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统治下的北方统一

契丹民族是帝国的创建主体，作为民族统帅的耶律阿保机要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帝国的统治范围内，还有大量归附的汉族人。这些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着先进农耕技术的居民，无疑成了国家最主要的税收对象。如何激发这些人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自己的南征北战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成为耶律阿保机必须重视的问题。

但是，契丹民族和汉族之间，无论是生计方式还是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契丹人过惯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认为应该把汉人的耕地统统改为草场；汉人也实在看不惯契丹人没有纲常伦理，舅舅竟然可以娶外甥女的习俗。因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这位契丹帝国的开国之君，是要做一个单纯的民族领袖，还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帝国皇帝。

阿保机作为一代开国之君，确实有着卓越的胆识和开阔的胸襟，他在自己的帝国内，本着“因俗而治，得其宜”的原则管辖着各民族。阿保机的这种统治理念，被他的接替者继承，如耶律德光在得到燕云地区之后，建立了两套统治机构、两套办公衙署，即北、南面官。“（北面）以国制治契丹，（南面）以汉制待汉人。”后来，随着契丹帝国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北、南官制有了更加具体的职责范围，即《辽史·百官志》所说的“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就是说北面官专司管理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主管契丹军政；南面官则主管契丹民政。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似乎北、南面官是将帝国分成北、南两个区域，对契丹人和汉人分开进行管理的意思。其实不然，当时契丹帝国的统治者将其命名为北、南面官，是因为“辽俗东向而尚左”。具体地说，就是在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中，契丹人认为太阳升起的东方是最高贵神圣的，因此帝国皇帝的宫帐皆坐西朝东。各个官署就分列于宫帐的左、右两侧。与此同时，契丹人又认为左为尊，因此，“以国制治契丹”的官署被安排在了宫帐左侧，即宫帐的北面；那么，“以汉制待汉人”的官署自然就列在了宫帐右侧，即南面。两套官署位于辽帝宫帐的北、南两侧，是北、南官制得名的真正原因。(www.xing528.com)

聪明的契丹人，在官署设置这个问题上，回避了民族的差异和分布地域的不同。这样做，就使其统治区内的民族容易产生对契丹帝国这个统一体的认同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认同感，才使燕云地区的汉族民众，在完颜阿骨打与北宋联合伐辽时，坚决地同契丹民族站在了一起。

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起到了民族融合的作用。在其之前，虽然秦皇、汉武创造了我国的鼎盛时代，但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思想只是“蕃汉对等，保卫汉地”，仅限于“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唐朝以“兼包蕃汉，一视同仁”为指导思想，推行了“羁縻府州”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府、州，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节度使实行自治，是民族政策的一大进步。但唐朝这种一反秦汉传统的政策，实践得并不好，最终导致后来的“安史之乱”。契丹帝国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蕃”所建立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蕃汉观念，而是把汉族当成与自己平等的民族，设置了北、南官制这套适应实际情况的统治政策，为后来的金、元、清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和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可以说，契丹帝国是历史上一条边缘清晰的分界线。契丹之前，北方草原与中原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裂痕。从战国争雄开始到五代十国，一个处理不好，就可能有一片土地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而契丹之后，中国版图越来越密合无隙。近一千年再没出现过较大的、时间较长的分裂，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契丹帝国堪称我国最早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