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提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概念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出发，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并且明确了构建和谐社会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二是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三是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四是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五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这样，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表明经过56年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更加注重治国安邦。

“和谐”是古今中外政治家追求的理想社会境界。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和谐就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和”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古代，“和”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方面，用以描述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谐”，有协调、融洽的含义。和谐被人们视为“天地秩序”和“万物法则”，产生过孔子的“和为贵”、荀子的“和则一，一则多力”、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的“兼相爱”等一批社会和谐思想。但无论是道家的“天地合一”、儒家的“仁义至上”，还是佛家的“慈悲精神”，都反映了社会和谐共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2500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据儒家经典记载，“小康社会”最初是指一种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的影响。

西方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中，和谐也始终被看作是重要的内容。从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提出到笛卡尔“社会和谐哲学”的创立，从帕森斯“社会均衡论”的形成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和谐”美好蓝图的勾画，都蕴含了丰富的和谐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人们追求社会理想的历史。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看，一部社会进程史，就是一部对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奋斗史。在原始社会，人们依赖原始部落集群而居、集体劳作，实现生产物品的公平分配，维系了社会的原始和谐。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过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历史时期，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旧的“和谐”不断被打破，并通过革命或变革，新的社会和谐制度不断建立。人类社会就是在“和谐－不和谐－新的和谐”的动态过程中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经过长期孜孜不倦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地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五项任务之一，可以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期的需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之精粹，在对执政建国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所达到的一种认识飞跃。不难看出，它既是对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更是适应我国社会深刻变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的创新。这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时代要求和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提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谐，是多种不同事物共生共荣的一种状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正视和面对多样化的世界，使之和平相处、和谐发展；就是要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以理顺关系，化解矛盾。1957年，毛泽东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先后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所应关注的“重点”和“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历史证明，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哲学思考。我们今天重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和谐社会”，绝对不是“无矛盾社会”。相反，它的前提就是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可以认为，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关键是提高正确处理和解决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提高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必须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当前我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人民内部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如社会差别问题、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问题、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民族宗教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一些相互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存在许多不安定、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因此，党不能陶醉于过去为人民所谋利益的成绩之中，眼睛要牢牢盯住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想方设法引导好并满足好这种需要。不能把人民群众需要的“日益增长”仅仅看作是量的扩张，而应更加重视内容上的丰富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这种需要的日益增长，从生存到享受再到发展，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而且包括文化的、政治的、生态的等各种需要。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和谐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集中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结果，是取得人民认可、支持、拥护的基础。(www.xing528.com)

二、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毛泽东同志除了着重阐述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以及解决办法之外，还论及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强调从分配上处理好利益矛盾，主张要从经济利益上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分析，加以协调。因此，执政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横向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与他党、非党的矛盾；党内矛盾；地方之间、企业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非公有经济经营者内部的矛盾；市场经济的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销售者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非公有制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等等。纵向的有：执政党、政府同人民之间的矛盾；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企业、地方单位）、个人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表现出来。当前，人民内部不同社会成员在个体利益、群体利益之间，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暂时利益与根本利益之间存在复杂紧张的矛盾。利益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子，利益矛盾是其他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致各类矛盾发展的主导性矛盾。受相对滞后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不断提高并趋向多样化的群众物质文化利益要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利益矛盾关系愈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关系、协调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的难度愈是加大。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革来解决。当前，需要探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要用经济方法处理得失矛盾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得失矛盾的思想。得失矛盾就是利益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主要要用经济的方法来解决。运用经济方法，“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解决人民内部得失矛盾的主要方法。

三、切实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促使公平与效率动态平衡

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环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公平和正义。公平、公正、正义有着相近的含义，从古至今它们表达着人民对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的期望，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定势。“等贵贱，均贫富”虽然具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但它毕竟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建立公平合理的理想社会的愿望和追求。西方古代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公正即和谐”的理念；西方近代思想家康德认为“如果没有了正义和公道，人生在世就不会有任何价值”；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全新的哲学思维批判继承了历史上一切关于公平和正义的价值主张，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崭新的平等观，把人类公平正义的彻底实现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统一起来。应当承认，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公现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社会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而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集中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改变，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反映收入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高居不下。与此同时，社会缺失诚信，公民在法律面前还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人身依附和特权依然存在，某些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这些都是与社会和谐不相称的，需要加以解决。

效率与公平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这个国家公平，到另一个国家就可能不公平；在这个时期公平，到另一个时期可能就不公平。每一个阶段都有突出问题，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一定的收入差别是实现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为了追求效率不得不牺牲一些公平，但到一定程度，又要回过头来兼顾公平，过分不公终将损害效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也是可以协调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双重任务，既提高经济效率，又保障社会公平。不能把效率与公平只是狭义地看作是一对有关分配的经济范畴。效率是经济的，又不仅仅是经济的，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一个社会整体效益和持续发展问题，这就离不开公平。公平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否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和政府为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历史进程，我们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孜孜以求效率与公平的双向互动力以求达到动态平衡。胡锦涛同志指出，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他还强调，在促进发展的同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这“四个公平”是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新概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要求，有助于统一全党全社会对公平和正义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找准落实公平和正义原则的切入点。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正确处理和解决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只有这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