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一体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有人说，深圳的崛起如同魔幻一般，就像是突然“变”出来的。

的确，40年之于人类历史的长河只是沧海一粟。但就在这历史的瞬间，深圳从一个不为人识的小渔村崛起为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县城变为流光溢彩的创新之城。如果进行简要总结，深圳崛起之道可以概括为，深圳的发展最初是通过借力借道香港，并通过发展不断汇聚资金、科技、人口、信息等各种要素，逐步奠定了其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与此相伴，深圳改革开放“探路者”的角色，也一度影响着国家经济、金融、贸易、科技等发展政策的制定。

时光荏苒，深圳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6亿元，到2011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用了30多年的时间，但到2017年迈上2万亿元台阶，仅用了6年。2019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2.69万亿元，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居全国首位，同时，地均与人均产出均为全国最高。登记商事主体近320万户，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从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爆发式增长应该具备四方面条件：一是大规模流入的资金，二是便利获取技术和知识的途径，三是有可能进入更加庞大的市场，四是能够形成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

推进深港合作有着广泛的历史渊源和民意基础。深圳与香港地区在历史上同根同源，同属宝安县。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深圳与香港在政治上逐渐分隔，成为中英两个国家分别管治的两个地区。英国占领香港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深港边界并未设哨卡，两地居民可自由往来。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大力发展工业，开启了腾飞的进程，由转口贸易港一步步发展为远东地区加工出口的重要区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航运、贸易、建筑等行业发展和日益现代化，香港成功跻身“亚洲四小龙”。

深圳作家斯培森在《我们深圳四十年》中指出：“香港在经历廉政风暴和产业升级后，短时间内成功跻身亚洲经济龙头队伍，成为全亚洲最繁荣富裕的地区和自由贸易港，这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资本、经验和渠道来孵化深圳。”

深圳这种巨大的转变，离不开香港的影响。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这对深圳和香港两地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深港关系发生历史性演进的关键。可以说，深港合作的前提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若没有改革开放的国策，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风”不可能吹进“内地”的深圳。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内“左”的方针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边境地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大搞“政治边防”而忽视经济建设，错失了发展的机遇，致使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另一方面，香港的快速崛起带来的诱惑，吸引着无数人通过偷渡外逃香港、澳门。尤其是在深圳，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达14万人，占当时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人数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数据参见中共广东省宝安县委员会《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77年11月22日）。

毗邻香港，这是深圳最独特的优势。但深港两地经济的极大反差以及逃港的尴尬，也促进了更深层次的思索和行动，效果更是立竿见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到获得初步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这从根本上缓解了长期存在的内地群众偷渡逃港问题。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和珠海等经济特区，并在深圳留下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深港合作的初级阶段是从贸易和加工的简单叠加起步的，有点类似今天的发达地区向临近地区输送落后产能。

深圳特区是首批迎接香港制造业北移的重点地区之一，世界级的珠三角出口加工基地便滥觞于此，举世闻名的“前店后厂”开启了两地合作的初级模式。其中，最典型的合作方式是“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也是深港两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出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凭借这种贸易加工合作，深圳背靠香港淘到了“第一桶金”。

令人称奇的是，维多利亚港的“风”不仅吹动了深圳发展的大潮，更带来了发展观念的深刻转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92年，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等地并发表南方谈话为标志，深圳的改革开放又掀开了新的浪潮。在“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下，深港合作驶入了历史快车道。(www.xing528.com)

学习香港、追赶香港，曾经一度是深圳的梦想，但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深圳，更是发展之路上要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深圳慢慢富起来了，南下的打工妹、打工仔也越来越多。但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种“初级加工厂”式的发展，对于深圳的长远发展注定是弊大于利的。此外，深圳发展了这么多年，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迫在眉睫。

学习香港，不能只考虑如何赚钱，不能满足于为了赚钱。为此，1994年2月，深圳市政府下发了《关于经济特区停止审批“三来一补”等项目的通知》，不仅要求原特区内限制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而且要求特区外的宝安、龙岗两区也要严格控制。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转向大力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积极引导原“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深圳发展迎来面向科技、面向创新的第一次华丽转身。

毋庸置疑，深圳崛起，香港起到了关键的引擎作用。香港自由港政策和市场经济活力的带动，香港外资中介和桥梁的功能以及香港开放的观念和国际地位等，都对深圳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开始踏上同深圳等毗邻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道路。尤其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发展遇到迷茫期，更加积极地寻求同深圳合作。

新世纪以来，深港间贸易、投资和交通更加顺畅、便利，两地居民又在购物、居住、文化、娱乐及医疗卫生等各种消费上实行互补合作，大量香港青年才俊涌入深圳打拼，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

从40年前GDP不足香港的0.2%，到2018年GDP超过香港，深圳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回顾深港合作的40年，大致经历了“前店后厂”“双城互动”“双中心”三个阶段，越来越呈现出勠力同心、相得益彰的典型特征。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初期，主要是靠“三来一补”起家，并利用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良好的引资政策，吸引了许多香港企业来内地投资。与此相伴的是，众多品牌的生产加工在深圳进行，产品策划、产品设计、营销服务等环节却在香港完成，“前店后厂”关系中，深港应该都是受益者。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制造成本逐渐提高，深圳开启了由代工厂模式转向发展高科技产业。后来随着深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双城互动更加便利和频繁，合作的深度、广度都有所拓展。特别是在2007年，深港两地签署了“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两地区域合作重心转移到了科技创新，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产业互促和教育融通，呈现出深港区域合作“双城互动”新局面。

近10年来，深圳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谋篇布局，GDP总量已经成功超越香港，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更加稳固。深港互学互鉴的“双中心”互动格局业已形成。

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在深圳创业定居。正如胡秋野在《深圳传》的“双城记”一文中所说：“深圳和香港像一对双胞胎，既相互独立，又相似乃尔……深圳与香港这一对同胞兄弟，从来没有真正地分开过……”

在2019年8月召开的香港在深学习就业创业青年座谈会上，深圳市委负责人表示，深圳的发展离不开香港的辐射带动与倾力支持。

身在鹏城，沿着深南大道向前，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招商银行总部、腾讯大厦……鳞次栉比的高楼，依次铺展开一幅壮丽的现代城市画卷。仅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23.8平方公里的辖区里，就密集分布了200多个产业园区，活跃着超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走出了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世界知名科技企业，诞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贡献了超过3000亿元的GDP。

曾经，香港作为深圳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桥头堡，在深圳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深圳取得如此的发展成就，香港作为“导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深圳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角色和地位是特殊的，但不会取代香港的功能。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是中国主动拥抱世界、主动融入香港，率先与国际接轨的先行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深圳先后打造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等重大创新开放平台，坚持在全球坐标系下谋划开放格局，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写不尽的城市才是最有魅力的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座中心城市，深港合作仍在继续，深港传奇还将持续上演。