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政治思想，在法家中可说是一个集大成者，同时他还吸收了法家以外的思想家的成份，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二千多年来统治者统治术的基础。
韩非发展了荀子“阳儒阴法”的思想，明确地倡导“疑古”与“历史进化”的理论。他说：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度，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26]
他认为“无变古，毋易常”，是不懂现实政治的人的思想。他认为“圣人”只考虑对于现实政治有没有好处，可以不变的就不变，不可不变的就必须变。从这种思想中就引导出“疑古”论来。韩非怀疑儒、墨学派所说的尧、舜各不相同，到底哪个所说的是真的尧舜？他认为没有实验的证据就武断说这样、那样，是“愚”；不能确实证明的事情而硬说是这样、那样，是“诬”。所以“明据先王，必定尧舜”的人，不是“愚”就是“诬”。这样，就在理论上把儒、墨两派所讲的“尧舜之道”给否定了。
韩非所以能有这样“疑古”的思想，是由于他有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他主张“法后王”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他把社会发展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指出三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他认为历史条件不同了，那么办法也就应当不同。韩非说：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固为之备”。[27]
既然历史是进化的，当今现实社会必须“变法”。然而“变法”是有很多“难处”的，但是又不能不“变法”。韩非说：
“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28]
韩非认为“不变古”，是“袭乱之迹”，所以必须用严法、峻刑来推行改革，这样虽“拂于民心”，但能够“立其治”。
韩非主张“法”、“术”、“势”兼用，而以“法”为主。他提出商鞅的重“法”论和申不害的重“术”论不可偏废：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29]
“术”主要是“循名责实”，也就是君主所执的权术；“法”就是法令，是官僚们所执掌的轨范。韩非认为“此不可一无。”除了“法”、“术”之外，韩非又发挥慎到的重“势”论。他说：
“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舜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也，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30]
韩非认为“势”有“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他所谓“势”是指人所设之“势”，这势是和“贤”对立的。韩非认为，世袭的君主不可能个个是贤能的，君主最重要的统治武器是“势”和“法”（“术”还在其次，因为不是每个君主都能用“术”的），韩非似乎认为“法”是最重的，但行“法”必须用“势”，所以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1]韩非认为一般君主都是中等的资性，他的“法势”论，就是为绝大多数的“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主”着想的。由此可知，韩非的政治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的现实相适应的。
但是韩非毕竟主要是“法治”主义者，“法治”的关键在乎很好的使有“刑”、“赏”、“二柄”。所以“二柄”论是韩非的“法治”主义的中心。他说：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32]。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33]
韩非的“二柄”论是很严格的，“言大而功小”，要罚，连“言小而功大”，也要罚。这似乎是荀子的“正名实”的思想在“法治”主义上的应用，就是名实必须相符。韩非的“二柄”论实际上偏重“刑”一方面的，他说：
“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和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百上之所加马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34]
“法治主义”是韩非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法术”好像是规矩、尺寸，没有“法”是不能统治人民的。他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35]
韩非认为“法术”是客观的东西，“心治”是主观的东西，“释法术而任心治”，就好比“去规矩而妄意度”，一定要失败。使“中主”守“法术”，也是万无一失的；这是韩非“法治”主义的根本思想。
韩非所主张的除“法治”、“刑治”之外，也兼重“术治”、“势治”。韩非所说的“术”和“势”就是所谓“恶人南面之道”，也就是所谓“主道”。它从自然之理一“道”说起，主张“虚静”、“无为”，讲究权术，他要“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要用臣下的智能，把它变成君主自己的“智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就是所谓“权术”。这种权术，从法家的理论上说，是效法自然而来的；很显然，这是法家受道家的影响。
总之，韩非集前代法家思想之大成，强调法、术、势有机结合：
“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快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36]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7]
这就是韩非子的政治学说。它不仅在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中取得最后胜利，也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注释】
[2]《商君书·开塞》。
[3]《韩非子·五蠹》。
[4]《韩非子·八说》。
[5]《韩非子·六反》。(www.xing528.com)
[6]《韩非子·爱臣》。
[7]《韩非子·孤愤》。
[8]《商君书·开塞》。
[9]《商君书·开塞》。
[10]《韩非子·五蠹》。
[11]《韩非子·五蠹》。
[12]《韩非子·心度》。
[13]《韩非子·五蠹》。
[14]《韩非子·显学》。
[15]《韩非子·显学》。
[17]《韩非子·定法》。
[18]《商君书·定公》。
[19]《韩非子·定法》。
[20]《群书治要·大体》。
[21]《韩非子·定法》。
[22]《慎子·威德》。
[23]《韩非子·心度》。
[24]《韩非了·难四》。
[25]《韩非子·八经》。
[26]《韩非子·南面》。
[27]《韩非子·五蠹》。
[28]《韩非子·南面》。
[29]《韩非子·定法》。
[30]《韩非子·难势》。
[31]《韩非子·难势》。
[32]《韩非子·二柄》。
[33]《韩非子·二柄》。
[34]《韩非子·六反》。
[35]《韩非子·用人》。
[36]《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37]《韩非子·定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