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钟表眼镜行业发展史

李明山

钟表眼镜行业在天津的历史约有100余年，本篇主要反映的是自1901至1949年解放前的50年中，天津市钟表眼镜行业的形成、发展、变化概况，以及资金来源、经营方式和一些规章制度等。资料来源于1964年间在市区工商联和市百货公司钟表眼镜总店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下，由已故钟表眼镜行业副主委刘少诚，丽都钟表行经理孟文标，精益眼镜公司经理张寿龄以及其他私方工作组人员，经过多次召集行业中有关在职的工商业者和退休人员，分别按类型召开座谈会和登门访问而取得的，在编写整理时笔者还多次访问有关老职工加以印证。由于没有原始文字记载可作参考，仅凭当事人的记忆所及，因而在一些地方、年限、数字上难免有误，加之编者水平所限，在整理过程中也或有挂一漏万和谬误之处，敬希知之者批评指正。本篇仅供参考。

钟表眼镜业分为钟表和眼镜两大类，钟表业的形成迟于眼镜业。最初的钟表行业只附属于洋广杂货行业，而眼镜行业则有专业户，但这两个行业的发展都是与欧风东渐，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的旧中国经济侵略有着密切关系的。现按两个行业分别介绍如下：

一、钟表业

（一）钟表业在天津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1）酝酿形成阶段

在1931年“九·一八”前，钟表行业是酝酿发生时期。最早的钟表商业户是天津文茂钟表材料行，开创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业初期系经营洋广杂货、汽油、洋蜡和钟表材料等。在当时天津尚无有钟表商业户，只有几家钟表修理店，如文雅斋、佩文斋、华兴斋、中华斋、锡古斋、云天锡等，均属小型钟表修理店。这些店的经营人修表技术均由侯省三传授或来自北京。而侯省三本人系在德商增茂洋行作事，他的手艺是利用为洋行推销钟表之机由洋人处学到的。文茂钟表材料行由左云文独资开设。左云文原在增茂洋行为洋人看门，后出来开了钟表材料行。“文茂”二字，一字取他的名字“文”字，一字就用了增茂洋行的“茂”字。文茂钟表材料行的货源来自增茂、乌利文、亨达利，以及有喴等四家洋行。销售对象除供应当地小型钟表修理店的修配材料以外，主要供应北京、东北、西北等地区的钟表修理店修配材料。后由于文茂所经营的钟表材料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该行开始转向专营钟表材料，由原来的一间门脸三四个人发展到三间门脸，人员增到七八个人，地点在日租界旭街（现和平路）。当时进货的几家洋行都设在租界地，如德商增茂洋行，法商乌利文、亨达利、有喊洋行都设在法租界紫竹林附近（即现和平区大沽路口腔医院附近），日商坚村、汇川、小林、副华洋行均在日租界旭街，还有三信洋行，这些都是专营钟表材料批发业务的，因此进货很方便。

从1901到1913年这一时期钟表业并无很大发展。到1914年（民国3年）上海亨达利系统美华利钟表行的创始人包馥卿在北京大栅栏开设太平洋钟表行，使钟表经营业开始兴隆。从这时起南方开始向北方扩大业务。包馥卿携带钟表材料来津推销，而文茂材料行同时亦派人去北京借地推销，不久也就挂上牌子，正式在北京经营钟表材料业务。这时文茂除从天津四大洋行进货外，还从上海任德记钟表材料行进货。1920年左右，又有一批德商相继在天津设立洋行。如谦信、礼和、鲁昌、美最时、德昌、永亨、爱礼斯等，这些洋行均设有钟表部，专人经营手表、怀表、座挂钟和闹钟等。当时西洋进口的座挂钟、闹钟销路很广，但手表销路不见起色。

自1915年左右，天津钟表业始由原手工业修理转向专业经营钟表。第一家开业的为有记表行，它是由有喊洋行买办兰秀甫创办的。继之而起的是上海美华利的包馥卿于1915年来津开设美华利表行。以后是1918年开业的亨得利表行。

亨得利起源于宁波市，由王光祖创办。大约在1900年左右王光祖在宁波是一个走街串巷修理钟表的小贩，后来他开设鸿兴修表店。以后又认识了应启林和庄鸿皋二人。三人合伙共同出资在宁波开设亨得利表行。经营发达以后，首先在杭州、上海等地分设亨得利表行。当时集资约一千两纹银左右。以后的资金发展，均系盈利积累与迟发职工薪金和应分的花红。另外还挑选精明能干的职工动员其入股，并委以到外地担任亨得利分行的经协理，以此用连锁性的关系，向全国各地扩展延伸。从而使亨得利业务日益稳健地向前发展。后来以应、王、庄三个创办人为主力与周锡纯、郑章非等实力派联络一起发展。周锡纯负责东北开发，郑章非在济南开发，王光祖之子王行龙负责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区开发。因此于1918年在天津开设亨得利，1920年在北京开设分行。到1931年全国亨得利表行已开设有54家分行。

