岁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强壮，但不难看出他曾经有过一副强壮的体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劳都没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满族鞑靼人一样，他热爱狩猎，从不错过每年夏季举行的操练。他有射箭能手的美名，只稍逊于祖父康熙，后者在其遗书中夸耀说，他可以拉开150磅的硬弓。”同团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印象。

马戛尔尼使团本来配有专业的画家亚历山大来记录重要场合的活动，但使团从北京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时，他却被要求留在北京待命。直到大队人马回京，他才在众人的口述声中“还原”了使团的一些活动。

在大幄外等待乾隆。亚历山大绘。大英图书馆藏。大图见本篇开篇页背面上图

乾隆在接见英国使团时，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香囊送给使团正使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40多年后，小斯当东在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亚历山大绘，大英图书馆藏

英国使团返国后，亚历山大不但为使团其他成员出版的回忆录配了插图，自己也出版了几本画册。这些书中不乏乾隆的身影。

乾隆坐像之一。此像出现在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年出版）第一卷扉页。亚历山大绘，大英图书馆藏

乾隆坐像之二。此像出现在亚历山大著《图说中国服饰礼仪》（1814年出版）中

亚历山大为《图说中国服饰礼仪》中的乾隆像写了一段说明：

乾隆是鞑靼王朝的第四位皇帝，目前统治着中国。所附的图片画于他83岁时，但看上去却像个精神矍铄、朝气蓬勃的60岁男子。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积极开展公共事务以及在鞑靼的野生地区进行激烈的狩猎和射击，他对上述活动充满了热情。他总是在凌晨两三点开始处理公共事务，并且无论寒冬酷暑，在凌晨接见外国大使，他通常在日落时睡觉。他将自己健康而有活力的身体主要归因于早起早睡的习惯。

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目的是想要说服乾隆，同意英国跟中国进行直接交易，但乾隆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使团并没有完成使命，使团成员理应对乾隆表示不满才是；但这些成员在回忆录中或多或少地赞美了乾隆，这跟乾隆的个人魅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就在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出发，乘船驶向中国的1792年，英国诗人约翰·沃尔科特（John Wolcot，1738—1819）化名彼得·品达（Peter Pindar）出版了长篇组诗《乾隆颂》。在给乾隆的献词中，沃尔科特讽刺了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不通诗文，赞美了乾隆《盛京赋》以及《三清茶》诗。沃尔科特接着写道：

当马戛尔尼勋爵跟他杰出的随从即将与您开展贸易，涉及各种锡、毛毯、羊毛等商品，以互惠于两个王国，为什么伟大的乾隆和同样著名的彼得·品达之间不可能进行文学贸易呢？ 您是有韵律的人，——我也是。您是样样精通的非凡的天才，——我也是。您钟情于文艺女神，——我也是。您热爱新奇。——我也是。

上面的这些排比句虽然语含诙谐，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截至18世纪末，西方人对乾隆的印象，不仅有武功、政绩，而且还有文才。也许欧洲人从传到西方的几篇诗赋中了解到乾隆会写诗的事实，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若以数量来论，乾隆可能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高产的诗人。因而约翰·沃尔科特若真的跟乾隆进行“文学贸易”，恐怕不到10个回合，就会败下阵来。

附录 王致诚稿，埃尔芒刻《帝鉴图说》

1788年，埃尔芒在巴黎出版了一本画册，名为《中国历代皇帝纪事》（Faits Memorables Des Empereurs de La Chine,Tires Des Annales Chinoises）。因原图画稿为王致诚所作，体例仿照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因此书名也被翻译成《帝鉴图说》。此书共有24幅插图，并附有24则说明。以下刊出其中6幅插图并加注标题，俾读者窥豹于一斑。原说明文字则略去不录。

谏鼓谤木

桑林祷雨

妲己害政

革囊射天

脯林酒池

夜分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