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和谐社会构建

“和” 在孔子的学说中具有方法论与价值取向的意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他试图通过和平的、调和的方式，最终达致一种和谐；而从价值取向来看，孔子的全部道德理论，都是为了追求最终的和谐。概述之，其贵德重礼所追求的是群体的和谐；强调 “修己” “修身” 追求的是人格的和谐；强调 “天人合一” 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 “仇必和而解” 追求的是天下的和谐。

从人道观的视角审视孔子 “和而不同” 的思想内容，我们会发现，按照 “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路，展开 “家庭和谐、政和国治、协和万邦” 三个部分，本章仅就孔子 “和而不同” 思想在以德治国方略上的体现作一分析阐述。

孔子试图建立的和谐社会显然属于 “伦理和谐的社会”，也即实现君臣、父子为伦理主轴的社会各等级之间有序——和谐共处的社会。那么，这种 “和” 与孔子理论的核心——仁礼学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这样的和谐社会是通过何种政治路径来达到呢？其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又是如何调整的呢？

孔子希望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从修己做起，克己、忠恕，以无差别的“仁”，推己及人；亲亲、尊尊，以有差别的 “礼” 使等级的不同达到“和”，也就是建立仁爱和谐、等级有序的理想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将孔子的 “和而不同” 放在其德治思想体系中去理解。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民利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社会的统治者通常都是道德的先觉者。他们靠自己对社会之路的领悟，靠仁爱和利民众的行动，靠对于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众之心，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德治是要建立一种差异性的秩序，差异在同与不同之间，它不会走向绝对的同，也不会走向绝对的不同，而是追求同与不同之间的一种“和” 的状态。“和而不同” 的思想是解决各种存在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选择，是要求使现实的社会关系秩序化、合理化的价值理想。德治理想的模式是以中庸的施政方法妥善地调整君、臣、士、民等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以期达到最可贵的和谐社会。笔者归纳如下：(www.xing528.com)

对于治者，孔子主张身国共治，内圣外王，仁政德治。“政者正也”（《颜渊》） 要求统治者从修己开始，在道德上作出表率。德治思想是内发的政治思想，治者不是站在权力上限制什么，而是推己及人、“风行草偃” （《颜渊》）。以治者的内在之德去融合彼此关系，用宽厚的态度和仁爱的心肠去治理，孔子始终反对用严刑峻法和杀戮手段对待人民，主张德主刑辅以达到 “使无讼” （《颜渊》） 的状态。同时孔子还强调中央集权，君主至上，主张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季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颜渊》），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先进》）。中央集权观念的发展和强化，使秦以后国家一统的政治格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同时德治思想过多地寄希望于治者 （特别是最高统治者） 的道德自觉上，此外没有任何制约力量，因此历史上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德治思想最大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对被治者的政策方面，孔子主张 “庶民、富民、教民” （《子路》），“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公冶长》），反对治者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认为应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学而》），只有富民才能足君。先富后教的治道更是德治思想的伟大之处，基于 “性相近，习相远” （《阳货》） 的认识，孔子提出了 “有教无类” （《卫灵公》） 的开创性教育思想，用道德去教化百姓，使每个人成为有道德觉悟的人，又用 “礼” 去约束每个人，使其自觉地遵守正当的行为规范。“德治” 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人心的向背是孔子极为重视的问题。当然民本思想不同于民权思想，它是讲君主国家以民为根本，君主应施仁政于民，给人民以雨露。民权则是人民作国家主人，人民解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奢望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因此，可以说作为孔子德治思想基本特征之一的民本观，是我国古代思想中最有人民性的精华。

对于士阶层，孔子主张 “举贤才” （《子路》），子夏说，以 “学而优则仕” （《子张》） 的方式，通过教育来培养实施德治的宰辅人才，贤才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主张知人善任，“举直错诸枉” （《为政》）。孔子 “举贤才” 的思想开古代任人唯贤之先河，打开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间的障壁。其 “学而优则仕” 的主张更成为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理论依据，这比亲亲而仕、世卿世禄、不学而仕、代代为官的做法不知要进步多少倍。

过去一些年，国内关于孔子的德治研究普遍认为，德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巩固其统治。而笔者认为，孔子德治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建立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公冶长》）“近者悦，远者来” （《子路》） 的和谐社会。当然，在孔子那里，这些还只是作为政治志向陈述的。像这种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又使他们产生高度的精神信任感与归宿感的政治，在他看来才是社会政治应追求的和谐状态。所以孔子把它看得特别崇高与神圣。在两千多年前，德治的政治理念具有极大的超前性，它包含着对于无道政治的批判，以及对于民意的同情与尊重，虽然不是今天的民主思想，却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的朴素的 “民本意识”。一方面，它有以道德教化代替部分宗教劝老百姓向善的作用；另一方面，道德价值标尺清晰地照映出历代统治者治国政策方略的得失优劣，也警示了一些明君善待百姓、以德服民，而青史留名。

“和而不同” 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智慧，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辩证法。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稳定政治秩序、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同化力的巨大作用。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孔子创始的儒学诞生在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因而不能不带有某些局限性。尚和的精神固然有益于社会和谐与民族的融合，但也有易于导致乡愿式的苟安心理，缺乏 “为真理而求真理” 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