天津亨得利设在原日租界旭街194号。系由王行龙来津首先创办的。当时曾因“亨得利”字号关系，被法商亨达利洋行控告起诉打官司，因为“亨得利”与“亨达利”同音，有冒牌之嫌疑，法商不允许开办。纠缠有一年之久，最后经过法院判决才准予开设。

由于“九·一八”事变前夕，日租界常有便衣队作乱，秩序很乱，有碍经营。由此亨得利又在法租界惠中旅店楼下开设一号，原为分行，后来因为业务关系改为总行，日租界那一号改为分行。当时法租界亨得利的资金为一万元，由十个股东凑集。王行龙占股70%，蒋永贵占10%，其他股东占20%。当时倒底房屋押租及装璜设备即占去7000元左右，剩下资金不多，货源均系赊进，而大部分来自文茂材料行和旭街亨得利。人员约有十六七人。亨得利的发展比较稳健，实力也比较雄厚，后来王行龙发展成为八家的总经理。

1924年慎昌表行在天津设店，在此之前慎昌和亨得利订有协议，“慎昌只许在北京开店，不能到天津设点；亨得利只许在天津开店，而不许在北京设点。”后来由于亨得利在津的业务发展得很好，为了扩大业务，于1924年左右违反协议到北京开设了亨得利，因而慎昌也在天津梨栈（现和平路锦州道口）开设慎昌表行，以示对抗。

慎昌表行发源于上海。大约是在1900年，由蒋慎森、庄宝荣二人在上海冠群坊弄堂内设摊修理钟表，收入仅够维持生活。蒋慎森原为电工，能修电表。当时在该弄堂有一钱庄老板丁某，因经营钱庄不利，与蒋庄二人相识，在闲谈中了解到干钟表业大有可为。于是由丁某出面招揽钱庄方面的股东，成立慎昌表行。同时招聘一名会英语的职员谢洪庆，直接向瑞士表厂订货，包下“WALK”、“ELECTION”两个牌子手表。从此开始发家。当时只销往东北地区方面就获利润四倍多。在转销西北方面常常失利，而后又转向华北及内地四川等地。在这一阶段，慎昌经营发展趋势将东北列为第一位，华北第二位，西北和内地四川列为第三位。华北区总经理为蒋慎森。总管理处设在天津，由蒋慎森负责。慎昌发展最多时，在全国各地共设有108个分号，最后能巩固下来的仅有36家。

1916年以后，相继开业的还有译喴表行、美丰材料行、怡威表行、恒达表行、太平洋表行、馀昌表行、及时表行、纽约表行及博喊、恒兴、鸿记、美亨、中孚等几家钟表材料行。同时也出现了以主营洋广杂货兼营钟表的华信栈和德康号两户。由于钟表业的不断发展扩大，已初步形成南北两大帮派。南派较有声望的有亨得利、慎昌、美华利，次之的有余昌、及时、纽约、太平洋。北派较有声望的有恒达、怡威、有记表行等。材料行业中以文茂、博喴为主，而恒兴、鸿记、美亨次之。另外还有一派是东北帮，不过在津只有中孚材料行一户，而且始终没有发展。

（2）发展阶段

从1931年到1945年钟表业在天津已形成南北两大派系。北派守旧发展不大，而南派是一股新兴力量，势力扩张越来越大。在南派发展中又形成了三大帮系。在每一个帮系中都有一定的相互关联，有的在投资方面占50%以上，有的经副理是该号出去的同乡亲友中最可靠的人。在经营商品、流动资金方面都有一定的串往，在业务竞争中也是互相支援形成一个体系。这三大帮系是：亨达利帮，在津开设有美华利、太平洋等。慎昌帮，在津开设有及时、时昌、时昌太、胜利、爱文、大中华等。亨得利帮，在津开设有馀昌、惠龙、丽都以及直接从国外进货专做批发钟表业务的杨子、龙华两个内局。现将南派三大帮系的兴衰变化情况分述如下：

①亨达利帮。包馥卿从上海来津创办美华利后生意比较兴隆。自从“九·一八”以后，包馥卿回上海将美华利委托襄理费耀凤代管，而费耀凤吃喝嫖赌不管业务，后来个人亏损过大，乃将美华利库存值钱的手表，装了两皮箱席卷而逃，以致该号无力经营将近垮台，更谈不上扩展业务了。但到“七七”事变以后，上海美华利派张令莘（解放后任钟表行业主委）来津接管美华利，重整旗鼓再干。张令莘为新兴派，干业务有魄力，专以收揽客户存款，在同业中赊购手表为主，开付迟期支票。当时物价波动很大，常常获得利润三至十倍，因而由衰转旺。仅二三年的时间，即有了很大的发展。继之又开设中国表行、九华表行、美华利二号，华盛顿表行等，兴盛一时，压倒同行业占居首位。

