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胥镇：非外贸港口！-《粤海史事新说》

王文说：“扶胥港虽然是一停泊的港湾，但主要是为停泊官船、兵船和暂时歇息的渔船……虽然在明清时，南海庙前已形成诸多沙洲，特别是庙东南的大缆口沙洲，珠江主航道已南迁，南海庙前仅为汊流所经。但这并不能反映宋时南海庙前的河道或大海的实情。南海东庙南临大海，停泊海船应不是困难事情，但此地直对今珠江口的狮子洋的潮流，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较长时间，加之，宋时对外来的市舶船只‘抽解’，为了防止舶来货物偷税漏税，海舶靠岸有一定规定，不允许随便靠岸。宋于扶胥港设巡检寨兵八百名，巡查沿海。即使出海的海船，沿岸停泊亦有规定和检查。‘遇舶船起发，差本司属官一员临时点检，仍差不干碍官一员觉察，至海口俟其放洋，方得回归。’不然的话，偷运货物上船，不利于外贸活动的管理。而‘大逾万斛，必抵谒忱祷，乃敢扬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惧。人之所以恃神者亦重矣’。拜神扬帆自在情理之中，但并非乘海船直趋神庙。因此，扶胥港在中外商贸交流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当然，祭祀参拜南海神的中外商人不乏其人，但其来往扶胥港和南海庙，应多是轻舟简从。”于是说：“南海正祠所在的扶胥镇既不是外贸港口……”这个论断与史实大相径庭。

由广州港务局组织黄埔港港务专业人士编写的《黄埔港史》指出：“扶胥北依丘陵山地，将军山、大田山直临岸边，南迎熏风，北防寒流吹袭，而且二山可作归航标志。西边河南、市桥台地，可阻挡台风袭击。同时扶胥正当凹岸，珠江到此转向南流，凹岸水流较急，不易淤塞。故黄木湾（即黄埔湾）是个水深港宽，适宜建筑港口之处……由于地理自然条件优越，扶胥具备了形成港口的天然地理条件。”^[5]王文谓“此地直对今珠江口的狮子洋的潮流，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较长时间”，视“潮流”为不利因素。《黄埔港史》则对此作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狮子洋是受河水径流和海洋潮流作用的潮汐汊道，受洪水及潮汐的双重影响，潮差自外而内逐渐增加，黄埔潮差平均为1.64米，最大可达3.38米，属不规则半日潮……古代，中外船只在黄埔港进出口航道上畅通无阻。到近代以后，由于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黄埔港进出口航道有几处浅沙，妨碍船只航行，解放前夕，航道未浚深，5000吨以下的船只能自由航行；5000—8000吨的船只需要候潮进出……因此，黄埔港所具备的潮位，是较大船只进出黄埔港所必须要依赖和利用的一个自然条件。”^[6]这里所说的黄埔港，即1937年建于古代扶胥镇的西侧（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扩建），《黄埔港史》所作判断，同样适合于扶胥镇。从前引钱之望《尚书省牃》所叙“至东道扶胥口东庙前海中……潮汛陡落，徐绍夔所乘大舶，胶于沙碛之上”可知，即使早至宋代，大舶亦须候潮进出扶胥港。宋代之扶胥港，无疑已是一个优良的河口港，而“此地　直对今珠江口的狮子洋的潮流”，恰是它能成为良港的因素之一。王文“不易停泊较长时间”云云，实主观武断的外行话。刘克庄《即事》诗谓：“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7]所描绘的正是乘南风而来的大贾海舶停泊于南海神庙的盛况。王文所谓“宋于扶胥港设巡检寨兵八百名”，显然正是出于管理、监察和保护此地海外贸易的需要，以此作为扶胥镇非商港的论据，殊悖情理。

王文所引曾噩《转运司修南海庙记》，原文是：“来往祠下者，微若一苇，大逾万斛，必抵谒忱祷，乃敢扬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惧。人之所以恃神者亦重矣。”^[8]意思十分清楚，就是经过南海神庙的所有船只，无论“微若一苇”的小船，抑或“大逾万斛”、“涉重溟”的海上巨舶，都必在此停泊，入庙祈祷而后敢扬帆鼓棹而行。王文割裂原文之后，未提出任何依据，却无中生有地作出“拜神扬帆自在情理之中，但并非乘海船直趋神庙。因此，扶胥港在中外商贸交流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当然，祭祀参拜南海神的中外商人不乏其人，但其来往扶胥港和南海庙，应多是轻舟简从”这样完全违反文意的推断，实令人大惑不解。(www.xing528.com)

曾昭璇指出：“扶胥镇即今南海神庙东侧庙头村，今亦已成为农村了。据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的资料，庙头村旧有‘扶胥约’石额……长街亦分为‘扶胥西约’、‘扶胥中约’、‘扶胥东约’三段。”“今天庙头村仍为杂姓聚居，街道型式仍为交通村落，不似农村没有主街。故庙头村仍为商业聚落转为农村的聚落。”^[9]元大德《南海志》卷6“旧志税赋”记：增城县市务税钱4661贯，清远县市务税钱3623贯，怀集县市务税钱644贯，东莞县市务税钱2282贯，新会县市务税钱4088贯，扶胥镇市务税钱4467贯。^[10]南宋广州统8县：南海、番禺、东莞、增城、清远、怀集、新会、香山。^[11]该志总共就只记述了这6个地方的市务税钱，扶胥镇商业税收既位居第二（请注意，是仅仅一个镇与整个县比），又多海舶停泊，其在宋代为外贸港口，自无疑义。

当然，扶胥镇并非宋代广州唯一的外贸港口。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广州城内的南濠（在今南濠街、杏花巷和玛瑙巷的西侧）被开辟为泊舟之所。《宋史·邵晔传》称：“（大中祥符）四年（1011）知广州。州城濒海，每番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称琵琶洲（今海珠区琶洲）为“海舶所集之地”。^[12]南汉时已形成的白田镇（在今广州西关）亦为广州城西之港口，水陆交通的枢纽。^[13]作为海外贸易的中心，宋代广州有多个内、外港是很正常的。宋代之外贸政策，远较闭关之清朝为宽松，不能因清朝规定入广州之外国商船只能停泊于今海珠区之黄埔村，而断定宋代也有类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