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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标的运用与全面文化阐释:青年美术理论家作品集

时间:2023-09-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毫无疑问,利用新指标进行研究,极大地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历史观和社会观成为真正的全面的文化阐释。另外,不同生产方式在共存阶段会向历史辩证地开放,所以文本作为文化制品,必然产生于不同生产方式的冲击之中。他认为文化革命意味着社会中共存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极端的敌对,“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

新指标的运用与全面文化阐释:青年美术理论家作品集

以詹明信的野心,阶级话语的视域当然被他一眼看穿,他所向往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会瞩目的历史视域,也是在他眼中进行文化阐释的最终场合。首先,他认为虽然之前提到的阶级斗争和敌对话语能揭示出社会文化的运行,但敌对不是永远的,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敌对力量看似水火不容,却往往受制于或服务于统一的主符码。阶级话语对抗强调的固然是话语的多音特性而不是独白性质,不过社会制度中的单一符码却可以包容一切。比如,“17世纪英国革命中,不同阶级和阶级分支都感到有义务通过共有的宗教主符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12]。以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例,虽然各诸侯、士大夫以及其他阶级以不同方式彼此杀戮,但却都把“勤王”和“王道”视为出师之名。

所以,詹明信认为,之前彼此相异的研究客体可以更进一步看成是结构独特并通过分析框架的扩大而产生的广义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最终都可以被某种统一的主符码包含(譬如宗教、王道等等)。我们对这种扩展似曾相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种定义的扩充过程中看到了詹明信研究重点的转移。如上所言,差异可以被统一的主符码包含,这个单一的主符码为全部差异体所共有,从而显示出历史视域的宽阔性和社会制度的统一性特点。这种新客体(系统)就成为研究的新指标。毫无疑问,利用新指标进行研究,极大地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历史观(社会象征性行为)和社会观(文化对抗和意识形态素)成为真正的全面的文化阐释。在对这种新客体进行定义时,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再次起到作用,最终,他把这种新客体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

那么,借助生产方式这种新指标,詹明信进而对广义上的文本进行分析。首先,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构型都会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残存的和新兴的,霸权的和依附的。所以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实质是不同生产方式的更迭。另外,不同生产方式在共存阶段会向历史辩证地开放,所以文本作为文化制品,必然产生于不同生产方式的冲击之中。这个冲击过程是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也是詹明信在历史视域确定的终极研究对象——文化革命。他认为文化革命意味着社会中共存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极端的敌对,“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另外,詹明信通过对韦伯的资产阶级理论以及对生产方式转换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抵制现象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伴随着特有的文化革命。“比如,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革命’就是父权制对旧有的母权制或部落形式的征服”[13]。至此,詹明信既阐明了文化革命的概念和重要性,又为把广义上的文化文本和文化阐释置于这种文化革命的大框架下构建了合法性和合理性。

另外,为了避免使读者把文化革命误解为一种短暂性的过渡现象,詹明信特意对文化革命的永恒性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文化革命的过渡性只是一种人类社会走向某一永恒斗争过程的表面现象。换言之,如果某一新的社会制度在其生产方式过渡的过程中处于霸权上升期,那么为了永远保持这种优越性,在它有生之年,生产方式的斗争就必须永远持续下去。随后,更新的社会制度又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以致这种永恒的文化革命可以理解并解读为更深层的、更持久的构成性结构,而且经验的文本客体在这种结构中也可以获得理解”[14]。因此,文化革命既是解读文本的语境,也是理解文本的语境。按照詹明信最后的总结,文化革命的进行是为了最终影响主体,对主体进行意识形态的修改和规划,从而形成与时俱进的生活形式。所以,在他眼中,主体会因此获得新习惯和意识模式并达到改变人类实践的目的。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一步步解读詹明信的文化阐释学,一种终极意图昭然若揭,即通过不断扩充文本的内涵和外延,最终在历史视域进行了文化革命分析,将文化阐释活动转换成一种“革命的行为”。一方面,在阐释深度和广度上超越了以往的传统阐述。另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阐释语境——历史,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如此,我们就随着最后这一层次进入一种历史空间,观察到这种特殊的文化阐释学的语境。詹明信的这项工作既体现了他对传统阐释的改善,也说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以贯之。有人说他的文化革命力图揭示的是呈现出可能性的革命时刻,而对于詹明信而言,他的文化阐释学本身更具革命性。

【注释】

[1]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2]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3]高明潞:《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1页。

[4]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5]张燕梅:《文本: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www.xing528.com)

[6]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7]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页。

[8]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9]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10]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4页。

[11]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4页。

[12]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13]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3页。

[14]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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