②慎昌帮。自“九·一八”以后慎昌帮在津日渐衰落。主要原因是1929至1930年间，北平慎昌因走私手表偷漏海关税的案件败露，货被没收，损失十万余元。因此慎昌帮在华北地区力量削弱，客户纷纷抽款。只好由上海调货充壮门面，此时慎昌已无力扩展业务。“七七”事变以后，天津慎昌经理蒋慎森联络和利用贩卖毒品的“白面大王”陈坤元招揽日籍顾客，作了不少业务，从中谋取暴利。同时还与上海洋行联系取得了“马文”（MARYIN）手表新样专卖权，后来又拿下“依特那”（ETERNA）手表专卖权。当时这两个牌子表特别受日本海军部队的欢迎，因此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使得慎昌帮也有所发展。

③亨得利帮。在这一阶段，亨得利帮发展比较稳健，由于实力雄厚，比亨达利、慎昌两帮的发展更扎实。

当时北派墨守成规，发展不大，虽然也创办了不少的新字号，但规模较小，同时也互不相关，各自为政，不能成为系统。如继文茂材料行之后，最早成立的是有记表行。相继而起的怡威表行、恒达表行等都较有声望，但都各不相关。从文茂材料行发展史看，也能代表北派发展的一些特点。文茂首任经理严续庭死后由王耀庭继任。而祝荫庭脑筋较新，被分配为驻申采购经理。因此业务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和发展。但文茂累年盈利死守不分，即便年终分红也是寥寥无几，而90%以上均作为厚成。就是吃股掌柜也分列一二三等分配。因此有些人怀有异志，纷纷出号另开新号。如杨玉铭出号开设博喊钟表材料行，而赵崇民虽与杨合伙但当时没出号，只作为后台老板。刘子珍出号开设恒兴钟表材料行，华世鸿由于其父在东北撑腰，出号开设鸿记材料行。相继还有田振仁开设的仁记材料行，董心田开设的大西洋材料行，王文治开设的美亨材料行，张松涛开设德聚材料行，李辅亭开设美丰和魏浩然开设的天德材料行等。另外还有以个人姓名为字号的如郝佩文材料行，钟济生材料行，张作如材料行。从恒兴材料行出号的王子义开设义亨材料行。新号虽如雨后春笋，但发展都不大，仅有博喊与恒兴尚可与文茂争短长，而其他字号都没有什么基础，所以都没有很大发展。

（3）变化阶段

自1945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钟表行业经营变化比较复杂。在沦陷后期，钟表业的状况是奄奄一息，当时一般中型户均以修理或倒卖旧表为主。由于钟表货源问题，较大型的南方家如亨得利总分行、慎昌上下号、美华利上下号等均转向扩大经营眼镜以维持开支。而北方几家大户如文茂实力较强，囤积居奇，死守不卖，少做业务，坐以待变。那时当局设有经济查检科，专查商号暴利，借机敲诈。而商号只好用手表及贵重商品，进行贿赂、请客运动以求苟安。钟表业大户也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设法搞对策。如亨得利几家都设立后帐，另外成立了隐蔽的进货组，以防检查受罚。例如在门市部卖出的手表十只，在外帐上仅写二三只，其余均走后帐。会计人员必须是资方亲信。而后帐盈利一般职工享受不到，只由资本家及几个亲信分肥。当时的税务人员教给各商号做假帐，以便于他们从中营私舞弊。例如应上缴一千元的税款，仅上缴当时政府10%，而税务人员饱入私囊40%，其它50%便宜了商号。及至日本投降后，1945年钟表业的经营情况有所波动。大户把好货收藏不卖囤积居奇；中户卖点吃点摇摇欲坠；小户边倒腾边花光。形成大户守堆，中户欲坠，小户折腾的局面。但当时也有发“洋落”的，如日本洋行关门时，有一些剩余的手表和材料，由滕文元、刘文元、郝佩文、陆士林、薛士護、杨庆岚、朱际川等单干串行户用低价收购进来，再倒卖给门市坐商从中颇得不少利润。但这些人当时大吃大喝，一手来一手去，最后仍是一场空忙活。

在国民党政府换发金元券时期，由申、穗来津大批做单帮生意者，大量走私防水手表倾销于钟表业大、中户，得利不少。当时一般都以黄金美钞为货币单位，每两黄金可以换三至三只半防水手表。在这一阶段虽然货源比较困难，经营变化复杂，但总的趋势还是发展的。截至解放前夕，钟表业的南北两大派已发展有以下单位：

南方家19户，其中有亨得利总分行、慎昌二号、美华利三号、馀昌、华盛顿、九华、中国、中美、惠龙、丽都、惠林登、新都、达利、茂得利以及亨达利等。

北方家27户，其中有怡威二号、恒利、太平洋、恒大利、大德丰、时代、宝丰、通海祥、利昌二号、泉记、辅华、新青年、文茂、博喊、恒兴、鸿记、美亨、中孚、美丰、德聚、玉成兴、文瑞成、光明、德华斋、大光明等。

另外还有东北户华康、新华、信生、新光等材料行，及以修理为主的一百多户。

钟表同业公会成立于1939年。原属于百货业，由于钟表业已发展有数十家，与百货业在一起不方便，同时也感到分担的负担不合理。因此由赵崇民与孟文标运动伪社会局长蓝振德，从百货业分出来单独成立钟表业同业公会，赵崇民任公会理事长。解放后改组为钟表眼镜唱机同业公会，主任张令莘、副主任刘少诚。解放后到公私合营前，钟表业有297户，眼镜业37户，唱机业9户，共343户。公私合营时尚有282户，其中公私合营101户，合作化的181户。

