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初步开展五反运动

“大跃进”中采取以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各种经营管理制度造成极大冲击。1961年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实施，一系列宽松的经济政策措施得到落实，这些措施在增强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使经济管理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如原材料和劳动力浪费、产品和工程质量低劣、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严重、滥用国家资财、投机倒把等问题。为了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好转，健全制度，改进思想工作作风，中央于1963年3月1日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文教部门中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新“五反”运动。^[1]中央力图通过“五反”运动，解决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河北省委部署，天津城市地区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五反”运动广泛开展起来。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决定市区党政机关分两批先行开展运动，市委、市人委机关，市级政法部门和市级群众团体作为第一批，各区局领导机关作为第二批。^[2]党政机关的“五反”运动分为“前三反”（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后双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整改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学习动员和领导干部“洗澡”^[3]检查。首先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学习文件，领会“五反”运动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组织干部群众对领导干部进行“鸣放”^[4]，主要揭发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接着由各级干部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从主要负责同志开始，然后中层干部，最后是一般干部。这一阶段的目的是通过“鸣放”和检查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组织群众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查证、定案和处理。对前一阶段群众揭发出来的涉及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问题进行系统整理，发动群众“查上当，放包袱”，即“查找自己上资产阶级当和受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放下一般经济问题的包袱”，要求有公私不分、虚报冒领、乱摸乱拿和偶尔参加黑市活动等边沿性问题的人通过自我批评放下包袱，积极投入到运动当中。在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揭发提供线索的同时，向有问题的人反复交代政策，号召他们坦白交代。初步掌握线索后，抽调部分干部组成专案小组，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进行“三清三查”（清账、清物、清仓库，查漏洞、查原因、查去向）工作。市委要求，在案件处理中要贯彻“三允许”的原则，即允许申辩、允许补充交待、允许拿出证据推翻原案。第三阶段为整改阶段，对群众的意见和查找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改进领导作风，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

第一批“五反”运动的单位包括市委、市人委等50个单位，共7000余名干部。1963年3月18日，市委召开市级机关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动员会，各单位开始进行运动的准备工作。4月17日，市委召开第一批“五反”单位党员干部大会，运动正式开始。各区、局领导机关的“五反”运动从1963年4月中旬开始准备，5月初正式开始。市委认为，“这场斗争是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前途，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5]，要求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把问题揭深批透。7月15日至31日，市委连续召开了8次常委（扩大）会议，集中向市委书记处提批评意见，市委书记处的同志们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区、局主要领导干部也从运动一开始就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暴露问题接受群众监督。郊区、县机关“五反”从1964年2月开始，由于农村地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还有繁重的生产或抗灾任务，这些单位的“五反”运动主要是在县、部、局科长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前三反”。

市区党政机关的“五反”运动于1964年初陆续结束，各单位都对运动进行了总结，提出整改措施，主要涉及加强集体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整顿财务管理、加强机关党团工作等方面。1964年3月，市委发出《关于市、区机关革命化的几项具体措施》，对全市机关“五反”进行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的复查补课。(www.xing528.com)

“五反”运动在市、区领导机关进行过程中，根据党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市委在全市干部、群众中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7月29日，市委发布《关于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没有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在下半年内，分期分批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广大干部群众“认清当前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划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界限，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会后，各单位、各系统按市委要求分别举办了培训班，组织各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学习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以及市委印发的《社会主义教育报告提纲》，研究讨论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步骤。各单位领导干部接受培训后，分别向本单位干部群众进行宣讲，组织群众讨论。在此基础上，各单位组织职工开展写“四史”（厂史、店史、家史、个人翻身史）活动，对职工进行阶级教育。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两个十条”）同时下发全国，要求在全体干部群众中宣讲。从12月下旬开始，天津市宣讲工作全面展开。市委主要领导和各部委领导分别到工厂、农村、商店和学校中，直接向群众宣讲。由各单位和大学师生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市区街道、郊区社队和学校进行宣讲。

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五反”运动，对改进干部作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运动中出现了很多偏差。有些单位为了“深挖问题”，采取扣留、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严重违法乱纪的手段，造成冤案错案；很多一般性的矛盾纠纷问题被上升为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关人员作为“阶级敌人”受到处理。运动在基层全面展开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