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研究的成果

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是继吴派尊崇汉代古文学家贾、服《左传》旧注的学术大背景下，在广泛辑佚的基础上力图恢复贾、服《左传》旧貌并引申和疏通其说的力作。“凡《春秋》与《周礼》表里，《左传》与《国语》《公》《谷》异同，贾、服两家与经传子史符合者，一一溯其原委，自天文、五行……莫不条分缕析，疏通证明。”^[2]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所作的目的在其给沈钦韩的信件中说得明白：“文淇检阅韦昭《国语》注，其为杜氏所袭取者，正复不少。夫韦氏之注，除自出己意者，余皆贾、服、郑唐旧说，杜氏掩取赃证颇多。窃不自量，思为《左氏》疏证。”^[3]该书材料搜罗宏富，与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不同，李氏仅搜集贾、服二人《左传》旧注，并只对贾、服的旧注作疏证；刘氏所搜集的贾、服材料不仅比李氏多，还包括刘歆、郑玄、许慎、杜林等汉人旧注，而且对于没有贾、服旧注的《左传》内容，若是认为有必要疏证，也广泛搜集古代文献中的汉魏旧注加以训释。所以，刘氏的很多“疏证”是在没有汉魏旧注的情况下直接对传文作的注释。

另外，清代学者对《左传》经传文字的校勘成就也很丰硕，据统计，各类以专书形式留下来的成果至少有十七部。从总体的校勘成果来看，乾嘉时期的有关学者校勘成果最精良，如经文校勘的主要学者和成果有段玉裁的《春秋左氏古经》、赵坦的《春秋异文笺》、侯康的《春秋古经说》；《左传》文字校勘与考证的主要学者和成果有王引之的《左传述闻》、李富孙的《春秋左传异文释》、齐召南的《春秋左传注疏考证》、卢文弨的《春秋左传注疏校正》、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左传校勘记》、于鬯的《香草校春秋左传》、俞樾的《群经平议》之《左传平议》等。上述学者的成果不仅校勘质量高，而且校勘以考证性理校为主，所以校勘结论切实可信，正如阮元评价王引之父子的校勘成果那样，“……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4]

晚清公羊学大兴，由今文学派刘逢禄、康有为等所挑起的《左传》刘歆伪作说轰动朝野，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反对者的激烈辨争。刘师培、章太炎等通过大量史料和考证基本上否定了《左传》刘歆伪作的观点，但对于《左传》的具体成书年代、作者以及成书的经过等学术难题仍旧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www.xing528.com)

另外，还有几部专门研究《左传》自身大义的学术专著，主要集中在清朝初期，这点正与学术思潮转换时期相吻合，而且有关大学者的成果更是难以见到。据《续修四库全书》所著录的主要学者及其作品主要有清初魏禧的《左传经世钞》，顺治时期周大璋的《左传翼》，康熙时期朱元英的《左传拾遗》以及宋在诗的《说左》，乾嘉时代赵青藜的《读左管窥》。该类著作以《左传》内容为主，借鉴《公》《谷》以及其他学者的议论，并把《左传》中的有关事件与历史上同类史料相比附，来阐发著者个人的褒贬议论，有引古筹今的经世意图。总体来看，此类著作考证少，空谈多，因此，在清代以考据学为特色的众多《左传》学成果中地位并不重要。

总之，清代发达的考据学使《左传》文本的校勘和考证、杜注孔疏的纠驳及其源头的探索、汉魏旧注的辑佚以及对《左传》汉魏旧注新疏的重建等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乾嘉考据学派的成熟是在清初学界规避义理阐发的学术环境中过渡发展起来的，“通经致用”的观念淡薄，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治学成为学界治学的终极目的，因此使本来以阐发经国治民大义为长的《春秋》和《左传》学研究，在清代《左传》学各类学术成果中难得展现出汉代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治学精神。即使是在力图恢复汉代《左传》旧注以及以汉人旧注为基础所重建的《左传》旧注新疏的著作中，清代学者自己所发挥的义理成分也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