（二）钟表业的资金来源

钟表行业的资金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出资。如北方家的文茂钟表材料行，开始由左云文出资金500元，逐步积累增加改为5000元。由于不断地将职工的劳动剩余价值做积累，使得私股资金不断增长。解放以后至公私合营前，虽然行业中各大户吃股掌柜与股东合谋，采取种种非法手段逃资私分资金约有数亿元之巨，但在核资时还要比原投资增长若干倍。文茂至56年公私合营时，在左云文之孙左伯年名下尚且核资为84000元。

（2）合伙集资。有的是三五人合伙入股，有的发展到二三百人入股。召股的主要对象是职工、家属、亲朋好友，借以分散资金，掩盖逃资。亨得利、慎昌系统就是如此。亨得利创办时只不过纹银千两左右，而1956年公私合营时，仅天津几号核资落实已超过10万余元，全国亨得利范围核资已达100万元。慎昌原来只有几个股东合伙，解放后发展到数百股，合营时尚有一百来股，最少只有几元为一股。

（3）利用各种方式充实流动资金。在个人出资或三五合伙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交际联络，使用钱庄贷款，或者兜揽私人堂名存款，筹集流动资金扩大经营范围。还有的吃地区汇水，以及信用赊进，年节结算。如与国外有订货的，利用迟期信用状（即国外货到后九十天内付款结汇）。充分利用一切来源的流动资金牟取利润。

（三）钟表业的规章制度

钟表行业的规章制度，南北家略有不同，但苛刻剥削学徒和职工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手段略有不同而已。如北方家文茂钟表材料行，系个人独资，聘请资方代理人。职工如对企业忠诚，老实能干的，干到10—20年就可以列为吃股掌柜的。在合同上写上几厘股（从吃股日算起，以前不能算，以防出号时清算麻烦）。虽然名誉上是吃股掌柜，而实权仍在资方代理人手中。另一种剥削手段，每月工资不大，最多不过十几元，日常有事可以长支一些，但都要在年终给馈送时扣除。对学徒的规定，三年后才能起月钱，每月5角，每年涨一次，不过是5角或1元，但干的不好或借口生意不好还不给涨钱。每年要收徒弟8—10人，大部都是经亲友推荐的。入店时还要打铺保，立字据。其中主要写上“偷盗损失由铺保负责赔偿，但对本人死亡概不负责……。”学徒不准回家，就是有事请假回家也不准过夜。一般不要外埠人。每年年终要进行一次裁人，往往要裁下80%的徒弟，只留下听话的，其他借故裁掉，以便重新招人，其他北方家大部都承袭文茂的衣钵，大同小异。这乃是巧使人工，苛刻剥削职工的一种手段。

南方家亨得利、慎昌系统规定不是入伙的股东不得委任为经、副理。企业分红制度一般每年终盘存一次再定。对商品库存总要低估作价，以留所谓的厚成。然后再按合伙规章先提10%为公积金，其余按东六伙四比例分肥。学徒进店，一般多属南方同乡亲友介绍并立有保单。内容主要有“徒弟逃跑、死亡或有贪污、吃私舞弊、偷盗行为者，一切损失均由保人负责，企业概不负责……”等。学徒四年满期，在此期间，每月每人发给理发、洗澡费1元，年终发给7—8元的鞋袜费。职工的工资待遇不是平衡的，一般修理人员的工资高于售货人员的工资，比北方家要高一些，一般在二十元左右。而会计必须用亲信，特别是要用东伙同乡。在沦陷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由于物价不稳波动很大，亨得利的钟表修理部没有盈利，资本家就找修理部负责人研究改变制度，于是采取批帐手段取得盈利，即在每月修表收益额中，扣除材料费外，其余净收益作为三七批帐，资方净得30%，修理部全部人员得70%，由包案子的再分配给修理人员。

（四）钟表业的经营方式和同行竞争

（1）钟表行业的经营方式：

①纯零售户——门市零售钟表兼营眼镜和修理钟表眼镜业务。如亨得利、美华利、慎昌、恒利、怡威等户。

②批兼零户——以批发为主，门市兼零售，特别是钟表材料批发供应以外地为主，如文茂钟表材料行。

③内局经营户，分钟表和材料二个类型户。一种类型是钟表内局批发户大部货源是从国外订货进口，专做钟表批发业务，供应本市和外地联号的货源。如杨子表行、龙华表行等。另一种类型是材料行业，专门批发钟表零件及附件（表带、表链等），大部分以内局为主，只作本市同行和专门修理户的业务，并且背包向外地推销批发业务。如博喊、恒兴等材料行。还有一部分单干家庭内局户，背包下户推销做零整批发业务。如王文治的美亨、李辅亭的美丰，徐尚仁的信生、杨纯朴的新光等。

