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兰山虽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文化上有着古贤名宦辈出的辉煌，然而明清时期，兰山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落后的情况。“山东十府，惟沂最贫”，乾隆《沂州府志》中的这一评述，是明清乃至近代兰山经济发展最为客观真实的概括。究其停滞、落后原因，自然地理条件、本地人情风俗以及天灾人祸频繁是阻滞兰山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土壤条件是阻滞兰山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农耕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劳作方式，农业种植尤其仰赖自然气候条件和地理土壤条件。明清时期，兰山所辖县乡地处温带，气候和煦，兼具大陆性、海洋性气候特征，农业种植的气候条件原本得天独厚。然而县境位于蒙山山脉南端，沂河、沭河、涑河、祊河等多条河流穿境而过，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很少，加之土层稀薄，土质多砂碛、少肥力，因而农作物种类虽多，产量却不高，除却五谷之外，绝少特别突出的地方特产。而砂质土壤造成水利工程修建的难度增加，更加恶化了本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府志记载本地“土多砂碛，（水利）随筑随塌，苦于水者久矣”，既不能实现灌溉目的，又容易发生水患。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农业生产仅能够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遇到寒冻旱涝等自然灾害，往往引发饥馑，导致本地区经济发展停滞、落后。
兰山地区的风俗习惯是阻滞发展的主观内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宜大力发展农业的地区纷纷弃农经商，从而扭转了当地经济发展落后的历史传统。然而，兰山地区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商业勃兴。乾隆《沂州府志》记载，本地“地广而民聚，俗敦礼让，好名誉，犹有古风。虽功名人物不逮汉晋，而风气之厚、人情之朴未改也”。而在乾隆《兖州府志》中则更为客观地说沂州“地多矿冶，揭竿鼓铸之奸，时时啸聚，为有司忧”。由此可见，兰山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有着浓厚的传统礼教意识，虽然土地贫瘠，地之所产不敷口食，但乡俗依旧重农轻商，即人们宁事田耜，不做工商，鲜有弃农经商意识。府志载本地还有两大风俗习惯，一为饮酒，二为信神。人们“少有获利，则称觞酌酒、烹羊炰羔”，获得的利润不是用来扩大生产，而是大吃大喝、以饮酒为乐，这显然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于信奉鬼神的习俗，更让当时的官府头疼不已。人们生病时不去看病抓药，而是求诸鬼神，请巫师作法，“一宵之费至竭数日之食”。殡丧风俗中也多请僧道做法，优伶杂沓。经商需要营盈逐利、计买算出，为了谋求更多利润甚至需要背井离乡、远赴他地，而不同于晋商、徽商携镪贾贩、往来奔波，也不同于江浙一带勤勉于手工业，明清时期的兰山地区居民更习惯安于现状、安土重迁，既得温饱，不复他求。
地利、人和已然没有优势，自然灾害和战火流贼的频频荼毒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是严重阻滞兰山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兰山所处的沂州境内多山少田，土层稀薄，土质多砂，一旦降水不济，很容易发生旱灾，导致农业歉收。虽然境内有多条河流蜿蜒经过，但是由于河床堤岸皆多砂碛，难以固土蓄水，旱时河流易涸；而一旦降水多于往时，又特别容易积水冲决，导致涝灾。另外，蝗虫过境导致的虫灾亦频频发生，蝗虫所犯之处，草木不存，同样给本地赖以生计的农业生产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单就方志中所载明代兰山（沂州）一地的旱涝灾事，条条历历，触目惊心：
洪武十九年，饥。
洪武二十四五年，饥。
永乐十三年，饥。
永乐十八年，大饥。
成化十七年，沂州大饥馑，人相食。
成化十八年，大水。
成化二十一年春至秋不雨，蝗灾，人相食。
弘治五年，沂州蝗，大旱，饥，人相食。
弘治六年春，大旱。
正德三年，大旱，人相食。
嘉靖十五年秋，沂、郯大水。
嘉靖十七年，春不雨，夏淫雨，无麦禾。
嘉靖二十三年春，沂州、费县大水。(www.xing528.com)
嘉靖二十四年，春，沂州陨霜杀禾，夏旱，蝗灾，四月雨雹。
嘉靖三十三年，沂州、郯城、费县、莒州、蒙阴大饥，人相食。
万历二年秋七月，沂州、费县、郯城大风雨，饥。
万历六年冬十一月，大雨雪，人畜多死。
万历二十一年夏，淫雨，沂州、莒州、费县、蒙阴、日照饥。
万历二十二年，大饥。
万历三十一年秋，沂州大水，饥。
万历三十六年春夏，沂州、莒州大旱，秋大水，冬十月，沂州地震。
万历四十四年，大饥，人相食。
天启七年夏六月，沭水涨，沂州、郯城等县灾。
崇祯五年春，沂州旱。
崇祯十二年，大旱，饥。
崇祯十三年，蝗，大旱，饥，人相食。
“灾害后果比较严重的是多灾并发和链发。常见的灾害并发是水旱并发、水旱蝗并发、风雹并发、霜雹并发、霜蝗并发、霜旱并发、蝗灾虫灾并发、虫水灾并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出现多灾并发和链发的情况，往往造成农作物严重减产乃至绝收，民饥流亡。”[3]令人痛心的是，志书中所记录的沂州、兰山的自然灾害往往属于多灾并发和链发的情况，这种情况甚至连续多年发生，乃至数次出现“人相食”的惨剧。
清代志书中对于兰山地区旱、水、雨、雪、雹、霜以及蝗虫等自然灾害的记录条目众多，更加清晰翔实。这些自然灾害虽然通常持续时间不会太久、影响范围相对不广，然而灾情过境，往往直接导致田野荒芜、农作物歉收、饥民流离失所，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
除了自然灾害，战事兵祸、流贼过境以及本地盗寇也对本地经济发展造成程度不一的破坏，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甚或一度中断。无论何时，战争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日常生活造成最为直接也是相当严重的破坏。明初及明末清初战事频繁，兰山所处之地数次成为主战场，战火蔓延导致县城毁坏、土地荒芜、人丁骤减、百姓流离失所，麦禾无所收，仓储无余粮。明代正德六年（1511），霸州刘六、刘七起义军数万人数次攻破沂州；万历四十三年（1615），“沂州人刘好问聚众劫掠，兖东道沈珣灭之”；天启二年（1622），巨野徐鸿儒民变；崇祯十四年（1641），兖州“土寇”史二、姚三等率众十万起义，沂州是主战场；顺治元年（1644），山东各地义军蜂起，清政府派兵镇压，战后“州县无主”，土地荒废，并引发大瘟疫，“人畜死者甚众”；顺治八年（1651），沂州西山贼王肖武起义。志书中所称“贼”“寇”“流贼”，有些是占山据湖、抢劫掠夺的强盗，但多数是对那些不堪忍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农民起义者的蔑称。起义者攻城破地，官府对其缉捕镇压，在双方角逐较量过程中，百姓依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从而使本地区经济一次次遭受比自然灾害更加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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