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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学派:经世韬术漫飞扬,深刻理解现实政治

时间:2023-09-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法家学派,即出自此中。法家学派对现实政治有着独特的深刻理解。冷眼静观的理智态度,冷冰冰的人际利害关系的算度,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构成法家学说的冷峻特色。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法家设计出一种不同于儒、道、墨治国之道的政治权力学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16],总结了前代法家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认为“皆未尽善也”,[17]经过综合改革,提出了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要素统一的政治学说。

法家学派:经世韬术漫飞扬,深刻理解现实政治

战国之时,国家范围日益扩大,社会组织日益复杂。昔日管理政治的方法,已不适用。于是有人创立管理政治的新方法,以辅助当时君主整理国政而为其参谋。这等新政治专家,也就是所谓法术之士;换句话说,法术之士乃当时一种专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而法家学派,即出自此中。

法家学派对现实政治有着独特的深刻理解。“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1]封建时代政治学。冷眼静观的理智态度,冷冰冰的人际利害关系的算度,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构成法家学说的冷峻特色。

法家分析社会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2]不满于“民道弊”,法家与儒、墨、道家并无二致,其独特之处在于对“民道”为保而“弊”的分析。儒、墨、道家多把“民道弊”归结为道德伦理沦丧的精神原因,而法家虽然也承认古人的淳朴有德,但认为那是由于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使然。“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劳力而供养薄,故民争”[3],“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4]。从人口繁衍与特质需求的矛盾关系,而非抽象的仁义礼让准则去理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显然更切近问题的本质。

从“财有余故民不争”与“货财富”,“故民争”的截然对照,法家深入到人际关系中最粗俗,但又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关系层次,毫无顾忌地撕去蒙在社会秩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人伦情感之上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其掩盖下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算度。儒家把父子血亲作为一切人伦关系的范本,法家偏偏从这里开刀: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则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5]人欲人之富贵,匠人欲人之夭死;卖庸者致力,主人家美食;统统不过是围着一个“利”字打转。至于君臣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和谐关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6],君臣共事,无非是因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7]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在历史观上,儒、墨、道家不约而同地效法先王,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古老。儒家崇尚文王、周公墨家为了胜过儒家,抬出据说比文王、周公还早一千多年的大禹;道家则干脆借助伏羲、神农的权威来压倒儒墨。与这三家相反,法家信奉的是一种进化发展的历史观。法家先驱商鞅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世”[8]韩非嘲笑那些泥古不化者是守株待兔的蠢人。

法家用发展的观点观照历史:“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9]“上古竞于道德,顺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0]既然古今情势不一,法家强调“因时变法”的重要性。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韩非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1]落实到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12]

法家进化的历史观,以冷静的历史——社会——政治分析为依据,昂扬着革故鼎新奋发创造的力量,其“法后主”的主张成为历代统治阶层改革家革除弊端,力行新政的常用常新的有力武器,在封建社会的悠悠岁月里,一再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www.xing528.com)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法家设计出一种不同于儒、道、墨治国之道的政治权力学说。

韩非依据“当今争于气力”[13]“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14],这被现实反复证明的定理,推出“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的结论,他以“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为喻,证明“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15]主张专制主义的强权政治。

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16],总结了前代法家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认为“皆未尽善也”,[17]经过综合改革,提出了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要素统一的政治学说。

“法”的思想,首倡于商鞅。商鞅主张政治要“一任于法”,统一的法令“为治之本也”[18],他在秦国率先推行法治,获得巨大成功。但韩非认为商鞅只讲“法”而不讲“术”,虽然民富民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19]自己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术”的思想,源于申不害。申不害主张君主要藏权术于心中,玩臣下于股掌,防止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20]韩非子批评他只讲权术,不知立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21]

“势”的思想,发明权在慎到。慎到贵势而不尚独断,尚法而不崇尊严,任术而不贵阴谋。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22],国君凭借权势,就能“令行禁止”,“南面而王”。韩非进一步论证,慎到的所谓“势”,还只是“自然之势”,它还不能保证天下之治,必须代之以“人为之势”,即用赏善罚恶的手段来抱法处势,才能一匡天下。

总之,韩非集前代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诸子百家中最为切实有效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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