④串行户——以个人名义起的营业照进行倒卖旧表为主，在同行中互相串换、东倒西倒，从中取利。他们经常以茶馆为交易场所，沟通情况倒买倒卖。如滕文元、刘文元、朱际川、陆士林等属此类型。

⑤以修理为主兼营零售，这些都是小户，资金不多，修理收益保开支，倒卖旧表、眼镜以及杂品等。如泉记、茂得利、时代、精华、恩华等。(www.xing528.com)

（2）同行业之间竞争的手段：

钟表行业之间竞争手段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主要是大户压小户，大鱼吃小鱼，互相排挤争夺利益。表面上称兄道弟，互相请吃请喝，而暗地里用尽手段，挖空心思，挤垮对方，扩大自己势力。概括起来可分以下几种：

①争夺外地客人，采取请客吃饭、陪伴游玩、以及长期赊销等方法。

②派人外出推销，拉拢客户的进货人员，争取多做业务。

③笼络来货洋行走街人员，请客送礼，给回扣作为拉拢手段。

④为了扩大资金，笼络银行走街人员，请客送礼，以便多借贷款。

⑤采用广告宣传，以及馈赠商品，买一送几拉拢顾客。例如慎昌表行，在沦陷时期，采取赠品宣传办法，在手帕、毛巾、玻璃杯以及整套精美茶具上均印有“慎昌”字样。为了联络各旧军阀大公馆，主动成套送去赠品，以便他们使用时就想到要买表到慎昌，从而扩大了业务。

在1936年前后，津地外商天利洋行、华嘉洋行、伟茂洋行、古孟洋行及德特洋行等进口大批各种手表。这时钟表业形成了激烈的竞争状态。大户资本家们，每日聚在大旅馆吃喝玩乐，荒淫无度。而暗地里互相排挤，竞争十分激烈，互相在报上刊登广告开展竞争。例如今天亨得利登报“瓦形刘备牌”手表每只9元，明天慎昌就登报每只8元7角5分。后经双方和解而其他系统各家又在登报竞争，此起彼伏，这就是所谓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广告社却大发其财。

⑥以“赔钱大甩卖”为名，招徕顾客，打击同行。慎昌以成本80元一只的小台表，登报以30—40元一只甩卖出售。打击同业无法经营。虽然这批甩卖货赔些款取得顾客信任，而他从国外进口大批“大铜明怀表”原价卖1元多一只，改售3元多一只，只是把名字改为什么“孔子明”、“新生活明”、“双铜明”、“两用明”等牌子翻新，而售价就增加两倍多，从中牟取更高利润，超出“大甩卖”的损失数倍有余。

⑦采取各种手段，互相挖掘修表技工和好的业务员充实自己，以搞垮对方。如刘公权原系慎昌的接修员，后来被亨得利以高薪拉去；陈启祥会日语原系慎昌从东北请来的业务员，后被美华利以高工资引诱出号开设九华表行。

以上都反映了同行是冤家，明着是朋友，暗地里在斗争，都为了各自利益争得你死我活，互不相容。

二.眼镜业

（一）眼镜业在天津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天津眼镜业的准确开业时间已无从查考，只是凭一些老年从业人员的追忆，约在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一百七八十年之久。最早的眼镜铺有玉华斋、玉盛祥、玉明斋等家。都设在估衣街金店胡同一带。其中玉华斋历史最久，创办人是河北省深州人张寿廷。以上这三家眼镜铺都属于北京三山斋南纸眼镜店系统流传下来的。主要经营商品有水晶、茶晶等平面平光镜片和铜边或牛角框的镜架，带光度的以水平面老花镜较多，近视镜较少。水晶片的货源来自南方苏州，茶镜片则北京产的较多。当时制造过程均系手工操作，从业人员既没有光学理论基础，也没有仪器检查视力，校对镜片光度时，只是把镜片大致上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个等级，镶嵌在一块木板上。由顾客自己放在眼睛上，逐个上下移动，选择哪一副镜片比较清楚，较为合适，就按照那一个字的等级来配制眼镜。因此正确度较差，复杂的光度也不能得到解决。当时的官僚地主阶层封建迷信思想很严重，从五行相克中认为水能克火。例如眼睛发炎叫上火，可以用水晶片治疗，以为能达到清凉养目的功能。所以当时大光的水晶、茶晶风行一时，生意也不错。但是由于从业人员思想比较守旧，墨守成规，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进步。虽然当时有一位在北宁铁路医院当医师的朱大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在东马路马棚胡同口开设了天津眼镜公司，出售进口美制成品镜，但对天津眼镜业的推进作用不大。直到1915年上海精益眼镜公司来津设立分公司以后，带来了新式验光仪器，检查视力，代给顾客验目配光。用机器磨制有度数的近视和远视镜片以及散光等光度，并配制新式洋金无边和有边的金属镜架以后，才逐步形成现代化的眼镜行业，使天津眼镜业有了更新换代的发展。

上海精益眼镜公司是我国自制眼镜最早的一家。所有机制眼镜片工人的技术来源，追根溯源，必然找到师承精益的根子上去。可以说在我国眼镜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精益是有巨大贡献的。但是精益的技术来源又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密切的关系。

约在1905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以后），有一个美国人高德到上海来冒险淘金。他本人原来是一个穷光蛋，结识了在上海青年会教外语的周宪章，二人合伙开设高德洋行，专门出售美制眼镜。开始规模很小，在上海的天津路开一间小门面，开业后生意兴隆，逐步扩大范围，开始雇用中国工人，由周宪章介绍在青年会读书的学生张士德前去该行当磨片技工。当时是西风东渐，眼镜是时髦用品之一，因此业务蒸蒸日上。高德洋行为了扩大业务就迁到当时上海最繁华的抛球场（现在南京东路河南路口），门面扩大了，人员也逐渐增加了，张士德即升为车间管事。以后因为业务忙，高德又不会讲中国话，因此调张士德学习验光，张逐步精通了眼镜的全部技术和奥妙。这是中国人掌握验光和配制全部技术的开始。但是高德又怕中国人掌握技术以后，自行创业与他竞争，从而使用种种手段控制中国工人：①利用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用领事裁判权压制中国工人；②严格管理生产工具及商品资料；③不公开成本和在国外定货的厂名地点；④帐目自控保密；⑤订立许多厂规，用条文严格控制中国工人。在洋人的种种压制下，工人们愤愤不平，张士德和车间工人邹静澜等数人都想自行开店，但又没有工具。因此张每天晚上故意延长工作时间，等洋人和买办周宪章下班后，偷出一二个磨片铁模具到铁铺去翻砂。因为高德经常下车间检查，所以每次只能拿出一二个模具翻后再带回来。万一叫他抓着，轻则开除，重则坐牢，甚至丧命。300多只模具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翻砂出来。而后又利用洋人和买办之间的矛盾，分化拉拢买办周宪章，得到国外厂家的地点。全体工人七拼八凑，凑了大洋1100元的资本。先由张、邹二人辞职出来进行筹备，于1911年（宣统三年）在上海南京路泥城桥东（即现在南京路六合路）开设中国精益眼镜公司。牌照上特别标出“中国”两字，让人知道这是中国人自己开创的第一家能自制新式眼镜片的眼镜店。开业以后，业务很好。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去配眼镜并留言写下“精益求精”四个大字，至今尚留有真迹。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在张园开剪辫大会，大多数人都剪去辫子。由于多年的习惯势力，有人怕剪了辫子不好看，因此就买一副有色眼镜戴上，既流行又可以把本来的面目遮上，因而一时眼镜很盛行。眼镜的盈利很高，一副成本只1元多的眼镜就能售出10几元，折合当时面粉5袋多，真是利市10倍。因此精益眼镜公司开业一年之后，资金就盈余七倍以上。相反的高德洋行门庭冷落，三年后歇业，高本人回国了。精益业务范围越来越大，1913年在北京开设精益分店，翌年又在汉口开一分公司。最多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分公司达18家之多。

1915年，精益在天津开一分公司，地址在东马路，起初营业较好，经常有一些小汽车在门前停放，大都是一些豪门阔少到该店配眼镜，真是盛极一时。1919年亨得利系统的大明眼镜公司在日租界旭街（现在和平路）开业。因为和钟表业有联系，资金比较雄厚，该公司自行从国外订货，在亨得利系统64家联号内搞批发和零售业务，地点又占上风，因此业务发展得较快。于1935年在兰牌电车道（现在滨江道）开设大明支店，招揽租界内的外国人和一些官僚资本家的生意。所以业务兴盛，后来居上。而精益则由盛转衰。精益衰落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管理不善，经营无方，地利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九·一八”以后，东马路一带市面很冷落。1927年，经理陈继松出号在大沽路46号开设中国眼镜行。1941年车间主任薛辉康出号在天祥市场内开精明眼镜店。1937年精益眼镜公司由东马路迁到法租界梨栈（和平路），当时已是外强中干，1939年以后，只能靠老牌子、旧信誉，勉强维持而已。另外还有几个钟表大户如美华利、慎昌等都兼营眼镜业务，在当时眼镜业总销售额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北方系统的眼镜业，后来开设的有新毓盛祥、玉山斋、毓明斋、玉丰、天丰和、双顺永、玉兴等家，大部分设在估衣街一带，玉兴后在天祥市场内开一分店。另外有大有眼镜店，原在南市后迁到天祥市场内经营。北方家由专营水、茶晶眼镜，逐步扩展到销售一些新式眼镜，但总起来说业务发展比较缓慢。

1938年以后，北京宝明斋来津在估衣街开设宝明斋眼镜店。在北方家可以算得首位，门面大，资金厚。一开业就出现行业竞争，利用广告大作宣传。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十分萧条，再加日商在津不断扩大日货销售，如日商副华洋行兼营眼镜，熊取谷自制镜片出售。这样揽去不少日本人的业务。时间一长资金逐渐损耗，中小户为了维持现状，裁人减员，有些户由于管理不善也出现了危机，如底子较厚的天津大明眼镜公司，由于经理王文华不务正业，用公司资金自己搞投机倒把，有利归己，亏损归公司。结果公司亏损严重。幸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公司有批在国外的定货解冻运来天津，才使公司恢复起来。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眼镜业有了新的发展。尤其估衣街一带的北方家，受潮流的影响，开始向新式流行眼镜转变。如玉山斋派人去上海学习验光技术，又向国外购买验光仪器，开始重视验光配镜业务。当时估衣街增添验光业务的有宝明斋、玉山斋、玉宝斋、玉华斋等家。南方家也因为茶晶、水晶片价格昂贵，利润大，品种现成等特点，逐步开始备货供应。这时南北两大系统经营方式基本趋向一致。在抗战胜利初期，美国眼镜充斥市场，一度颇为兴旺。但时间不久，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崩溃，币制贬值，市面波动，物价高涨，虽然眼镜售价也有所上涨，但较粮油生活必需品相差很多倍数。由于眼镜系个人专用品，没有人用来囤积居奇，所以也没有发生抢购之风。当时最受影响的是依靠工资收入的职员和工人。物价上涨工资不动，如大明眼镜公司有一个职工外出三个月没领工资，回来后一次取出，到布店还买不到五尺布，可见当时职工生活的情况了。直到解放后才改为小米折实和按营业额提成的办法付工资。这时职工和工人的生活才有了保障。

进货渠道。北方系统所进的水晶片，大多来自苏州，茶晶片来自北京。天津只有少量生产水晶片的手工操作车间。水晶大致分市特、市行、小绵、大绵等几个等级。茶晶分几个色，以色深、色正、无绵隔纹、尺寸大为高档，有瑕疵的较贱。批发业主要以好次搭配十对一包，按当时行情估价自定。在与零售成交时均以袖中摸数，仅凭个人眼光定价，无一定标准。南方家大明眼镜公司的镜架、镜片毛料等都是直接从美国的美国光学公司、白雪龙光学公司、秀瑯光学公司定货。后来又从德商礼和洋行包销蔡司镜片，从美最时洋行定货，做法与手表进口定货类似。从国外直接来货的还有中国眼镜行。天津精益虽然不是直接从国外进货，但也是由上海总公司和北京分公司从国外统一进货直拨天津的。

当时化学眼镜架制造工厂不多，规模也很小，都是一些小作坊。如东马路的玉兴斋，继之开设的双顺永、品记、聚宝山等作坊，大部都由各门市部包销，产量总额只不过二百打左右。而后在玉兴斋学徒的孙焕文出号，自己开设玉文斋，前店后作坊，除做一些成品外还给各门市定制特大特小号的眼镜架并代修理一些零活。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磨片作坊相应出现。如万国、新隆磨片车间，都只有三五个工人代给各小门市加工各种光度镜片。这些作坊都是用手工操作。

眼镜同业公会成立较早，约在1930年间成立，由玉明斋经理王春轩担任会长。南方家因在租界地都没有参加，直到1940年与钟表同业公会合并在一起成立钟表眼镜同业公会。从此南北方眼镜家陆续都参加了同业公会。

眼镜行业的资金占用都不大，全是逐步扩大，除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先筹集一定资金外，一般都是凑集有限资本铺底或只有一些简单工具和材料作为资金。由于币制的不断变化，只能按开业的币制来估计资金。如精益眼镜公司来津时资金为银元9000元。大明眼镜公司资金为银元5000元。宝明斋资本是伪联币7000元。在开业时的资金最大也没有超过万元的，最少只有几百元。在开业后根据大小户不同情况，收一些堂名个人存款，吃两地汇水和赊进迟期付款等方式扩大流动资金。在资金来源方面大致与钟表业相同，只不过占用的少一些。

（二）眼镜业的规章制度

眼镜业的规章制度，大致分南北两大类别。

南方家比北方家的职工待遇稍高一些，独资、合伙家比股份有限公司的规章制度较严格些。虽然剥削手段各有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例如精益眼镜公司初期颇有盈余，按照章程分配红利，但只给小量现金，其余大部分算作入股。当时还美其名曰“由伙而东”，实际用于扩大资金为大东家尽忠效劳。对待门市职员和车间工人的待遇亦有差别。当时同人均由上海调来，规定三年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店里报销，职员可以乘火车，工人只能报销船票。年终按规定应当分红，后来藉口不赚钱改为年终双薪。一般职工分得50元左右。

北方家工资较少，一般大同事月薪不超过10元，年终另有馈送，但数目不多，例如玉宝斋刘鹤年，当初月薪10元吃5厘股，年底分红利240元，加上月薪每月平均30元。其他一般吃股掌柜也只分100余元。再小的也就是一薪一酬或一薪半酬，一年只不过数十元而已。由于月薪少，平日均有长支，到年终要看店内结算盈亏情况和掌柜的高兴不高兴，对同人有的送“红包”，有的可能被裁掉，店员们一到年终心里就打鼓。有这样一句话“东辞伙一笔抹，伙辞东一笔清”这是对待同人长支的一种规定。

各家对待徒工也不一样。有的定期四年，有的三年为满期。但都要有关系人推荐，立文契，打铺保，内容大致和钟表业相同。虽然拜师，但师傅不传授技术，平日只是侍候掌柜和师傅们，给他们打打杂，在没事的时候站在一旁自己倾心观察师傅们的工作，暗暗记在心里。在学徒的三年或四年里只能取得微薄的鞋袜钱。但对学徒不满期自己不干的，还要包赔店里的饭费。南方家比较新派的也有登报招考徒工的，但也都要按照上边的手续办，否则不能录用。

南北家职工大部都以管饭为主，有的不供伙食，发给饭费。各家伙食好坏是不一样的。对职工公休日南方家有的一周休息一天，北方家不带家属的，一年探亲假10余天，平日没有公休日。营业时间都比较长，最少10小时，有的长达12小时。徒工更苦，在业余时间还要做卫生侍候掌柜和师傅们。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徒工全年没有公休日，如因事请假需经掌柜同意，但一般回家都不准过夜。

（三）眼镜业的经营方式和行业竞争

眼镜业的经营方式分下列几种；

（1）零售：如精益眼镜公司、中国眼镜行等只零售不批发。

（2）批零兼营：如大明眼镜公司。

（3）批发内局：如志远、新昌、利华等户，只做内局批发不零售。

（4）加工车间小作坊：如新隆、万国、玉文斋等号，只为各大户加工定货和修理。

（5）串行批发：背包下户专做零星批发业务。

天津眼镜行业之间竞争是从1915年以后逐步形成的。以前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北方家，由于品种简单，店数很少，所以很长时期相安无事。自从南方家的精益、大明等在津开办分支机构，眼镜行业新旧两派——南北系相互竞争从此开端。北方派比较守旧，以水晶、茶晶片为主。南派来自上海，吸收国外的光学理论，验光配镜，机制托力克镜片。北派宣扬天然晶石宝贵，对眼如何有好处。说光学片是“洋瓶底”、“药水片”，日子一长光度就要退，不能养目等等。南派说北派不懂光学原理，制片不合乎科学制造原理，不能解决复杂光度。两派为了竞争，互相之间采取种种诋毁、倾轧、排挤的言辞进行宣扬，甚至还采取一些手段。如北方家玉兴斋为顾客上门修理眼镜，若不是水晶石类的，即使多花钱也不给修理，相互之间成见很深。这就是所谓的同行是冤家。可是见面时客客气气，背地里无不你死我活地互相排挤。就在同一个派系中也是如此。例如估衣街宝明斋开业的第一天，在报纸上大做广告说什么“门面宽大、货积如山”大肆吹嘘。但又诽谤同业为“鱼目混珠、男盗女娼”。意思是说同业出售是赝品水、茶晶，只他一家是真品。从而引起同行业不满。仅估衣街几家同业翌日在报上展开了论战，后来又在电台上抢节目大肆宣战（关于水、茶晶赝品问题，天津市当时没有这种做假水、茶晶的技术，正式商店也不敢卖，怕损坏名誉。只有一些小贩从外地弄来一些赝品，在马路上摆摊欺骗顾客）。

眼镜行业就是“本轻利重”，水、茶晶片一般40%的利润，有时茶晶比水晶还要大一些。进口料所谓“科学片”利润更高，化学镜架最低利润也在30%以上。而进口所谓洋金架甚至高至100—200%。配光的利润还要高几倍，为什么配光利润那么高呢？当时生产条件差，工序多为手工，磨一副镜片至少需要3—4小时。由于技术差、残损率很高，再加上验光不是那么准确。往往一副眼镜需要配几次，才能达到满意。有时配眼镜的人也不多，不是人人必需品，即使需要配上一副也要使用几年。因此营业额不高但利润厚。所以本行业人对外说这个行业“撑不着、饿不死”，“禁吃禁嚼”。所以眼镜业在100余年的历程中，经过了几次社会变动和时局动荡，币制贬值以至敌伪的黑暗年代都没有十分大的波动。

眼镜行业为了争夺更高利润，不择手段用种种方式欺骗顾客。例如当时没有固定的标准价格，都由各家自行定价，也没有明码标价，只凭业务员一张嘴来“看人下菜碟”，随意要价。如进口金属镜架上边明明写着12KG·F（仿金），竟说成是12 K洋金，有的再把去掉，使这种商品的含金量一下子增加了10倍。在热情招待博得顾客相信后，以达到欺骗目的，取得更高利润。还有的在配镜片上取巧，例如验片时实际是深度球面单光，给略加一些散光或利用超高度加价办法，把近散翻度改为远散，远散改为近散以达到加钱的目的。

关于批发方面也采取种种手段争夺市场和抓货源。如有的为了争夺外埠客商扩大销货范围，采取请客吃饭、陪游、看戏、送礼品、设专人跑栈房拉拢外埠客商，甚至派人去外埠推销和送货上门以至赊销等方法来争夺市场。在进货时笼络外商洋行跑街人员，请客送礼给回扣，以达到争取货源来得快，抢在其他户的前边。为了争取流动资金来源，还拉拢银行、银号、钱庄和堂名存款户，利用套交情争取更多的贷款，扩大经营范围。总之不遗余力利用一切手段，牟取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